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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藏教室] 论任伯年的绘画特色与民间艺术的关系

曹军戎曹彦明   2008-01-14

  摘要:海派绘画在中国美术的发展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学习民间、借鉴西方”是其重要特征。任伯年作为海上画派鼎盛时期的代表人物,是将民间艺术与文人艺术完美结合达到雅俗共赏的典范,他的艺术发展与特色体现了民间艺术对海派绘画的影响。

  关键词:海派;任伯年;民间艺术

  

  一

  

  清道光年间,随着鸦片战争的失败,上海被迫按照《南京条约》正式对外开埠通商,这刺激了上海商贸活动的繁荣,使上海逐步形成具有近代特征的工商业运作体系。经济的发达给上海带来了巨大的变化,随之各种新事物不断涌现,使上海成为近代中国最繁荣也是最具吸引力和生命力的地方,这样的现实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新的文化和观念的转型,并把艺术的、社会的、文化的、经济的新观念传播开来,最终凝结为一种普遍的具有现代意义的文艺思潮,即“海派精神”,它将风格、类型、地域不同而趣味一致的艺术家联系在一起,从而形成了以上海为中心的海派。

  在这新兴的商业都市中,许多以画谋生的画家纷纷聚集于此,形成了一支活跃而富有生气的画派——海上画派,这是自鸦片战争以来在上海出现的中国最早的一个美术流派,前后存在时间近百年,从20世纪中国美术的发展看,海派的影响无疑占据着最重要的地位。

  海派绘画的发生和发展,与上海当时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密不可分,商人的爱好与商业的繁盛推动着绘画的发展。上海的开埠,所引发的社会发展是多元性的,人民的生活也随着商业兴趣,而有更广泛的视野;就经济的发展,使之富裕的象征,甚至酬谢礼物,便落在精神文化的发展上。海派画家从民间大众喜闻乐见的有着吉祥、富贵、圆满寓意的年画、版画中选取创作题材,从民间工艺品如竹雕、木雕、刺绣中寻找绘画灵感。他们的作品既充满生活情趣,又反映当时社会现实,深受广大市民阶层的喜爱。

  海派绘画最具价值的方面可归结为:以雅入俗,雅俗相映……在清末发初的上海,《四书》、《五经》等传统知识已失去了用武之地,而经世致用之学日受青睐的文化氛围中,几百年来占统治地位的传统避世、隐逸、自娱的文人画山水逐渐式微,代之而起的是具有广泛大众基础并洋溢着世俗观念和视觉愉悦性的花鸟画和贴近现实的人物画。因此,以“雅”的名义行“俗”的功效,使雅俗相映,使成为海派艺术家的自觉追求。“学习民间、借鉴西方”,为了创作出雅俗共赏的作品来满足上海新兴市民阶层的审美趣味,画家们大胆变革,广泛汲取传统民间艺术以及西方艺术的营养。他们的画中既有来自民间绘画的“俗”又有文人画家表现方法的“雅”。“雅俗共赏”博得广大群众的喜爱,海派诸家的成就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他们对民间艺术的借鉴。

  

  二

  

  任伯年是我国近代杰出画家,是海上画派中的佼佼者,鼎盛时期代表人物,他的杰出艺术成就受到世人瞩目。

  任伯年名颐,初名润,字小楼,后字伯年,浙江山阴(今绍兴)人。父亲任声鹤是民间画像师,大伯任熊,二伯任薰,都是名声显赫的画家,任伯年少时受家庭的薰染,已能绘画。曾在十几岁青年时期,在太平天国的军中掌大旗,直到天京沦陷,才回家乡,后至上海随任熊、任薰学画,以后长期在上海以卖画为生。

  由于自小便有条件来接触绘画,任伯年从小养成了扎实的基础和娴熟的技艺,成为其日后绘画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础。任伯年精于写像,是一位杰出的肖像画家,“如镜取影,妙得神情”,人物画早年师法萧云从、陈洪绶、费晓楼、任熊等人,晚年吸收华喦笔意,更加简逸灵活。传世作品如《三友图》、《沙馥小像》、《仲英小像》等,可谓神形毕露。传其在十来岁时,一次家中来客,坐了片刻就告辞了,父亲回来问是谁来,伯年答不上姓名,便拿起纸来,把来访者画出,父亲看了,便知是谁了。这说明任伯年幼年时就从其父亲那里掌握了民间“写真术”的技巧。

  对任伯年肖像画风格起着重要作用的陈洪绶,虽然出生名门,是一位文人画家,但他性格放荡不羁,不拘规矩,且较早便走出家庭,独立于社会,并长期生活在比较贫困的境地中。仕途无进、心情忧郁、出入酒肆、醉酒狎妓、以书画与老兵小卒为友,这些行为都养就并体现了他的平民意识,因此他从不轻视民间画工,相反吸收民间艺术中的题材和形式,将其融入自己的创作中。如《九歌图》中的《大司命》等形象,面相便带有民间壁画的成分。另外,他还较多直接涉足民间艺术的创作,不少版画插图以及一些像《水浒叶子》、《博古叶子》等酒牌就是他的杰作,他的杰出线描才能使其版画成就将中国古代版画事业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而且,陈洪绶还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深入生活,通过观察生活来丰富自己的绘画创作。他经常到杭州西湖各寺院里去观摩那里所保存的古代佛像和神道像,并仔细观察市场中那些卖羹饭的、卖耍货的、卖曲子的、表演扑打戏和踩高跷的等在动作上的特征。而且尝试把戏剧艺术融入到绘画中来,如从木刻《水浒叶子》中不难看到演员们那种“立如松,坐如钟”的专业表现……陈洪绶画中的这些民间特征,都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任伯年的绘画风格。

  此外,对于民间土艺,任伯年也曾深深的痴迷。郑逸梅在《小阳秋》中说任伯年“寓沪城三牌楼附近,鬻画为活。邻有张紫云者,善以紫砂搏为鸦片烟斗,时称紫云斗,价值绝高。伯年见之,忽有触发,罗制佳至紫砂,作为茗壶酒瓯,以及种种器皿,镌书若画款于其。……日日从事于此,画事为废,致断粮元以为炊。”任伯年曾赠给吴昌硕一只紫砂茗壶,由龙泉周氏制,壶身刻有任伯年手绘的一对灵龟,双勾阴文,姿态异常生动,题款曰:“己卯(1879)春仲伯年任颐”,现藏于西泠印社。由此可证明任伯年进行过土艺实践。这不仅在任伯年的绘画题材上有具体体现,更重要的是任伯年通过对土艺的揣摩和制作,更多的注重到了金石和构图对绘画的重要性。

  同样在《小阳秋》曾经记载:“捏塑其尊人一像,高三四尺,须眉衣褶,备极工致。日日从事于此,……无以为炊,妻怒,尽举案头所有而掷之地。碎裂不复成器。谨克保存者,即翁像一具耳。”可见任伯年在制作紫砂茗壶,酒瓯器皿的同时还尝试过泥塑,塑了其父亲任声鹤的坐像。任伯年长期生活在绍兴、宁波、苏州等地,都是民间泥塑艺术渊源深厚的地域。传说天津泥人张从清官避祸南下,到上海后曾与任伯年往来密切,且从其学画。

  雕塑与绘画相辅相成,是中国古代艺术的一个优秀传统:雕塑的成就必然反映并影响到绘画的成就,反之亦然二者相得益彰。后来却分道扬镳,尤其是明清以来,泥塑等土艺更遭冷遇,文人士大大不屑问津。而任伯年却走着一条与明清文人士大夫完全不同的道路:真正远接了中国艺术的传统,从一个更广阔的艺术领域内多个角度来刺激探求对绘画的创新和继承。任伯年的肖像画、人物画,以至花鸟画,之所以栩栩如生,之所以有透彻的立体领悟和空间感,显然也与他从事制作茗壶和塑像有关。

  民间艺术的淳真、热诚,造就了任伯年对艺术的敏悟力和蓬勃的创作欲,对新事物的大胆追求和领悟,这些都是那些远离民间的士夫画家所终身欠缺的。

  三

  

  无论从题材内容还是到精神格调,抑或是手法技巧,任伯年的绘画都受到了民间艺术的熏染。民间艺术热烈、健康,对生命力自然的那种宣泄,都深深影响着他的创作。在他的作品中,洋溢着明朗、乐观向上的积极气氛。从神仙世界中的女娲、八仙、寿星、麻姑、王母、刘海、干将莫邪、龙女、钟馗……到老子、苏武、苏轼、红拂等这些民间大众喜欢的形象,到现实生活中的牧童、钓叟、樵夫、舟人、织妇、药农等,乃至龙风、鸡、鹅、犬、猫等,这类绘画题材深入人心,与普通大众欣赏口味相吻合。他笔下的人物形象鲜明突出,如画钟馗有的风流潇洒,有的嫉恶如仇;或按剑仰视,或执扇窥测,从不同方面出色的塑造秉性正直而落拓不遇的形象。在《钟进士斩狐图》中画出钟馗举剑砍杀变化成美女的妖狐,火红色的钟馗和墨色的妖狐形成鲜明的对比效果。

  任伯年的绘画色彩明艳,他能把复杂的颜色统一于画面,既富有鲜明的对比,而又调和不生硬,浓而雅馨,如《风尘三侠图》、《小浃江话别图》等。他除了用传统的朱砂、胭脂一类鲜艳的颜色外,还大胆引入西洋红,画枫叶、凤仙、红菱、桃花,他的画中常出现红与绿的大胆对比在层次丰富的墨色的映衬下,画面光彩夺目,像《蟹菊图》、《天竹栖禽图》、《花卉图》等。他在金笺纸上作画。在泥金底上用浓艳的色彩,利用金笺底色的烘托作用,渲染出金碧辉煌的艺术效果,富有浓厚的装饰趣味。他已经跳出传统文人画水墨为上的传统,将文人画之笔意墨韵与色彩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与民间艺术结合更为密切的崭新的文人画面貌。

  任伯年的绘画,无不散发着世俗的情调,题材无不是民间劳动人民所喜闻乐见的,却又有着一种田园诗一般的意境发于笔墨之间,跳逗于那些平易生动而可爱感人的艺术形象之中。他的绘画常令一接触画面的人很容易进入到一个熟悉而又激起艺术共鸣的境界中去。任伯年的画看似自然平易,但却千锤百炼,真力弥漫,任伯年的绘画在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画坛犹如冲出地层的泉眼,清澈纯洁,荡涤着人们苦难的心灵。

  

  四

  

  一般说来,在中国绘画史上的宋代以前,民间画师与宫廷画师或文人画家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森严界限:而恰恰相反却时见有互相切磋、彼此合作的例子,如敦煌壁画永乐宫壁画更是民间艺术家创作的辉煌的艺术画廊。但由元代以降由于社会历史的原因,也由于卷轴画的盛行,艺术门类各分支之间,尤其是诗、书、画之间的相互渗透和影响,逐渐形成了民间艺术和文人画的两大分野,成为两个各自发展的艺术潮流。至明代,尤其是董其昌等人标榜文人画,分划为南北两大宗以后,文人画更加盛行,而民间画则成了不登大雅之堂,并为文人士大夫所不屑一顾的俗匠之作。文人画的高蹈远引与几近不食人间烟火之“雅”,长期以来一直占据着压倒民间画乃至院体画之“俗”的绝对优势。

  但是到了清代,尽管正统派的力量依然非常的强大(清初“四王”正统派山水横行天下),但仍呈现出不可避免的雅俗合流之势。新兴市民阶层的审美趣味是影响传统画风的根本原因,民间艺术犹如深藏地下的泉水一般一脉长流汩汩不息,深受民间艺术影响的海派艺术尽可能摒弃平和简静又贵逸闲适的士大夫情调,使绘画开始贴近现实人生,发世情之感触,写世俗之情味,歌小民之理想,并在风格形态上反正统派之道而行之。

  在民间艺术的影响下,海派大师除了任伯年以外,其他人也都从民间艺术中吸收借鉴,如吴昌硕,虽以典型的文人画笔墨奠基却借鉴民间绘画明丽的色彩,强烈刺激的大红、大绿、大黄,在他的画面中显得十分协调;还有钱慧安,在题材上多画民间喜闻乐见的吉祥故事、神仙轶事……他们的画中既有来自民间绘画的“俗”又有文人画家表现方法的“雅”,但画风是民间的现实精神。

  海派绘画吸取民间艺术的养分,传承了中国传统的美学理念,其影响对近现代中国绘画意义深远。

  摘自:《艺术百家》200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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