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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杂谭] 丹青越时空 千载有余香

 2010-01-25

  ——《宋画全集》编辑出版工作专家访谈摘要

  2008年12月28日,我国第一部大型断代绘画总集——《宋画全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首发式。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路甬祥在讲话中指出: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文化承载了一个民族的凝聚力与创造力。宋代的文化艺术成就在中国文化史和思想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一个民族只有它的

  文化得到传承和弘扬,才能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近千年来,作为宋代文化艺术成就的重要组成部分,宋画被公认为中国绘画艺术的高峰。《宋画全集》的编纂出版,是继《全宋词》、《全宋诗》、《全宋文》等大型宋代典籍之后,对宋代文化艺术的又一重要研究成果,是迄今最权威、最完整的宋画编纂集成,填补了我国宋画整理汇编的历史空白,开创了中国绘画大型断代集成的先河。

  作为浙江省文化研究工程的重点项目,《宋画全集》“欧美卷”、“日本卷”问世一年来,诸多国内外宋画研究专家纷纷从历史、文化、艺术等多种角度,给予《宋画全集》高度评价。

  今天,《宋画全集》第二卷(上海博物馆藏品)和第三卷(辽宁省博物馆藏品)面世之际,我们将叶朗、冯远、朱良志、汤一介、李学勤、袁行霈、潘公凯等七位著名学者、艺术家的访谈摘要刊登于下(按专家姓氏笔画为序),旨在通过专家们对《宋画全集》的评价,使读者对《宋画全集》的历史价值、学术价值和研究价值有更为深入的了解。

  ——《宋画全集》编辑委员会

  

  叶朗(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院长,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市哲学会会长):《宋画全集》的编纂出版,无论是从研究的角度,还是从传播中国艺术和文化的角度,我认为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过去学术界有一个比较传统的看法,就是中国封建社会,五代以前处于上升阶段,五代以后处于下降阶段。当然,从某个角度也可以这么说,因为大唐帝国非常繁荣,宋代的国事有点落下去了,整个文化也就有那个下降阶段的特点。但我一直觉得这种看法还需要研究。从艺术上讲,唐诗当然非常好,但不能说宋诗、宋词就不好。宋诗、宋词和宋代绘画,都有很多特点,可惜过去我们都研究不够。宋明理学是中国哲学发展最精致的一个阶段,非常精致、非常有深度,美学也是如此。宋代的绘画,元代的绘画非常有特色,那是唐代绘画所没有的。所以我觉得我们过去研究中国的文化,往往认为五代以后,中国的文化就开始有一点没落了,或者说走下坡路了,这种说法要重新推敲,至少从文学、艺术、哲学、美学这些角度,这么说有一定的片面性。宋代、元代、明代、清代有很多非常有价值的东西。不但要研究宋代文化和宋代绘画的关系,还要研究宋代社会,不要局限于文化。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城市经济的繁荣,这对人的审美意识的影响极其深刻。城市生活对人的审美意识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我觉得《宋画全集》出来后,对我们研究整个五代以后的文化,包括艺术、文学等等,意义是非常大的。

  另外我认为《宋画全集》的编辑思路也非常好,一个是图,一个是文字材料。图非常全面,各种题跋等等都有;还有文字材料,这个对研究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从研究的角度讲要尽量全。总之,《宋画全集》的编篡出版,无论是从研究的角度,还是从传播中国艺术和文化的角度,我认为都是非常有意义的,非常有贡献的,非常值得赞赏的,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

  以我个人的研究领域为例,从研究美学史的角度来说,《宋画全集》对我们也很有帮助,因为人的审美意识,一方面表现为理论形态,理论形态就是美学史,理论著作,另一方面就是表现为作品,这也是审美意识。研究中国从古到今的审美意识,一个是要研究理论,一个是要看现实的作品。过去对这方面的研究很不够,不止是宋代,整个研究都很不够。做学问必须要有学术积累。浙江大学中国古代书画研究中心现在做的就是学术积累的基础性工作,非常好,做研究的人,或者一般读者非常感谢这一工程。习近平同志说这是一个工程,我觉得很对,这是一个大的工程,基础性的工程。这件事做起来很不容易,如果没有领导重视,政府支持和学校领导的重视,没有人力、物力的投入,没有一点眼光和胆识,是做不了的。要一代一代积累,潜下心来仔细做,不能心浮气躁、急功近利。“十七大”提出来民族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整理、研究、发扬、传播中国文化,是对中国文化的一种贡献,功德无量。我们中华民族的子孙就是要做这种工作,为中国文化,中华文明做这一工作。现在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是一部分工作,不传承中国文化,怎么复兴?!

  

  冯远(中国文联书记处书记、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名誉院长):我觉得这个做法,既保护了作为历史文物的宋画,同时又在现阶段,最大化地发掘了它的利用价值。确实是中国在研究古代美术这个领域内,作了一件前无古人不敢说后无来者的重要的、有价值的好事情。

  一、关于解决文物保护和文物利用的矛盾

  所谓文物,是文化、历史的一种物质的或者说是有形的一个载体。历来就存在文物保护和文物利用这对矛盾,我认为,保护的目的是为了利用。如果纯粹为了保护而不发挥效用,这种保护就没有意义。文物一定要起到利用这个作用。但是反过来因为过度利用,或者说是破坏性地利用,造成对文物的损害,我们就成为历史的罪人了。所以,我觉得有效的保护与合理的利用,是可以协调好的一对矛盾。比如说敦煌壁画,现在继续在损坏,因为甘肃这个地方气候干燥,如果还是有大量观众、游客毫无节制地参观的话,他们呼吸中二氧化碳的湿度继续会对壁面上的色彩产生损害。但如果为了保护,尽量减少降低损害的程度,是可以的。但是要允许专家看,学者研究,并将这种研究成果传播开去。否则的话,这种保护变得失去意义。我觉得出版这样一套《宋画全集》,利用现代印刷技术,比较全面地收集、整理、著录宋画作品,通过精美的、高清晰度的印刷成册、出版发行,就是一种最好的保护和利用。因为这让大多数人都有机会看到,让专家、学者,一般的美术爱好者都能看到。所以,我觉得这个做法,既保护了作为历史文物的宋画,同时又在现阶段,最大化地发掘了它的利用价值。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二、关于中国画本体研究

  从事绘画艺术的人都知道,研究作品是要看原作的,尤其是水墨画。宋代的水墨画,应该说是唐画之后形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绘画流派。对中国这一绘画流派而言,水墨跟纸质材料发生的细微变化,仅仅看印刷品、看图片是不够的。当然最好的办法是看原作,尤其是像宋画这样一批笔墨功夫非常扎实、技巧非常成熟、表现手法非常丰富、艺术价值十分宝贵的作品。但是因为年代久远,宋画的纸、绢发黄,这是可以想象的。一方面你不能不看原作,另一方面为了保护又不能经常看原作。所以我们回到刚才所说的问题,由现代高科技的印刷术,来解决这个问题,尽可能完整地、清晰地把作品原貌展示出来,这是一个最好的办法。如果说当年日本二玄社通过高精度印刷绘画古迹,对保护和传承文化起到了一个积极的推动作用的话,那么我想在21世纪的今天,现代的印刷技术完全有条件比那个时候做得更好。为什么说做得更好呢?因为它的直接成果为当代从事宋代水墨画创作、历史研究的画家、学者提供了一个非常便利的条件,在不能接触原作的情况下,他们可以深入、全面、清晰地了解作品。这是在现有情况下能够达到的最好的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说,《宋画全集》的出版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

  三、关于中国绘画的继承和发展

  实际上这个问题是前面两个问题的延续。我觉得《宋画全集》能够把目前可以收集到的所有宋代绘画,包括流散在国外的作品,完整地收罗进来,编撰成册,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好事情。它的价值在于,对于从事美术历史的研究,从事绘画研究,从事绘画本体艺术研究的人来说,能够全面地、系统地、完整地了解宋代绘画的全貌,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让当代从事绘画艺术的画家、绘画爱好者,包括中国画、水墨画的爱好者,能够一览宋画的发展、变化、演变的全过程。

  因此,《宋画全集》的出版,确实是中国在研究古代美术这个领域内,作了一件前无古人不敢说后无来者的重要的、有价值的好事情。

  朱良志(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宋画全集》的编纂出版,等于把世界各地的宋画集成了,这具有巨大的意义。

  我们讲中国绘画,主要讲宋元绘画、宋元传统。宋元传统可以说代表了中国绘画发展中的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的一个典型的绘画发展形态,它有很多新的东西。我们讲汉唐气象、宋元传统,在宋元传统中显示出来的这种精神气质的东西,与汉唐是不一样的。因为中国从五代以后,或者说从中唐到五代以后,中国的整个审美风气发生了变化,所以宋代尤其是北宋到南宋这个转换时期,他的绘画发展脉络是极为重要的。《宋画全集》把这个时期的绘画全面地展现出来,对我们了解宋元这样一个新的传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以前我们搞研究,有关中国的绘画图像史料,分散在世界的各大博物馆,中国大陆的、台湾的、日本的、美国的、欧洲也有一些,收集起来非常不便。这次《宋画全集》的编纂出版,等于把世界各地的宋画集成了,这具有巨大的意义,给研究者带来很大的方便。以前我看了很多画册,很少看到有把引首、题跋的内容放进去的,原画的大小也不大容易有直观的印象。但《宋画全集》很好地解决了这些问题,这对研究者来讲真是一件太好的事情。我觉得《宋画全集》的出版,肯定会推动中国的宋元绘画传统研究。因为元画是从宋出来的,宋画在这个转换时期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汤一介(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所长、《儒藏》总编撰、博士生导师):编纂《宋画全集》是非常有意义的,不亚于编纂《全宋文》、《全宋诗》、《全宋词》的意义,或者说更大,因为它的难度更大。

  我不是做文学艺术的,主要是做哲学。哲学跟文学艺术从思维方式上讲,是两种思维方式,我完全是搞抽象思维的,不是搞形象思维,但是我知道中国艺术在世界上非常有价值,非常有特色。从绘画艺术来说,我们和西方,从古希腊开始,风格就不一样,而且两宋绘画是我们绘画艺术发展的最高峰,特别是宋徽宗的时候和宋徽宗以后,发展得更繁荣,为中国留下了许多非常珍贵的绘画艺术品。因此,我觉得编纂《宋画全集》是非常有意义的,不亚于编纂《全宋文》、《全宋诗》、《全宋词》的意义,或者说更大,因为它的难度更大。我看了《宋画全集》的目录,那是要在全世界范围收集图片的,这非常难。欧美我跑过很多地方,他们收藏的中国艺术品相当丰富,可是分散在各个大的博物馆或者是图书馆里面。我想,你要把它要回来是不大容易的,可是我们把书做出来,大家就可以看到了,对不对?就可以不仅让中国的学者、中国的老百姓都能欣赏到这些珍贵的艺术品,而且也可以让世界各国更了解中国的艺术、中国的艺术特色。

  再一个就是文化问题。怎么样把我们的文化全貌呈现在我们的老百姓面前,呈现在全世界人们的面前,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除了诗、词、文,当然还有绘画、书法、音乐等等。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它有很长的历史和很好的文化传统,艺术是最能反映这个民族的文化精神面貌的。所以我觉得,编纂出版《宋画全集》,一方面是对前人的一种很好的传承和记忆,同时也是对后人的一种非常宝贵的贡献。虽然我是一个做哲学的,也非常感谢。现在我也在做一个比较大的东西,就是这个《儒藏》,把儒家的经典全编在一起,编在一起的目的也是为了传承中国文化,并使之在世界广为传播。为什么做这么大的一个东西呢?目的就是传承我们自己的文化,保存我们自己的文化,让后人能够很好地了解我们的文化,让全世界能够更好地了解我们中国文化。我们的想法是相同的,都是希望更好地把我们中国的文化传承下去,让世界人民,让中国人民更了解它,能够很好地欣赏和利用它。

  李学勤(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中国先秦史学会理事长、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宋代有一种很特殊的、在文化繁荣发展上体现出来的前进的精神。宋画比我们读到的各种当时的经史子集能够告诉我们更多的东西。

  1925年王国维先生提出“二重证据法”,有当时的历史背景。因为当时整个学术界的传统都是单一地注重文献,而王国维先生提出“二重证据法”,是要把地上的材料和地下的材料互相对照印证。虽然他所举的例子也都是些古文字,可实际上已经包括了古代的一些具体的遗物,你看他取的那些地下的甲骨文呀、金文呀,也提到了宋代的古器即青铜器的发现等等。王国维先生这个理论带来了多方面的结果,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把历史学和考古学结合起来,所以中国的考古学是离不开历史学的,同样,中国的历史学也离不开考古学。考古学广义上也包括传世的书画这一类材料,也是古物,这种互相对照的研究方法在这方面也能很有作用。

  所以说“二重证据法”的一个基本精神,就是把历史文化的研究和古代的遗存、遗物或者遗址,密切地结合起来。大的说,就是历史学和考古学互相结合,这一点不但是中国考古学的特点,也是中国历史文化研究的一个特点。那么图像这些遗物,在文化研究里面、在历史研究里面,到底是不是有特别作用,我觉得当然是有,实际上“二重证据法”在一定意义上开启了这个道路。我们知道,中国是世界上文献遗留最多的国家,可即使是这样,还有很多东西是不能用文字来体现的,所以像《宋画全集》这样,用图像来展示当时的历史、社会,甚至于文化,能在很大程度上弥补文字记载的不足,这应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最近的几十年来,有很多先生利用古代的具体遗物和文献相对照,然后再和其他的各种学科互相结合,在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研究方面做出了很好的成果。不过有一点,我想特别在这儿指出的,就是像宋画,作为一种图像的遗存,我想它不仅仅是具象地表现了当时社会的一些具体面貌,因为它本身是艺术作品,而艺术应该是高于生活的,艺术本身带有一种创造性,所以,我们看一幅宋画,不是仅仅去看它当时的社会是怎么样的,比方说一匹马身上的装饰是什么样子,不仅仅如此,而是通过它的艺术创造,更多地看到当时社会的文化精神,这一点我觉得特别重要。从这个意思来说,我一听《宋画全集》这个题目,就觉得挺好,非常赞同,而且表示敬仰。这使我想到我们清华的前辈陈寅恪先生,陈先生曾经说过,如果说中国古代历史上哪个时代最好,就是宋代。虽然他并没做详细的解释,可是我们从他各方面的学行可以体会到。宋代有一种很特殊的、在文化繁荣发展上体现出来的前进的精神。像《清明上河图》这样的画,直接描绘了当时的生活实景,还有花鸟画、山水画、人物画,各种各样的画,千姿百态、多种多样,可是总的说,作为艺术,它体现了当时文化的一种特有的精神,这种精神和当时的科学、理学等共同造就了一个繁荣创新的局面,一种像陈寅恪先生所特别强调的前进、进取的精神。从这一点上说,我认为宋画比我们读到的各种当时的经史子集能够告诉我们更多的东西。

  中国的画有中国的传统,长期以来,虽然也有很多学者对中国绘画做了不少介绍,可是中国画在全世界的艺术史里面,在全世界的绘画史里面,它所应该占有的地位应该说还没有达到。不只是画如此,中国的所有艺术品其实都是这样。我们的艺术品的真正价值,西方人还没有足够的认识,还不能够深入人心。随着中国的发达崛起,中国文化要走向世界,中国的艺术方面的成果,中国艺术史方面的精髓也应该走向世界。我们这样做,不是要鼓吹我们自己,而是要对人类做出我们新的贡献。希望浙大通过对宋代绘画的研究,进一步起到推动创新的作用。

   

  袁行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宋画全集》对研究中国美术史有很大的帮助,对今后文学史和美术史的交叉研究会有很大帮助,可以跟《全宋诗》、《全宋文》相提并论。印刷、装帧如此精美让我叹为观止。

  首先,《宋画全集》对研究中国美术史有很大的帮助。许多宋代绘画散佚在境外,在中国内地能够看到的只是其中一部分。过去对外文化交流没有充分展开的时候,我们的研究受到很大的局限,要想看到和进一步研究散佚在境外的这些宋代绘画精品很困难。《宋画全集》这么大规模的书,为中国美术史研究提供了很大的方便,可以说是为研究者造福。

  其次,美术史和文学史是密不可分的,我觉得《宋画全集》的出版,对今后文学史和美术史的交叉研究会有很大帮助。如果这套书能够早些出版,我写那本《陶渊明影像——文学史与绘画史之交叉研究》时可以省很多力气,所以这套书我非常喜欢。我有个想法,以后的学术研究应该在学术的交叉点上找到新的生长点。比如文学史和美术史的交叉研究,这是一个很值得做的。《宋画全集》为我们研究文学史的人,如果试图做学科交叉研究,提供了很大的方便,至少可以提供线索,让我们知道这些画藏在什么地方。

  第三,从更大的范围来说,这是一个浩大的,很有魄力的文化建设工程。我们中国的许多文物包括书画在内,流失到海外的很多。留存在国内的重要绘画藏品已经有过整理,出了《中国美术分类全集》,国外的也需要做一次系统的整理。

  这样全面地把宋代绘画都集中在一起,可以展现宋代文化兴盛的状况。《宋画全集》可以跟《全宋诗》、《全宋文》相提并论。诗、文、画现在都搜集起来了。

  宋代,从国家的军事力量来看是比较弱的,但是从国家文化事业来看,那是相当兴盛的。所以不能简单地从军事力量这一个角度来评价。像宋代的诗歌、散文、四六文等等都有很大的发展,绘画也是这样,出现了那么多的名家。所以,《宋画全集》的出版对今后研究宋史、宋代文化史提供了很大的方便。这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印刷、装帧如此精美让我叹为观止。

  潘公凯(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宋画全集》的出版不仅对研究宋代绘画的状况非常必要、很有意义,对研究中国整个绘画史,研究中西方绘画发展历程中的异、同都非常有意义。

  宋代绘画是中国绘画的一个高峰。我们一说到传统绘画就以唐宋为高峰,其实古代绘画最成熟最繁荣,人数最多、东西留下来较多的是宋代,唐代留下来的很少。

  《宋画全集》的出版不仅对研究宋代绘画的状况非常必要、很有意义,对研究中国整个绘画史,研究中西方绘画发展历程中的异、同都非常有意义。

  中国绘画的研究,到目前为止,关于作者、作品、时代特征、风格脉络、师承关系以及绘画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已经积累了很多成果,许多美术史论家在做这个事。但是中国绘画和西方绘画在整个历史演变过程中,有什么重大的不同之处和相同之处,这种比较宏观而且深入的中西绘画比较性研究,我觉得做得还不够。《宋画全集》的编纂出版,对中国绘画史和中西绘画发展的比较都非常有意义。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后的一些论文中,强调了中国绘画到宋代写实能力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达到了中国绘画写实能力的高峰,但是宋代以后为什么没有继续向前走?没有继续向空间关系的研究、明暗关系的研究、色彩关系的研究这方面走,而是逐步走向一条意象性、精神性的道路,一条反而是越来越脱离对象真实逼真地再现的路子,走向了一条抒写艺术家个人性情的道路。在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宋代绘画具有很重要的转折性意义。这个转向,我在一些论文和著作中都强调了,中国所以没有向写实的路继续走下去,是因为中国的知识精英过早地参与了绘画实践。顾恺之就是上层文化人,这一点是中国绘画史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色,恐怕是全世界都没有,唯独中国有的一个特色。这个特色到了宋代更为鲜明,更为集中,规模也更大。宋代建立了庞大的皇家书画院,这个事情在世界上是非常特别的,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在西方的中世纪,绘画仅仅是用来宣传基督教思想,是为政教服务的。这个差别我个人认为是中西方绘画史的本质差别,这个本质的差别恰好在宋代的绘画中体现得很鲜明。当然宋以后的文人画跟西方绘画的发展方向的差距越走越远,但是这个变化,这个特色,这种中西之间的巨大的不同,在宋代是显现得很突出了。所以我觉得编这套《宋画全集》很有意义,从这套书中可以看出,绘画在中国整个文化中的地位跟绘画在西方整个文化中的地位是不同的:中国人对绘画本质的看法与西方不同;中国人参与绘画的操作形式、实践形式与西方不同;中国人在绘画创作过程中,在作品中所灌输、所容纳进去的内在精神与西方也不同。从宋画研究中牵涉到的中国绘画、中国艺术和西方绘画、西方艺术的本质区别也可以得到验证,中国文化不是以“神”为本位,而是以“人”为本位。对于美术史的研究,我个人觉得要重视较宏观的理论研究,这样会比较有现实意义。

  来源: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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