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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杂谭] 几种“另类”瓷器的异族风情

张咏梅、陈世钧   2012-02-20

  军持——印度民族的水瓶

  军持是梵语的音译,意为“水瓶”,本是印度民族的一种日常生活用具,它咽细腹粗,盛水洁净,有盖防虫,避免杀生,在佛教兴盛之后为印度佛教徒广泛使用。印度佛教徒所用军持有两类:净瓶与触瓶,净瓶是瓦质,触瓶为铜质。军持随佛教传入中国后不分、净、触,都称净瓶。随着佛教逐渐中国化,净瓶成为中国佛教仪式中的法器而被赋予宗教意义。

  中国的军持有金属和陶瓷两类,瓷质军持有单口和双口之分。

  中国瓷质单口军持从五代至清代皆有,基本特征是小口、长颈,颈部有一圈相轮状突起。五代生产单口瓷净瓶的代表窑场是陕西铜川黄堡窑,有青釉刻花缠枝莲纹净瓶。北宋有河北定窑的白釉净瓶,观台磁州窑生产的白釉、绿釉净瓶,陕西铜川耀州窑生产的黑釉净瓶等。元代龙泉窑生产的以往被称为“吉字瓶”的青釉器,其实也是单口净瓶。从源流上看,清代乾隆官窑生产的“藏草瓶”“贲巴瓶”也应是单口军持的一种。单口军持的演变规律:一是颈部相轮状突起的位置由上渐下,从五代的近于口部发展到清代的近于颈部;二是腹部变化显著。五代是长圆腹,宋代除长圆腹外,出现凤尾式,胫部急收再外撇至底。清代除凤尾式外还有夸张的扁圆腹。

  中国双口军持数量较多,隋代到清代都有,与单口军持相比是肩部多了一个上扬的口。考古发现最早的双口军持是隋代洪州窑青釉净瓶,肩部之口作象首状。唐代有长沙窑青釉彩绘净瓶。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邢窑白釉净瓶。巩县窑生产蓝釉、绿釉和三彩净瓶。宋辽时期,定窑烧造净瓶质优量多,仅河北定州北宋静志寺、净众院两塔地宫就出土了28件净瓶,有“官”字款小净瓶、葫芦口净瓶、“官”字款莲纹净瓶、龙首净瓶、三彩莲纹净瓶、 绿釉水波纹净瓶等,其中净众院塔基地宫出土的高达60.9厘米的龙首莲纹大净瓶,堪称绝品。南宋生产双口净瓶的主要是福建德化窑和磁灶窑。明代前期,有洪武釉里红军持、永乐青花军持、宣德青花军持。嘉靖万历以后,多是民窑生产的外销军持,如嘉靖青花军持。2003年11月,在离马来西亚海岸6英里的40米水下发现的“万历号”沉船还出土了青花军持和小象军持。清代景德镇御窑厂生产的瓷质贲巴壶也是双口军持的一种,如康熙青花璎珞纹贲巴壶、乾隆粉彩八宝纹贲巴壶等。

  双口军持的发展以宋代为分水岭:一、隋唐时浑圆的腹部至北宋变为长圆。二、颈部更加细长,尤其相轮以上部位更显突出。三、唐代净瓶无盖,使用时用竹木等塞口,到北宋时肩部的口加盖。四、肩部的口有变化:隋代的兽首、唐代的钵口到北宋出现多样面貌,有兽首、钵口、葫芦口、直口等;到南宋,军持的小口变为大敞口,细颈变为粗短颈,颈部的相轮消失,腹部由长圆变成扁圆,肩部多样的口也作常见的壶流状;明洪武军持承袭了南宋以来的粗矮外形。永宣时期,双口军持为盘口、细长流、高莲台式足,具有了藏传佛教用器的特点。这与此时朝廷多次赏赐西藏法师法器有关。嘉靖、万历时期突出的特点是肩部的乳状流。五、清代,器型一变而为贲巴壶。虽然其直接源头是西藏金银器,但我们还是可以看出其与瓷质净瓶的同源关系。

  军持形制的演变和其使用方法的改变关系密切。唐代双口净瓶顶部的小口是用来饮水的,而肩部的口是用来装水的。汲水时,用手托住颈部之相轮、瓶身入水漫过肩部,则水可即满,这一形制一直延续到北宋。南宋时顶部之口缩短加粗,成了添水之处,肩部之口成了真正的壶流。这一变化与佛教的中国化有关。印度僧人是以乞食为生,所带军持主要用于到河溪中汲水饮用。中国佛教则有庞大的寺院经济,僧人大多有固定的生活来源,不用游方乞食,军持原有功能因而减弱,更多地仿造汉地原有的水壶,从而导致双口功能的转易。单口军持的功能没有转变,所以形制变化不大。而且,军持后来成为中国佛教中观世音菩萨的固定法器之一,隋唐的造像和图画中多见。后来因观世音一手拿杨枝,另一手的军持渐变成更加中国化的长颈花瓶形式,但仍有一部分保持了军持形制。

  军持作为法器在各种法事活动中被广泛应用。河北定州北宋静志寺、净众院两塔地宫出土刻花精美、做工精良的龙首净瓶应是宗教法器而非日用之物。密宗在履行灌顶仪式时,戒师对受戒的教徒“用净瓶灌顶,以指滴水于顶上”。南宋以后,一部分净瓶的功能被世俗化。黄叔《鹧鸪天·暮春》词有“戏临小草书团扇,自拣残花插净瓶 ”句,净瓶在这里已成寻常百姓插花之物。

  贲巴瓶、贲巴壶与藏草瓶——藏地文化的精灵

  贲巴瓶是藏族宗教活动中为神像和信徒沐浴时所用的净水瓶。瓷质贲巴瓶系仿藏族金属贲巴瓶而来,口部似倒扣的深腹折腰碗,颈部似倒扣的深腹杯,杯径小于碗径,腹部浑圆,高圈足外撇,形似宝塔,多为乾、嘉两朝出品。

  藏传佛教最著名的贲巴瓶是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御赐的金质贲巴瓶。据史料记载,这只贲巴瓶系纯金制品,净重2850克,高34厘米,口径12厘米,腹部直径21.3厘米,系国家特级文物。通体由莲瓣纹、如意云头纹和缠枝莲纹等图案组成,另配有五彩缎制成的瓶衣,摆放在拉萨大昭寺内宗喀巴塑像前,瓶内有5只如意头象牙签,用以抽签决定达赖、班禅及其他活佛的转世灵童,即著名的“金瓶掣签”制度,为黄教最神圣的仪式之一。这只贲巴瓶不仅制作华丽,价值连城,具有浓郁的西藏文化内涵,而且赋有神圣的宗教意义,影响着无数人的命运。

  贲巴壶比贲巴瓶在肩部多了一个弯曲向上的壶流,流多为龙首式。贲巴壶应是双口军持在藏地的一种变形,是藏传佛教徒所用的净水壶。藏传、汉传佛教同出于印度佛教,二者所用之法器大都源自印度佛教,在演进的过程中因吸收了地域文化的因素而各具特点,但原形是相同的,从形制上不难看出二者的同源关系。藏式风格浓郁的贲巴瓶与贲巴壶,相当于中原的单口与双口军持,只是因系藏地佛教徒使用,更多地吸纳了藏地风俗文化与审美因素。清朝为了加强与西藏的关系,从康熙到嘉庆朝以藏式金属器为本,多次生产了精美华丽的瓷质和金属贲巴瓶与贲巴壶,用于赏赐藏地贵族与高级僧侣,纹饰既有藏传佛教最盛行的八吉祥纹,也有突显朝廷神成的龙纹,还有佛教普遍流行的莲纹等。

  藏草瓶是清朝另一具有浓厚藏地风情的瓷器品种,专家们认为它也是单口军持在藏地的变形,它的生产也与当时朝廷赏赐藏僧有关。民国许之衡 饮流斋说瓷 记载:“藏草瓶,缘初特制以赐藏僧,藏中有草,取以供佛,故得名也。惟乾隆有之,嘉道数代藏僧既罕来朝,此式遂不复制。”

  多穆壶——蒙、藏地区盛酥油的桶

  多穆一词源于藏语发音dong—mo,原意是盛酥油的桶,是蒙古和西藏游牧民族用来搅拌、盛放酥油茶的器皿。在口沿加上僧帽状边、添上壶嘴后,就演变成多穆壶。

  迄今所见最早的多穆壶是元朝的影青釉多穆壶,1962年北京龙潭湖出土,现为首都博物馆收藏。壶高24.9厘米,呈上小下大的近似圆柱形。壶身有仿皮革带和铆钉装饰,壶盖以凸起的模印莲花纹为饰,并附穿绳小结。壶口沿后半部为突起的如意云头式挡,饰以六莲瓣纹,挡上端附穿绳小结。另一类多穆壶尺寸较小,为元代外销瓷,目前菲律宾伊梅尔达博物馆收藏有两种,一为青白釉多穆壶,形制与上述首都博物馆藏品相同,只是尺寸略小。另一种为青花多穆壶,高10.6厘米,其口沿部的如意云头形挡略低,没有仿皮革形箍和铆钉装饰,通体绘青花纹饰,挡部绘卷草纹,口沿绘回纹,壶体绘两层折枝花卉,近底部为卷草纹,流及柄上绘火珠纹。

  明朝对蒙古人实行文化抵制和军事对峙,而对藏族采取怀柔政策,赏赐有大量的佛教文物和瓷器,如永宣时期的有藏式风格的双口军持、今仍保存在西藏萨迦寺的宣德五彩莲池碗等,但多穆壶少见。

  清朝在蒙古的支持下夺得明朝江山,为笼络藏族和蒙古上层,清廷创制了多个品种和多种尺寸的多穆壶、贲巴壶等赏赐给蒙、藏上层。如西藏博物馆藏康熙虎皮三彩釉多穆壶,高42.4厘米。满、蒙还进行联姻,如清初著名的孝庄皇太后就是蒙古人,因此清朝宫廷用瓷中就有多穆壶。蒙、藏之间的文化交流也很多,藏传佛教被蒙古人所接受,并广为流传。康熙时期的多穆壶与元朝的相比,壶的尺寸更大;口沿上方挡的位置,元朝的在执柄一侧,而康熙时改到了流的一侧;有五彩、三彩、洒蓝釉及黄釉等品种。乾隆时期的多穆壶品种更加丰富,瓷质的有粉彩、仿木釉等,工艺更加精湛繁复,汉文化的花纹与藏 蒙地区的装饰风格达到完美结合。但不同于康熙朝和元代的是,乾隆多穆壶壶顶的挡由原来只占壶顶一半,变成将壶顶全部围住。

  清朝用于赏赐的多穆壶更多地作为一种陈设器,成为加强朝廷与西藏、蒙古关系的纽带。排除政治因素,基于饮食习惯,这一造型奇特、装饰华丽的多穆壶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日常用器,一般为清官或满、蒙、藏上层人士喝奶所用。蒙藏地区自己生产的金属或木质多穆壶更是游牧民族方便携带的实用器。

  僧帽壶——伊斯兰文化的代表

  因壶口形似僧帽而得名。壶口沿上翘,前低后高,鸭嘴形流,壶盖卧于口沿内,束颈,鼓腹,圈足,曲柄。最早的僧帽壶为元代景德镇影青釉器,明永乐、宣德时青花、红釉、甜白釉、蓝釉僧帽壶都十分精致。清康熙、雍正年间仍有仿制。元代僧帽壶形体敦实,壶颈较粗,壶流略短。明代的造型秀美,各部比例匀称,壶流比元代的略长。清代的壶颈略高,腹部略瘦,壶流略短于明代器,没有明代的优美,也不如元代制品敦实稳重。

  元代中国国内的伊斯兰教徒人数众多,加上元代与西亚伊斯兰地区的贸易频繁,元政府也多次对西业贵族进行赏赐,景德镇因而仿西亚器形而生产僧帽壶。明永宣时期,郑和下西洋,朝廷下样景德镇特别生产了许多西亚风格的瓷器,僧帽壶就是其中之。此时的僧帽壶不仅造型精致,不少还绘有伊斯兰经文、伊斯兰橱窗式风格的莲瓣纹,如明宣德青花莲纹与伊斯兰经文僧帽壶、明宣德青花龙纹与伊斯兰经文僧帽壶等。清雍乾二帝好古,以永宣器为本,也生产了多种釉色的僧帽壶。

  皮囊壶——契丹人对草原游猎的纪念

  定居民族有足够的空间使用、摆设和欣赏各色陶瓷,因而定居民族的陶瓷多兼有实用和陈设的双重功能。而频繁的迁徙要求游牧民族所带物品必须质轻而不易破碎,除了煎食用陶外,游牧民族较少有陶质器皿作为生活用品,多用木质、金属或皮囊器。学界普遍认为契丹人在唐末五代接触了中原发达的制瓷业和丰富多彩的中原器物以后,发展了自己的陶瓷业,但辽代陶罐、陶瓶制作简陋,缺乏美感,远不如中原器物精良,原因仍是游牧迁徙中陶瓷器的易碎性与粗犷简单的蕉食功能决定的。

  皮囊壶是辽代陶瓷中极具游牧风情的器物。瓷质皮囊壶出土的,集中在辽代(907~l125年)一朝,而且是以墓葬出士品居多。从契丹的祖先鲜卑人的遗存开始,一直到契丹建辽前,未发现瓷质皮囊壶的踪迹,而辽代一灭亡,瓷质皮囊壶便消失了,甚至在当时的古城遗址中也不多见。另外,辽代陶瓷窑如赤峰缸瓦窑村辽代瓷窑、上京故城内瓷窑址也没有出土瓷质皮囊壶及其碎片,说明它没有大量生产过。

  瓷质皮囊壶不如皮囊贴身柔软,游猎时有碎裂之忧,丧失了皮质皮囊壶的特点。瓷质皮囊壶也并未获中原人的青睐。早在唐代,邢窑就仿西域胡商皮囊而制作瓷质皮囊壶,它形制扁平,重心不稳,搁在桌上容易碰翻。早期孔洞式的瓷质皮囊壶没有把,拿起来不方便,后期横梁式瓷质皮囊壶提梁在顶部,倒水不如执壶方便。为何仍有少量生产呢?而且从现存器物来看,它是非常精美的,原因是什么呢?这与契丹人的历史有关。

  契丹统治者一直试图保存自己的民族性,在同汉人的接触中吸取了大量中原文化,和宋人一样虽然家中也陈设着中原的影青、白定瓷器,挂汉族士大夫的卷轴画等,但他们并未改变他们的政治军事组织,并未忘记他们的游牧生活。辽代建国以后,其西北广大地区以畜牧为主,仍用水皮囊驰骋游猎。东南以农业为主,瓷质皮囊壶是这些定居民的选择。定居的契丹贵族昔日的水皮囊用不着了,瓷质皮囊壶更多地暗含文化、精神、艺术的作用,担当了维持契丹人游牧情感的角色,死后在墓葬中陪葬,作为精神慰藉。这些瓷质皮囊壶之所以量少,是因为能够欣赏和拥有它的只是那些受汉文化影响但却有着草原生活情结的契丹贵族。

  扁壶——北方马背民族的盛水器

  扁壶是中亚、西亚和我国北方马背民族的盛水器。陶制,铜质扁壶在我国使用历电悠久,陶制扁壶始 新石器晚期,铜质扁壶至少在战国晚期出现,而瓷质扁壶也早在西晋时就有生产。明永宣时期,这类扁壶形制略有变化,且多尺寸超大。扁壶的形制主要有两种,一种为传统的直立式扁壶,基本形制是短颈、大圆腹、小圈足,多有双耳或小系便于携带。其颈部有直颈、葫芦颈之异,肩部有双耳与无耳之别,腹部有扁圆与立圃之分,圈足也有直立与外撇之变化。自西晋至元有青釉、白釉、酱釉、黄釉、绿釉制品,著名的有北齐范粹墓出土胡人舞蹈纹扁壶。因主要为游牧民族所用,易碎,故多粗糙之器。明朝最精美的扁壶是青花扁壶,纹饰有折枝花卉、海水龙纹、伊斯兰花卉纹等,如明永乐伊斯兰花卉纹双耳扁壶。另一种是青花平卧式大扁壶,为明朝独特器形。小直门,颈部突起一棱,有一小系,有盖。壶身为立扁圆形,正面微鼓,中心有圆形凸脐;背面平坦,中有相应的凹脐。底部为弧面,左右肩各有一活环系。正面凸脐上多绘伊斯兰八角星纹,侧壁一周绘缠枝莲纹,背面无纹饰,尺寸较大。平卧式大扁壶用于驼队旅行时,而一侧平面便于悬挂。

  自古以来,多少北方少数民族融入到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他们使用过的扁壶流传至今。早期的扁壶让我们联想起草原上那些生生不息的游牧部落,唐代西域风格的扁壶更使我们不禁怀想大唐盛世丝绸之路上绵延的驼铃声。永宣时期,郑和下西洋携带扁壶用于赏赐和贸易。扁壶上的八角星纹是西业民族对星、月崇拜的标志,缠枝莲纹、海水纹为中国瓷器的常见纹饰。明永宣青花扁壶非常精美,而且尺寸超大,其实用功能退居其次,更多地体现为对西亚民族文化风俗的纪念,成为西亚贵族家中奢侈的陈设器。

  以上所介绍的几种瓷器,它们不仅是中国瓷器大家庭中的特别品种,而且是我国民族大融合抑或中外文化交流的历电见证,有着不同凡响的历史与文化价值,其收藏潜力也是巨大的。

  来源:说陶话瓷  编辑:古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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