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社会生活的生动写照——四川汉代陶俑

李铁锤 发表于 2013-10-14    阅读 281

汉代是中华文明发展成熟的重要时期,国家的统一促进了多元文化的融合,文字的便捷化带来了文化的突飞猛进,促进了文物典籍的整理、传承与发展,儒、道、佛、法思想的相互影响构建成治理国家及社会道德理念的基础,土地兼并与疆域拓展带来更多人员流动,社会从业形态趋于多样,厚葬之风的盛行给后世留下许多珍贵资料……这一切表明,我国汉代社会生活是多么丰富多彩。然而,由于年代过于久远,以竹木丝帛等材质为基础的绘画形象资料大都难以流传至今,石刻图像资料又十分稀少,我们怎么才能看到汉代人们生活的样子呢?四川汉代陶俑为我们打开了观察一千七百多年前汉代社会生活的方便之门。


  四川陶器源远流长,早在汉代以前,四川盆地即巴蜀地区的制陶术就十分兴盛。四川盆地东部的大溪文化(公元前4400-前3300年)、成都周边的营盘山文化(公元前3500-前3000年)、宝墩文化(公元前2700-前1800年)中的彩陶、夹砂陶和泥质陶器都十分丰富,可以说,四川盆地一带也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商周时期的三星堆文化、金沙文化的陶器更是丰富多彩,其中高足器、尖底器、筐纹器、打磨陶等陶艺水平很高。到了汉代,四川墓中的大量汉砖、汉俑,更是详细记录了当时人们的宇宙观、人生观、社会习俗、精神风貌、礼仪、故事传说、生产方式与工具、建筑式样、城镇布局、山河桥梁、车马道路、牲畜、家禽、餐饮、娱乐、歌舞、音乐、服饰、生活习惯、动物饲养、生与死……生动地再现了汉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可以说,它们是我国汉代社会生活的真实记录及生动写照。

  图1是国家博物馆收藏的击鼓说唱俑,灰陶制,高55厘米,制作于东汉时期,出土于四川成都天回山崖墓。它的造型极为生动,具有强烈的写实主义风采和极高的艺术感染力,深受国内外专家及观众的喜爱,被定为国宝级文物,誉为我国古代雕塑艺术杰作。图2是件东汉站姿说唱俑,高59厘米,出自新都县。跟坐姿的击鼓说唱俑一样,它赤裸上身,身材矮胖,大肚外露,神态活泼,表情生动,风趣幽默,显然是位男性专职说唱者。在东汉历史学家班固(公元32-92年)编撰的《汉书·霍光传》中有这样一段描写汉废帝刘贺(公元前92-前59年)宫廷生活的情景:“大行在前殿,发乐府乐器,引内昌邑乐人,击鼓歌吹作俳倡。会下还,上前殿,击钟磬。召内泰壹宗庙乐人,辇道牟首,鼓吹歌舞,悉奏众乐。发长安厨三太牢具祠阁室中。祀已,与从官饮啗。驾法驾皮轩鸾旗,驱驰北宫、桂宫,弄彘斗虎。”详细描述了汉代宫廷奢华的生活情景,不但“击鼓歌吹作俳倡”,还“鼓吹歌舞,悉奏众乐”等等。西汉后期的散文家桓宽在《盐铁论·散不足》中说:“富者钟鼓舞乐,歌儿数曹。中者鸣竿调瑟,郑舞赵讴。”还说:“今俗,因人之丧以求酒肉,幸与小坐,而则办歌舞俳优,连笑伎戏。”可见汉代从宫廷到民间基层,百戏流行,从皇宫到街头巷尾,都可见到说唱、歌舞、器乐、杂技、角抵、魔术、斗兽等演出盛况,彰显出汉代盛世娱乐文化的繁荣。四川汉代陶俑正是这种繁荣景象的直接物证。


  图3是件东汉抚琴俑,高60厘米,出自新都县,现存巴蜀古陶瓷博物馆。抚琴者身材纤细,下颌稍尖,面容俊俏,面带微笑,双手悬于琴面之上正在拨弄着琴弦,我们仿佛听到了琴弦发出的悠扬旋律。汉代关于琴的著作很多,如:刘向(公元前77-前6年)的《琴说》,扬雄(公元前32-前7年)的《琴清英》,桓谭(公元前25-公元56年)的《琴道篇》,班固(公元32-92年)的《白虎通德论·礼乐》,蔡邕(公元132-192年)的《琴操》、《琴赋》等。东汉时期盛行的“琴道”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正如马来西亚著名华裔古琴演奏家陈松宪(1947-2010年)先生所说:“在东汉士人眼中,琴不单纯是歌诗演奏的乐器,而且是修身养性的工具,有着教化天下、和合天地、通神明之德的功能。”

  图4是件东汉吹箫俑,高61厘米,出自新都县。吹箫者眉眼清秀,带着几分稚气,十分可爱。双手与长箫悬空塑造,显得格外传神。在四川汉俑中,演奏的乐器除鼓、琴、箫外,还有埙、笙、瑟等。


图5是件东汉歌唱俑,高56厘米,她胸部丰满,头戴菊花,显然是位成熟女性,而当时的唱词多为经典诗赋故事或即兴小作。汉代歌唱表演的流行,对我国文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为后来建安文学及唐诗、宋词的辉煌奠定了基础。这件陶俑周身多处残留着红、黑、白彩绘痕迹。四川汉代陶俑多为彩绘俑,可惜由于四川多水,经过一千七百多年的沧桑岁月,加之出土后的风化,几乎所有出土汉俑的彩绘已消失殆尽,能看到局部残留彩绘已很难得。

图6是件东汉舞蹈女俑,高28厘米,耳部佩戴耳饰。她体态轻盈,婀娜多姿,很像汉成帝(公元前51-前7年)皇后即被称为绝世舞姬的赵飞燕(?-前1年)。我国汉代这种轻盈柔美的舞姿,后来构成了世界东方舞蹈最基本的特征。从四川汉代画像砖画面中还可以看到汉代的盘鼓舞,女舞者手舞长袖,在二鼓六盘上翩翩起舞,格外妖娆。东汉人傅毅(?-约公元90年)撰写的《舞赋》对东汉歌舞有细致入微的描绘,是研究汉代歌舞的重要文字资料。而四川汉代陶俑则提供了直接的形象资料。从四川汉代陶器中还可看到,当时除了歌舞、器乐演奏之外,还有叠高、倒立、跳丸、手搏、六博、骑吹、骆驼载乐等娱乐文化活动。


  汉代盛行“事死如事生”的厚葬之风,竭力让逝者过上较好的生活,直至升天成仙,以便保佑生者行好运,因此墓中不仅有歌舞说唱之类的陶俑,还有武士俑、文职俑、提罐俑、持镜俑、哺乳俑、庖厨俑、持锸持箕俑以及动物、牲畜等俑,还有家畜圈及院落楼阁。图7是件东汉文职俑,几乎所有的文职俑都是衣帽端正的站姿,似乎是管家。

  图8的东汉提罐俑是四川博物院(微博)的藏品,高55厘米,成都天回山崖墓出土。提罐者头梳双髻,身穿交襟广袖长袍,紧袖束腰,面目端庄,双手提罐,步态轻松,生动可爱。四川陶俑为我们提供了汉代社会各类人员服饰和发型的直观资料。


  图9的东汉持镜俑是四川博物院的藏品,郫县宋家林出土。该俑衣褶与纹饰非常清晰,红色彩绘相当鲜明。此俑有一个十分有趣的细节,即持镜女子左右手的食指和中指上都戴着指环。指环在我国已有五千年以上的历史,但是,这种一千七百多年前把指环戴在手上的生动形象,还是十分难得一见的。

  图10的庖厨俑是四川博物院的藏品,这件陶俑是三国蜀汉时期的作品,高43厘米,1981年忠县涂井崖墓出土。厨师面前摆着鸡、鸭、鱼、鳖、蟹、小狗、姜等。著名的川菜起源于古代的巴国和蜀国,据《华阳国志》记载,巴国“土植五谷,牲具六畜”,蜀国则“山林泽鱼,园囿瓜果,四代节熟,靡不有焉”。川菜系统的形成,正是秦、晋之间的汉代。根据《太平御览》记载,当时曹操(155-220年)在《四时食制》中特别提到:“郫县子鱼,黄鳞赤尾,出稻田,可以为酱。……黄鱼大数百斤,骨软可食,出江阳、犍为。”郫县、江阳、犍为都是四川地名,可见当时川菜已名扬天下。通过这件蜀汉时期的庖厨俑,我们窥到了当时川菜厨事的盛况。


  图11的东汉哺乳俑是四川博物院的藏品,高21厘米,资阳县南市崖墓出土。慈祥的少妇身着交襟广袖长裙,盘坐敞怀,正把丰乳之端送入婴儿的口中,显得十分温馨、安详。这是一件歌颂母爱的艺术佳作。这种题材的汉代陶塑作品是非常珍稀的。

图12的东汉佩刀持箕插俑是四川博物院的藏品,高85.8厘米,新津县堡子山砖墓出土。这位身材魁梧、体格健壮的中年男子,身着交襟短袍,紧卷两袖,左手持箕,右手持锸,腰间佩刀,足穿草履,头戴平顶帻,好一副田间劳动者的模样。所持之锸就是后来的锹,箕就是现在还在使用的撮箕。他穿的那种草鞋,在南方一直延续至今。平顶帻可谓近代流行的鸭舌帽的先祖,战国时期的帻就是个布条子,汉代发展为帽子状,可见汉代是我国服饰发展成熟的重要时期。这条汉子腰间那把约有半米之长的刀,格外引人注意,这可能跟汉代的屯田制有关。屯田始于西汉前元十一年即公元前169年,汉文帝刘恒(公元前203-前157年)以罪人、奴婢和招募的农民戍边屯田,汉武帝调发大批戍卒屯田西域。当时军屯和民屯,主要集中于西北边陲。屯田不但有利于解决边防的供给问题,而且有利于变荒山野岭为良田,传播了农耕技术,扩展了耕地面积,巩固了开拓的疆域。东汉末年,战争不断,土地荒芜,粮食短缺。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曹操采纳枣祗(生卒年月不详)、韩浩(生卒年月不详)的建议,在河南进行屯田。刘备在四川也进行了屯田。魏末咸熙元年(公元264年)废除民屯,军屯也渐衰。这件汉俑正是这段屯田史的例证。

  图13至图15是犬、猪、鸡饲养动物俑,汉代饲养的家禽、家畜种类,已跟现在几乎一样。特别需要说明的是:四川汉墓出土的不少陶犬,跟今天的川东猎犬十分相似,这一古老犬种值得特别珍惜与保护。

  马是古代重要的战略资源,马不但是冷兵器时代打仗快速进退的法宝,而且还是农耕、商旅不可缺少的运载工具,汉代马匹在巩固疆域、拓展丝绸之路方面发挥过重要作用。图16的数匹东汉骏马高1.2米左右,长1米左右,出土于成都、遂宁等地,现藏于四川博物院。这些骏马气势磅礴、刚健有力,正是大汉雄风的生动体现。

  看了以上十多个例子,我们仿佛看了一部汉代社会生活实录大片,跟汉代同胞来了一次亲密接触。其实,四川汉陶有上千种之多,这不过如窥豹一斑,更多、更精彩的题材与内容,等待发掘与研究。

  感谢四川博物院、巴蜀古陶瓷博物馆及四川藏协朋友的大力支持。

来源:收藏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