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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藏教室] 中国书画作伪钩沉(上)

徐辉    2009-12-20

  中国书画作伪历史已久,发轫于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已蔚然成风,宋时形成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作伪高潮,元代稍有衰落,到明清时又重新达到高峰,作伪之盛超过以往任何朝代,并在民国得以继续发展。解放后书画作伪虽销声匿迹一段时间,但随着20世纪90年代艺术市场的火热又死灰复燃,较之以前有过之而无不及,体现出历史的延承性。

  

  一

  

  魏晋南北朝时祟尚清谈雅玩,于是涌现出一批出身士大夫阶层的书画名士,他们的书画一时间成为人们竞相购藏与赏玩的对象,“新渝惠倏,雅所爱重,悬金抬买,不计贵贱”,书画收藏和名迹买卖之风渐盛。一些文人画士为了学习大家技法,争相描摹其作品,使得大量赝本应运而生。

  当时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为朝野所推崇,故临摹王羲之书法者数不胜数。据《太平广记》记载:“羲之曾自书表与穆帝,专精任意,帝乃令索纸色类长短阔狭,与王表相似,使张翼写效,一毫不异,乃题后答之。羲之初不觉,后更详看,乃叹曰:‘小人乱真乃尔!’”。可见当时张翼仿王书已出神入化,甚至连王羲之本人都辨不清是否出于己手!除了张翼,当时模仿王书惟妙惟肖者还大有人在:“康昕学王右军草,亦欲乱真。与南州释道人作右军书赞。”虽然康昕,释道人之流模仿王书主要是为了学习,但其摹本不免会被一些别有用心者所利用:东晋高僧康法识“尝遇康听,昕自谓笔道遏识。识共昕各作王石军草,傍人窃以为货,莫之能识。”康法识和康昕摹仿王书、本无牟利之心却被“傍人”所利用,成为以假充真的工具。

  为了使造假更具欺骗性,书画作伪方式也在不断改进:“轻荡之徒,锐意摹学,以茅屋漏汁,染变纸色,加以劳辱使娄久书真伪相糅,莫之能别。”当时这种先模仿作品的形貌,再用茅屋漏下来的脏水染色,继而搓磨作旧,并把真伪书迹杂糅一起,务求鱼目混珠、瞒天过海的作伪方法已在民间流传开来。

  书画作伪的情况引起了某些有识之士的忧虑,梁武帝萧衍在《答陶弘景书》中就很不客气地指出王羲之赝品乱人耳目,损害王书声誉的危害,并就自己的经验提出了鉴别王书真伪的警辟之语,“逸少书无甚极细书,《乐毅论》乃微粗健,恐非真迹。《太史箴》如复方媚,笔力过嫩,书体乖异,上二者已经至鉴”,从而推动了书画鉴定的发展。

  

  二

  

  有唐一代,国力昌盛,四海升平,经济的繁荣和物质的相对宽褡使得人们对精神享受的需求更为迫切,文化艺术事业得以蓬勃发展。临摹作为书画传播与学习的主要手段,已成为一种时尚,致使前代与当代的书画名迹多有模仿。有些流传下来唐代宇画,因为时代的久远和真品的流传无序已成为不辨真伪的悬案,像褚遂良的《大字阴符经》《倪宽赞》《文皇哀册》,虞世南的《汝南公主墓志》稿,欧阳询的《千字文》,张旭的《古诗四首》,陆束之的《文赋》,怀素的《自叙帖》,颜真卿的《自书告身》等的真假问题至今仍有争议。

  皇家对书画的挚爱推动了造假的规模。由于唐太宗李世民十分推祟王羲之的书法,要求各地进献王羲之的墨宝,从而促使王作更为走俏,临摹作伪者不计其数,甚至连“贞观”时期的书法名家李怀琳也曾仿造过王羲之的《大急就》。搜集进宫的王作数目远远大于王羲之的存世之作,致使唐太宗不得不令当时的书法名家和鉴赏家魏徵虞世南、褚遂良等人对搜集来的大量工作进行仔细鉴定,以仿赝本鱼目混珠书画鉴定也随之得以发展。

  不过,书画创作的复杂情况有时也给鉴定带来意想不到的困难,比如“吴生(吴道子)每画便去,多使琰与张藏布色,浓淡无不得其所。”这里吴道子勾图,弟子上色,致使一幅画里真伪杂糅,给后世的鉴定增加了难度。

  集团化,大规模造假在唐代也开始初露端倪。据胡璩的《谭宾录》记载:“长安初,张易之奏召天下名工,修葺图画。潜以同色故帛,令各推所长,共成一事。仍旧缥轴,不得而别也。因而窃换。进而以假当真还归内府,真迹留己。”张易之偌修内库图书为名,组织画工对内府书画名迹“锐意模写,仍旧装裱”,复制水平之高已达到“一毫不差”的程度。他这种按画工所长分工作业,借职务之便监守自盗的行为,开启了现代书画造假流水作业之先河,成为史书记载最早的以官方名义进行复制书画的活动。

  

  三

  

  自唐以降,五代时期书画作伪情况也时有发生。如后梁驸马都尉赵岩,借唐末离乱之机,重金收购名画得5000余幅,称盛一时。赵为人谦和手下食客百数人;同时又和当时的绘画太师胡翼交好,常请胡翼为其所藏书画品评优劣,划分上,中,下三品。如遇劣画,则叫手下画匠仿照古人笔意,或用水刷或以粉墨进行涂改,经数次修整后,认定合格方装成卷轴,并请胡翼在画后题跋,以假充真,至今有《秦楼》《吴富》《盘车》《洗马》《回纹》《丰稔》等图流传于世。

  再如梁左千牛卫将军刘彦齐,鉴别书画眼力甚高,在当时有“唐朝吴道子手,粱朝刘彦齐眼”之称。除了眼力精到,刘彦齐复制名迹的本领也殊实非凡。常常为得到精品而不择手段,花钱贿赂收藏者的管家,名为暗借真迹观赏,实为将真迹手自传摹,伪制后退还赝品保留真品,用此手段刘彦齐也搜集了不少的古画珍品。

  四

  

  到了宋代,随着商业的不断发展,字画逐渐成为一种获利颇丰的商品,包括书画在内的文物市场纷纷在大都市中亮相,如汴京相国寺的集市上就出现了专门买卖书画的铺席。宋室皇族尤为喜爱书画,像宋徽宗赵估本身就是书画家和收藏家;因此高涨的王室收藏带动了民间收藏的兴旺,好古之风的盛行促成书画作伪渐成风气,形成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收藏高峰和作伪高峰。

  宋朝虽然收藏字画的人很多,但大多数的鉴别能力不敢恭维,如北宋嘉年问就有这样的三位“收藏家”——杨褒、邵必和石扬休。他们收藏字画可谓不遗余力,但因目力修养极差,藏品中少有佳作。像杨褒虽以“四世五公”自称,但收藏的书画中并无一件珍品。而邵必见到江南画便题徐熙,见到画星神者便认作阎立本,王维、韩乹混。这种缺乏辩伪识真能力的收藏者的大量存在,无疑助长了造假者有恃无恐的气焰书画作伪的情况在些文献资料中多有记载:

  “(李公麟)殁后,画益难得至有厚以垒帛购之者。由是,夤缘摹仿,伪以取利。不深于画者,率受其欺”。

  “政和间,有外宅宗室不记名,多畜珍图,往往王公贵人令其识别,于是遂与常卖交通,凡有奇迹必用诡计勾致其家,即时临摹,易其真者,其主莫能别也。复以真本厚利易之,至有循环二四者,故当时号曰便宜三。”

  在当时所有的伪品中,模仿宋初山水太师李成的最多,“自成殁后,名益著,其画益难得。故学成者皆摹仿成所画峰峦泉石,至于刻画图记名字等,庶几乱真,可以欺世”。鉴于此,慈圣光献曹太后为此还专门请李成的孙女在宫中鉴识真伪,结果在内府所藏的159幅李成画作中仅挑出4幅真迹。宋代鉴赏家米芾也曾在《画史》中披露自己平生所见的300本李成画作中只有两本为真迹,“一松石,一山水四轴”,而“今世贵族所收大国……皆俗手假名,余欲为无李论”。除了李成造假严重外,米芾还称自己所见到的所有的王维作品中仅一件是真迹,而吴道子的300本全系伪造!宋代书画造假泛滥可见一斑。

  除了工匠造假书画大家参与造假在宋代也不鲜见。像米芾就是一个书画模仿高手,被乾隆帝珍为“三希”之一的王献之《中秋帖》就是出自他的手笔。米芾暗古成痴,“遇古器物旧画,则极力求取,必得乃已。”由于他“妙于翰墨,精于鉴裁”,“尤工临移,至能乱真”。所以“常从人借古本自临拓。临竞,并与临本真本还其家,令自择其一,而其家不能辨也,以此得人古书画甚多。”虽然米芾抱着炫耀才技的目的,公开造假的事实,并让原主自行选择真赝,较之刘彦齐的做法光明磊落一些,但其作假的事实却不容讳言。

  来源:《艺术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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