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著名中国钱币专家马传德

 发表于 2012-02-07    阅读 598

  如果你问谁是瓷器收藏大家,得到的回答可能有古人,有近代人,有当代人。可如果你问谁是机制币收藏大家(或者哪怕钱币大家),得到的回答会惊人地集中在施嘉干、李伟先、张璜、戴葆庭、马定祥,甚至洋人耿爱德、伍德华……他们全部是上世纪40年代那股钱币收藏热中的精英,活动范围也都或多或少地聚焦在解放前的老上海。

  为什么他们在半个世纪后仍然无法超越? 为什么今天的钱币收藏圈没有出现能够与他们比肩的收藏大师? 这要先从他们的那个时代讲起。

  在位于上海繁华地段的一座现代摩天大楼里,记者走进一户充满老上海情调的人家,这里的主人拥有许多“财富”:重量级的钱币藏品、丰富的专业泉识,以及对于那些老藏家的鲜活记忆。他就是钱币大师马定祥的次子、拍卖场上最叫座的马定祥专场的主人:马传德。

  “孤岛”上的安福路7号

  在马传德的记忆中,老上海的安福路7号是个满载传奇的地方。这里曾经住着一代钱币大师罗伯昭。1940年,中国近代史上最负盛名的中国泉币学社在这里诞生。

  “我父亲是中国泉币学社中年龄最小的。”马传德指着一张黑白老照片给记者看“后面的房子就是罗伯昭先生的家,他和丁福保当年都是学社的领军人物。”这张照片是中国泉币学社第74次例会时的合影,定格了沪上那批泉界精英最意气风发的时代。照片原件已由马传德捐赠给浙江省博物馆。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成为“孤岛”的上海有着最理想的避难所:租界。这里是保藏文物最稳妥的地方。于是,在这个战时的文化中心,古董收藏兴盛一时,而钱币就是其中的大项。当时经营和兼营钱币买卖的商铺有lO家左右,最著名的当属戴葆庭的源昌钱庄和马定祥的祥和泉币社。马传德回忆说“当时我父亲的店铺只有‘半开间’,门面只有两米宽,屋里也就五六个平米。”如此微型的店铺,恐怕是当时上海最小的了。可他突然话音一转:“但是,来这里的都是最顶级的钱币藏家!”

  从安福路7号到祥和泉币社,这两点一线极好地勾勒出了当年那批老藏家的收藏生活。他们不是书香世家,就是名门之后,有些自己也成为了大实业家。他们同时具备文化修养与巨额财力,于是,知识分子的痴迷、性情和严谨治学,在他们身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

  香港钱币研究会首任会长张璜是祥和泉币社的常客,也是收藏和研究铜板的大家。上世纪30年代,一枚出该币的应有价位,不让对方吃亏。”马传德自幼随父亲参加钱币收藏圈的聚会,地点就在罗伯昭的家中,每周一次。在他的记忆中,那一辈的藏家孜孜不倦去追求的是“学问”二字。“他们有时因对一枚钱币鉴定上的不同观点,会争得面红耳赤,如同吵架一般,几乎把我吓呆了。”他的父亲马定祥虽是商人,却也很注蘑研究。“我父亲过手的钱币中,银元可以换300个铜板,他就拿银元去跟人家兑换,从大量铜板中找出稀少的品种和版式,用于研究。为了兑换,他常和炯纸店的小老板打交道,又在弄堂口一家洗衣店的橱窗里摆放铜板,以期与外界交往,结果从老外那里得到不少好东西。最能体现他在钱币收藏方面爱玩儿、敢玩儿性格的,足他曾借外潍汇丰银行大楼的会议室主持过一次“中国稀见币拍卖会”,亲自掌槌,那可是中国硬币的第一次拍卖!

  还有化名“包申甫”的李鸿章侄孙李荫轩,把收藏当成了自己的终身事业,动辄重值不吝。他将自家花园洋房的一半房间用来收藏钱币,一天到晚埋头其中,自得其乐。荣氏企业的继承人王亢元,为求一枚珍币,一声令下叫佣人把成套的西式沙发和美同奇异牌冰箱搬出去卖掉……

  “那些大藏家是不在乎贵的,但东西一定要真,要好。凡是自己看上的钱币,对方开价他们从不还价,而且还会主动提只要是自己还没研究透的,一定留下来,直到研究透了为止。只要发现一枚出谱钱币,他便会追根寻底查个来龙去脉。”中国泉币学社创办的《泉币》杂志,也为他们提供了一展所长的平台。如郑家相、王荫嘉等泉学大师,都是笔耕不辍,发表过大量重量级的学术文章。

  在这种文人雅集的推动下,中国钱币研究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巅峰阶段。

  不可逾越的断层
  
  “我父亲曾经说过一句话:一个家庭最后进来的是古董,最先请出去的也是古董。”在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岁月里,马传德不断看到父亲的话被印证。“罗伯昭先生家原本是三楼的花园洋房,后来缩到只有一两间了。他无奈之下只好把收藏的钱币、古玩一点点变卖。”

  当大师成为往事

  和老一辈的钱币收藏大师相比, 我们缺少了什么?

  对此,马传德毫不讳言:“最重要的是文化底蕴。”细数那些出色的老藏家,每一个都有着深厚的国学修养。“丁福保是清史专家,张纲伯是大鉴赏家,王荫嘉深谙金石考古和版本目录之学……所以他们对钱币能研究得很深、很透。”今天的学校教育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与当年的家学渊源相提并论的。我们可以爱好国学,自强不息,但再也无法达到他们当年的境界。因为时代环境已经完全改变。

  今人比老藏家缺少的另一样重要东西是财力。怎么会? 现在财力雄厚的买家大有人在呀。但是想一想,今天的人哪个能做到卖沙发卖冰箱只为买一枚币? 又有几个人真能做到好币当前完全不考虑价格? 罗伯昭是生利洋行经理李伟先是永安企业和永安纱厂的大股东之一;孙鼎出身晚清官宦世家,是立志创出“东方西门子”的著名工商业者,据说他上世纪50年代公私合营后的月薪比陈毅市长都高……且不说这些人的身家究竟有多少,即便同样家财万贯,今人依然有一点“致命伤”:老藏家们是在拿全部的家当来做收藏,而我们这个时代强调的只是用闲钱来玩儿收藏。

  说得再深入点,不用工作的绅士和女士只存在于奥斯汀( 英国小说家) 的小说和王尔德( 英国剧作家) 的戏剧里,我们的时代已经将他们永久废除。靠工作挣钱的人,就算再怎么腰缠万贯,也始终都会有生存的危机和意识,因为我们穷过;而他们,是一群已经贵族了好几代,以至于压根儿不会考虑没钱是否会活不下去的人。因此,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两厢比较有多少钱,而在于能花多少钱。从纯经济实力的角度看,今人依然逊色。而这,也是因为时代环境的变迁。

  所幸的是,历史不可能重复,也不需要重复。正如某位历史学家评论罗斯福时说的:“不是看他做了什么,而是看比前人多做了什么。”前人为我们打好了基础,只要将其和我们自己时代的优势相结合,就可能做出前人无法做到的事情。

  那么,和老一辈的钱币收藏大师相比,我们又多了些什么?

  我们有能在几秒钟内查到古今中外各种信息的网络,有从前不可想像的资源共享和大交流,有盛世光环下热烈的收藏氛围。也许我们再也出不了那样的大师,但就像马传德指出的:“大师们当年从没想过要成为大师。”他们只是在做他们认为应该做的事情。因此,我们也应该利用我们的资源,玩儿出时代的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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