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家是怎样炼成的?

董凡 发表于 2003-07-04    阅读 437

  历史上的收藏家
  在古代,皇帝是最大的收藏家,收藏曾是皇族的一种特权,也是他们所热衷的一种活动。汉代建立“天禄”、“石渠”、“兰台”,实际是皇家的三大图书文物馆。古代的武库也是储藏文物的地方。宋代是我国文物收藏和研究的一个高峰,宋皇室收藏的古器物达万件以上,并有专门的建筑存放收藏品。北宋宣宗之后,宫廷收藏由于帝王恩赐或群臣内侍营私偷窃,使不少藏品流散于士大夫和商贾手中。在当时的士大夫中也出了不少著名的收藏家,如欧阳修、赵明诚、米芾等都是名重一时的收藏家。欧阳修收藏历代石刻拓本;赵明诚和著名女词人李清照夫妇共同致力于金石书画的搜集和研究,其所藏商周彝器及汉唐石刻拓本等共2000件;妙于翰墨的书法家米芾精于鉴藏,遇古器物书画,竭力求取,并多蓄奇石,为中国藏石之鼻祖。金、元、明时期,文物的收藏和研究没有间断,但文物收藏和研究的水平不及宋代。金章宗好藏古物,他收藏的字画都有“明昌御府中秘之珍”的印章。收藏者中,元代大长公主收藏颇丰,其中不少是宋朝内府珍物。元代画家倪瓒所居“清秘阁”,古鼎法书、名琴奇画罗列其中,并著有《清秘阁集》。
  1369年,明太祖在南京鸡鸣山南建功臣庙,陈列文武功臣的画像或塑像。《太常寺志》称之为“功臣庙画廊”。明代的宣宗、神宗也都重视文物收藏。私人收藏则以严嵩、严世蕃这对奸臣父子最为著名。
 清代,无论是收藏还是对藏品研究,均超过前代,成为中国收藏发展史中一个重要时期。清初,文物多集于内府。清高宗搜求最力,历代珍品无不囊括,包括各种古代铜器、卷轴书画、宝石玉器、缂丝、拓本等,不胜枚举,成为帝王中古代文物的集大成者。乾隆帝也是一位收藏界行家里手,他嗜玉成癖,尤其喜好“三代”玉。清宫遗存的古代玉器,多数是乾隆时期收集的。他还亲自进行古玉器的鉴别、定级。
  不仅皇室收藏甚巨,民间收藏也很兴盛。从贵族官僚到殷实富户,都以收藏古物为时尚。乾隆朴学的发展推动了金石考据的研究,鉴赏文物之风更盛,出现了一大批卓有成就的文物收藏家、研究者和一批学术价值很高的文物著述。当时比较著名的收藏家有:周亮工、顾炎武、马思赞、张若筠、吴慰光、倪模、黄丕烈、张廷济、瞿中溶、叶志诜、刘喜海等等。清代有关收藏的著述多有特色,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指出;“初,此等古物,惟集于内府,则有《西清古鉴》、《宁寿鉴古》等官书,自阮元、吴荣光以封疆大吏,嗜古而力足以副之,于是收藏浸富,遂有著录。阮有《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吴有《筠清馆金石文字》,研究金文之开端矣。道咸以后日益盛,名家有刘喜海、吴式芬、陈介祺、王懿荣、潘祖荫、吴大澂、罗振玉。式芬有《古录金文》,祖荫有《攀古楼彝器款识》,大澂有《斋集古录》,皆称精博,其所考证,多一时师友互相赏析所得,非必著才一人私言也。”(《梁启超史学论著四种》,第62~63页,岳麓书社1985年版)。
  成功的背后没有潇洒
  在历代收藏家耀眼的收藏成就背后,却隐藏着大量不为人知的艰难历程。
 宋代收藏家赵明诚、李清照夫妇在南渡逃难时,携衣物及藏品装载同行。他们抱定宗旨,危急时宁可舍弃一切也要保住藏品,“宁自负抱,与自俱存亡。”
 把藏品看得比命还重的收藏家不只李清照夫妇。另一清代收藏家吴珍鲁家中藏有许多古画名迹及鼎彝圭璧。顺治时,当地发生寇乱,村民都逃走了,他兄弟劝他一起逃走,但珍鲁迷恋其藏品,不忍逃走,决定一人留下守护藏品,最后被强寇杀死,以身殉藏。近现代的钱镜塘先生也是一位爱藏品胜于自己生命的收藏家。30年代,日本人的炸弹扔到了海宁。危难中,钱先生丢下所有家产,将一些重要画品卷在身上,走上了逃难之路。海宁明末清初女画家李因的一些作品,在战火中被日本人掳走。先生闻知后,四上沈阳、哈尔滨,出重金从日本人手中买了回来。上海解放前夕,镜塘先生和大千先生有过一次重要会晤。大千先生劝镜塘和他一起去台湾,但是遭到了回绝。镜塘先生丢不下的便是身边所藏的这些数以万计的名人真迹。
 同样是近现代的大收藏家张伯驹在1941年被黑帮绑架,黑帮提出要以300万元赎人,否则即“撕票”。在此生死关头,他嘱咐夫人潘素,宁死魔窟,却不许变卖所藏书画。
 以上几个悲壮的故事足以体现藏品在收藏家心中的分量。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部收藏史,正是无数收藏家用其心血乃至生命写就的。
  历史使命与个人财富
  在历史使命与个人财富之间,视藏品为生命的收藏家是如何选择的呢? 1948年,大收藏家张伯驹先生为了避免国宝《游春图》流向海外,卖掉了心爱宅邸园林——似园,最终以220两黄金的高价,买下《游春图》,并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将其捐献给国家。当时,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准备给一些报酬,张伯驹坚定地回绝了,他说:“东西在我的手里,就是在国家的手里,我怎么能和国家分你我,一定上交国家,无偿捐献!”
 张伯驹先生为保护文物,防止珍贵的文物外流付出了毕生的心血,使一大批珍贵的书画幸免于难。张伯驹先生所收藏的珍贵书画,最后全部归于国家。1956年,他将所藏的8件国宝级的书画,捐给了文化部。这8件珍宝是:晋陆机《平复贴》、唐杜牧《张好好诗》、宋范仲淹《道服赞》、宋蔡襄《自书诗册》、宋黄庭坚《诸上座贴》、宋吴琚《杂书诗贴》、元赵孟頫《章草千字文》等。在这之后不久,张伯驹先生又将《篆书千字文》、唐人写经《大般若波罗密多经》等一大批书画捐献给吉林省博物馆。张伯驹夫妇捐献给国家的书画数量众多,且均是罕见的稀世之宝。
 另一位大收藏家钱镜塘先生在新中国成立后的30余年中,先后10多次将所藏物品捐赠给国家,数量达3900余件之多。徐熙、董源、范宽、唐寅、沈石田、王石谷、赵之谦、金圣叹、任伯年、虚谷、吴昌硕……中国书画史上众多名家的名品,都有其列。上海博物馆、浙江省博物馆所藏的五代徐熙的《雪竹图 》、五代董源的《山水图》、宋代范宽的《晚景图》、清代王石谷的《陈元龙竹屿垂钓图》等,都是珍稀之宝,撼世之作。将心爱的藏品捐献给国家的收藏家不止上述两位,朱文钧也是我国著名的收藏家。1953年,朱文钧夫妇嘱咐其子朱家溍,将其毕生心血收藏的706种碑拓全数捐献给国家。这些碑拓从东周的石鼓文以下,包括了以后历代的法帖在内,多是宋、元、明、清的拓本,字迹清晰,均是碑拓中的上品。在此以后,又将2万多册善本图书捐献给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将全部书画捐献给浙江省博物馆,将全部明清家具捐献给承德避暑山庄博物馆。
 华侨收藏家周锐在庆祝他旅居美国旧金山60周年之际,把他珍藏的10件古瓷器捐献给上海博物馆。以制作和收藏紫砂壶而闻名海内外的许四海,其收藏品中有一把清代制壶名师邵大亨的杰作“大亨壶”,一位外国人欲出7万美元购买,许四海却婉言笑道:“这是中国人的宝贝,我收藏它并不是为了出售,你就是出100万美元我也不会动心。”
 也许在惟利是图的人看来,这几位大收藏家都是一些不识时务的大傻子,哪有手握价值连城的珍宝,不待价而沽、转手谋利却无偿地捐出去的道理。这恰恰说明了大收藏家与很多普通收藏者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是“藏物”,后者是“藏钱”。对于以上几位收藏家来说钱并不重要,个人的得益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对藏有利,怎样才能让那些珍贵的文物遗产发扬光大。正如张伯驹曾在《丛碧书画录序》中所写的:
 “予生逢离乱,恨少读书。三十以后,嗜书画成癖,见名迹巨制,虽节用举债,犹事收蓄。人或有訾笑焉,不悔。”
 “予之烟云过眼,所获已多。故予所蓄,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上,世传有绪,则是予所愿也!”
  在这短短数语之中,张伯驹先生明确地表示,他收藏书画的目的,是使这些珍品永远保存在国内,防止流失到海外,并世世代代流传下去,供后人鉴赏。至于他个人,只不过是烟云过眼而已。
  痛并快乐着的收藏家
 俗话说“不痴不迷难以收藏”。事实上,每一位卓有成效的收藏家,对心爱的藏品都有着我们常人无法理解的深厚感情——为其痛,为其苦,为其乐乃至为其生,为其死。收藏家的这种情感并非所有的人都能理解,但却令所有的人感动。
 收藏家为收藏呕心沥血,有的四处寻觅,百计求索;有的神魂颠倒,自拔不能;有的耗费巨资,甚至倾家荡产……如明代藏书家胡应鳞,嗜书成癖,所得月俸全部用于买书,不够时,把妻子的发簪耳环抵充,再不够,当场把穿的衣服脱下来换钱。王世贞说其爱书“饥以当食,渴以当饮”,“尽毁其家以为书”。清人王筠圃,某日在京师琉璃厂见到一部心爱的书,欲以常值购买,不成,加倍付值,仍不成,再加值,还是不成,只得怅然离去。当晚,他夜不能寐,思来想去还是割舍不下。次日一大早,便遣人骑马去厂市以三倍价购回此书,活脱显现出收藏家的痴迷。
 除了不计代价外,收藏家为寻访藏品不辞劳苦,跋山涉水,苦苦求索的例子也多不胜数。清代收藏家张则之,自称“画痴”,只要听说哪里有古人真迹,不管在百里千里之外,必欲亲自去见,访得真品,辄留连忘返。明代董其昌想买一幅董兆苑《溪山行旅图》,遍访江南不得。后从友人顾仲方处听说长安有,便不远千里赴陕西购画。他收藏的《唐拓怀仁集宋本兰亭袖珍册》名帖,得之更远,是请人从高丽国购得。清人孙月泉好收藏古砖,他在台湾任官时,收入都用于购砖。其收藏砖放置在行箧中,随身携带,每到一地,购砖、赏砖成了必备的功课。清朝人李南涧好金石文字,所过学宫、寺观、岩洞、崖壁,必周览一遍,见有好的碑刻当场拓下。他当恩平县令时,乘船去迎接总督,因在南海庙见到一块好碑,命仆人点起蜡烛,连夜推拓,竟把迎总督的事也给忘了,次日早晨才发现总督的船已经驶过。
 这些收藏家痴迷古物的事例或悲壮、或虔诚、或诙谐、或迂腐,都显示了其对藏品的无比痴爱。收藏家们就是这样把痴迷的种子一代又一代播洒着,传继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