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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藏家] 文博大家王世襄战后苦追国宝

李经国   2009-12-01

  上个世纪末,曾有一种说法:下个世纪可能会再出一个钱钟书,但出不了一个王世襄。但在王世襄辉煌的人生中掩藏着一段至今尚未昭雪的伤心历史。而这段历史却源自世界闻名的文博机构——故宫博物院。

  

  一

  1944年,国民政府的教育部在重庆成立了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简称“清损会”)。1945年9月在世交马衡与梁思成的引荐下,王世襄被任命为平津区助理代表。当时的正代表是教育部特派员沈兼士,副代表为唐兰、傅振伦,但由于交通困难始终没有到任。平津区清损工作结束后,王世襄又被派往东京任中国驻日代表团的专员。在此前后约两年的时间内,王世襄参与了抢救和接收六批重要文物的工作:调查、接收杨宁史青铜器,收购郭宝昌觯斋藏瓷,接收溥仪存在天津张园保险柜中的一批文物,抢救朱启钤存素堂旧藏丝绣,调查、追还美军德士嘉定少尉非法接受日本人的古物和从日本押运善本书籍回国。

  据王世襄回忆:经古玩商陈耀先、陈鉴堂、张彬青等人提供情况,沦陷时期河南等地出土的重要青铜器多数被纳粹德商杨宁史买去。杨氏是禅臣洋行经理。1945年11月上旬的一天,王世襄到干面胡同禅臣洋行去查看,恰好看见一个外籍女秘书在打字,文件内容是青铜器目录。王世襄将目录拿到手中,声明就是为追查此批文物而来。女秘书说,目录是德人罗越交给她打的,如需用这份目录,请告知罗越。王世襄拿目录找到罗越,罗氏承认目录是他编的,而器物则为杨宁史所有。杨此时在天津,因日本投降后,限制日、德两国人自由行动,故杨不能到北平来。为了使杨承认有这批铜器,只有把罗越带去天津与杨对质。王世襄费尽周折,最终经官厅审批等手续,终于将罗带往天津。1946年1月12日,经过王世襄的努力和官方出面交涉,杨宁史收集的古青铜器127件和古兵器136件被运到故宫御花园绛雪轩清点交接。杨氏藏器类别全、涵盖广、时代序列完整、器型和花纹图案精美,其珍贵程度超过其他各家藏品。最为著名的是战国宴乐渔猎攻战纹青铜壶。杨氏青铜器被故宫接收后不久,在南京举办胜利后第一次文物展览时,曾运往参加展出,引起轰动。

  觯斋藏瓷(郭宝昌号觯斋)是王世襄为故宫抢救收购的又一批重要文物。为此,他还写成“节略”,转交给宋子文,由宋筹划收购所需之钱款。1946年2月24日,觯斋藏瓷由宋批准出资收购,从郭家运到故宫,存入延禧宫库房。这批郭氏藏瓷时间跨度大、种类繁多,几乎囊括了中国陶瓷史各个阶段的代表作品,不但有很多精美的宋瓷,还有故宫藏品中罕见的古铜釉乳钉牺耳尊,共计422件。

  1946年7月,美军驻军在天津张园(原为溥仪寓所)屋内发现两具保险柜,一具已空,一具锁住尚未打开。受沈兼士的指派,王世襄去天津后才知道此批物品为溥仪离去时未能带走的文物,共计21匣,1085件。包括玉器、瓷器、珠宝饰物、翡翠、书画、景泰蓝、烟壶、铜镜、文玩什物等等。这批文物个头小、数量多、价值高,其中以商代鹰攫人头玉佩、宋高宗书马和之画《后赤壁赋图》、元初钱选《孤山图》、黄杨绿翡翠扳指等尤为珍贵。

  朱启钤,辛亥革命后,任交通总长、代理国务总理、内务总长。朱氏雅好集藏缂丝、刺绣,时代自宋至清,约二百件,以辛亥革命后从恭王府购买之精品最为珍贵。1924年前后,日本实业界巨子大仓喜八郎托人愿以银洋100万元购买,遭到朱氏拒绝。后朱因经济拮据,经张学良介绍,在得到今后不得售给外国人的承诺后,以20万元的代价售给东北边业银行。“九一八”事变后,这批丝绣被伪满定为“国宝”。1946年5月,长春已被解放军包围。朱启钤生怕丝绣被毁,指示王世襄用清损会平津区办公处及王世襄个人的名义,写了一个要求抢救的呈文,由朱启钤设法转送给宋美龄。丝绣果然立即从长春被空运到京。

  二

  1946年初,天津正在分批遣送日本人回国。当时有规定,日本人手中的文物一律上交,不准携带出境。3月15日成古斋古玩铺孙成章向王世襄报告,天津同业李文治知悉日本人原田广冶、税田义人藏有相当名贵的宋元瓷器,应调查追回。3月21日,王世襄到达天津,找到李文治,先到敌伪产业处理局驻津办事处及天津市警察局说明来意,两处派人同去找原田、税田。二人承认有宋元瓷器,因遣返时不能带走,已将瓷器转移给美军少尉德士嘉定。经与日本人对质,德氏承认接受过瓷器,但已于日前邮寄回美国。

  回平后,王世襄向行政院驻平办事处、敌伪产业处理局汇报了此行的经过。经多方努力,最终追回古物50件,其中包括宋定窑碗、宋黑定窑碗、宋梅瓶、元钧窑香炉、宋香炉、明宣德碗、明初青花梅瓶等,还有康熙青花壶、乾隆粉彩皿、宋龙泉碗、元钧窑碗、明青花皿等。

  1946年底,王世襄作为清损会派往日本的专员,于12月中旬到达日本,在中国驻日代表团第四组工作。在日期间,王因感到美国刁难设阻,调查文物损失处处碰壁、寸步难行,留在日本只能空耗时日,而故宫的基本工作亟待开始,不由地想回故宫效力。经吴文藻、谢冰心两先生帮助说明情况,团长朱世明同意由王世襄将在日本发现的一批善本书押运回国。

  当时善本书存在东京上野公园内,船码头则在横滨,坐火车要走一个多小时。由于码头没有库房,不能把书运到码头等船。因为运书上船至少前一天要通知文部省,第二天才能提书。书共107箱,需用卡车五六辆,也须前一天联系好才能有车。

  为了尽早将这批国宝运送回国,王世襄每天上午都去横滨,坐在船公司内,随时查询来船的情况,下午才回东京。经过十多天的值勤,确知有一艘美国货船将在横滨停靠3天后去上海,船上有空吨位。王世襄与公司及船长核实情况后,赶回东京,下午由美国宪兵摩托车开路,七八辆卡车将书箱送到横滨码头,不日,这艘载着中国珍贵的古籍文献的货船驶向了上海。为此,王世襄的体重减轻了十几磅。翌年2月,此批古籍全部安全返回南京国立中央图书馆。1948年国民党撤退时,又被运往台湾。

  王世襄追回了数以千计的国宝,使祖国文物避免遭受重大的损失,功莫大焉!王世襄的功绩是应该载入史册的!

  1946年7月10日,王世襄被任命为故宫博物院古物馆科长。

  三

  然而,历史对王世襄开了一个极大的玩笑。上世纪50年代初,正是由于有抗战胜利后作为清损会平津区助理代表追回大量国宝的“特殊经历”,王世襄便自然成为故宫“三反”运动中被重点清查的对象。而其“理论依据”则是:“国民党接收大员没有不贪污的。”虽然他是清白的,但清查者却没有给他清白无辜的结论,以致他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并且让他离开了故宫博物院。在以后的反右中又遭受迫害。

  离开了曾经要一辈子为之献身的故宫博物院,对王世襄和故宫都是莫大的损失。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或许又是王世襄的大幸,更是民族文化的大幸。就像他撰写的《大树图歌》中说到的:“苍天胡不仁?问天堪一哭!欲哭泪已无,化泪为苦学。”这种欲哭无泪的境遇,更促使他发愤建立和挽救了一批民族文化的绝学:无论是明式家具,还是中国竹刻;无论是中国葫芦,还是北京鸽哨;无论是明代鸽经,还是清代鸽谱;无论是蟋蟀谱,还是匠作则例……通过他不懈地穷本究源,许许多多的罕有人知的东西,沉寂后又被激发出来,原本不登大雅之堂的民间工艺又成为了一门门新的高雅的绝学。王世襄先后出版了《广陵散》、《髹饰录解说》、《画学汇编》、《雕刻集影》、《竹刻艺术》、《明式家具萃珍》、《锦灰堆》、《中国画论研究》等不下三四十种。

  1956年吴仲超出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后,这位求贤若渴的伯乐曾经通过文化部想把王世襄调回故宫博物院工作,但因种种原因而未办成。随后王世襄被吴仲超院长聘为故宫博物院历代艺术专门委员和文物修复委员会委员,并在故宫设有专门的休息室。

  尽管经历了种种磨难,但王世襄为国家追回国宝的热情至今仍然不减。2003年,王世襄为“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专项基金”赋诗一首:“为赎中华国宝还,悬金求索不辞艰。一朝展馆容瞻赏,万众欢欣尽笑颜。”其诚心可见一斑。

  来源:扬子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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