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徐达先生的一次通信

邹绵绵 发表于 2013-08-05    阅读 534

壬辰(2012年)立春以来,江南阴雨连绵,让人心情颇感郁闷。无意间从网络上惊悉我国古书画鉴定巨擘、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徐邦达先生因病于2月23日在北京逝世,享年101岁。闻此噩耗,使我的心情尤感沉重。徐先生是享誉海内外的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界权威之一,他的离去呵以说是当前我国古代书画鉴定界权威的终结。

我作为一位普通的书画爱好者,喜好书画近四十年,但真正引颁我步人书画鉴别法门、从感性认识提升到理性认识、能将“目鉴”与“考订”相结合的,便是拜读了由文物出版社于1981年5月出版的徐邦达先生的大著《古书画鉴定概论》(图1,书影)。我既得益于徐先生的大著宏论巳整整三十年,对徐先生的钦挹之心也自然是日久弥深了。我与徐先生生前虽然未能圆梦于识荆,但十多年前有幸争与他有过一次通信。当时拜读他的手教,如亲闻謦欬,并感受到他求真、笃实的大师风范。他的高义教泽,使我至今难忘。

说起我有幸与徐邦达先生的一次通信,还得从我有幸收得的一帧名款署“心远居士徐旁”的墨笔山水画小品册页(图2)说起。

戊辰(1988年)春,我在一字画商贩处见到旧(民国)画册页(尚未装砍的纸片)一叠五张,所作均为山水画,五位作者的“名头’确实非“小”即“冷”。但从画上题款中的年款来看都是“丙子(1936年)春”,加上尺寸悉同(均为纵26.5厘米,横33厘米)等情形来推度,这五张作品应该是同—部册页中的散页。由此推想或许其中原有一些“大名头”的作品巳被商贩挑拣出,以善价而沽。因此,我便先就所见的五张作品询价,答称:“每张五角(吴语,即人民币50元),如一起拿去两块 (吴语,即人民币200元)。”我闻后便按索价付钱,把这五张作品先买下。接着便试探性地问是否还有像刚才同样尺寸的山水画。答称:“还有一张,但价钿(吴语方言,等同价钱)跟刚才不一样。”说着就取出给我看。果然,所见是一张款题“仿白石翁(沈周),丙子春日,少云樊浩霖”雨景山水图 (图3)。但索价两块(即200元),而且还称:“少一分下卖。”我为了使所获能凑成六张即半部册页,也就依价买下了。当时我不免为之窃喜,因为尽管该商贩深谙“生意经”,把自知樊浩霖(字少云,上海崇明人。曾长期在苏州授艺鬻画,声名藉甚。建国后为上海中国画院画师)这位“大名头”的作品拣出后待价而沽。但由于他对于书画家的姓名、字号、别署等知以掌握无多等原因,才把其中款题“心远居士徐旁”的一件山水画,当作“小名头”之作,就此便把这件其实是出自当代著名书画家、古书画鉴定专家徐邦达先生手笔的墨笔山水册页“漏”入了我的藏箧。因此,我后来在撰述有关谈书画鉴藏方面的文章中曾经写道:“了解和掌握书画家的姓名、字号、别署、生卒年等知识.可以说是走进书画鉴藏天地的第一步。”,就把此事作为一个例证。

由于上述的“捡漏”,才使我有幸收得一帧徐邦达先生的墨笔山水册页。这件册页的画笔秀润温雅,有董其昌、王时敏遗韵风神。画系写宋代词人贺方回(铸)《青玉案·横塘路》词意,故题为“写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词意。丙子(1936年)三月,心远居士徐旁”。赏读词意,充溢着一怀愁绪,而画境中遥岑虚廓、柳林浅水,或清秀明润,或烟云氤氲,一派江南暮春夏初之景象。词意画境,堪称相得益彰。我在品赏这件佳作之余,以《独具只眼的徐邦达》为题撰写了一篇读画随笔(刊载于上海书画出版社1991年第2期《书与画》),文章在赏析词意画境的同时,还有对画家在艺事中能自出手眼,师承上转益多师,是为他在事业上取得成功的一大要素的一些观感。拙撰刊出后,我为了向徐邦达先生求教,就写信并把拙文等一起邮寄给他,希望能得到他的指教。

不久,我就收到了徐邦达先生的回信,书谓:

  绵绵同志:

赐书并大文又—画照(片)均收悉。

尊著过誉,甚为泰然。(文)中云:下走“兼擅治印”,实非属实。赵师处当时求学,只在鉴古一方,而未获得些些薪传也。

“南沙六宾”,确是达五十年前申江捻交。其人孙姓。典当业,与江寒汀画师为同乡友,业余亦喜弄翰墨,山水是其所长。自建国以来。即杳无消息,或已不在人世矣。并此奉报。

顺候!大安!

徐邦达手复(1994)6.25

拜读徐老的赐复,信中所述“又一画照(片)”,这便是我所要向他请教的有关一帧款题“蒲滩放鸭 小松本 丙子春三月 南沙六宾”,款印俱为“六宾”的墨笔山水册贞,此作确能传清代金石书画家黄小松(易)画笔淡雅之遗范)。因我对作者“六宾”其人,虽经多年来的查考求询,但仍然一无所知。鉴于我收藏的这件作品是与徐老的大作同时收到的,而且从所得到的这两件作品是尺寸相同的册页,又都是墨笔山水,而且年款(丙子三月)相同来看,所以推想徐老对“六宾”其人或许会有所了解。果然,徐老在赐复中不仅告知“南沙六宾,确是达五十年前申江稔交”,而且还把“六宾”其人的姓氏(“其人孙姓”)、职业(“典当业”)、交游、籍贯(“与江寒汀画师为同乡友”、“南沙”系地名,原属江苏常熟)、艺能(“山水是其所长”)等,一一告知我。

然而,最让我难忘的是,由于我在附去的拙文中因见徐老画是所钤的“徐旁”、“邦达”二方小印确实篆刻俱佳,便就想当然地在文中称“徐老兼擅治印,其早年即与陈巨来、方介堪、张鲁庵、叶露渊等同为‘二弩精合’(赵叔孺)及门弟子。画上所钤二印,无论朱白,均仿佛秦人私印,白文深穆古朴,朱文则犀利工雅,其‘取法乎上’于此可见”。徐老读后,特在信中郑重地给予指出“(文)中云:下走‘兼擅治印’,实非属实。赵师处当时求学,只托鉴古一方,而未获得些些薪传也。”当我读了徐老的这段活,使我为自己当时在撰稿中“想当然”的附会所表露出的轻率、浮躁心态深感汗颜无地!再想徐老之所以会在赐复中真诚地指出我文稿中的不实之词,是为他的“求真、笃实”所使然。从中便使我认识到“求真、笃实”是一切事业成功的根本要素。因此,徐老的这—身传言敦,使我在日后学习中以这一教训时时警策自己。

来源:收藏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