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甫帖》之争暴露中国艺术市场缺陷

 发表于 2014-01-21    阅读 352

《功甫帖》之争暴露中国艺术市场缺陷
  围绕《功甫帖》真伪问题展开的热烈讨论,终于告一段落。

  2013年岁末爆发的苏东坡《功甫帖》真伪之争,无疑是当年中国艺术市场的头号大事:尽管那是苏富比在纽约的商业拍卖中拍出的作品,但其真伪之辩,不仅关系到作品的历史文物价值的批判,还涉及822.9万美元的巨额成交价,乃至龙美术馆作为中国新一代民营美术馆的品牌所系。而经过连续4周的舆论冲击后,人们可以发现,中国艺术市场有着根本性的缺陷。

  上博专家与苏富比过招

  从2013年12月21日上海某晚报以“独家新闻”的形式,报道上海博物馆书画部单国霖、钟银兰、凌利中3位专家指认苏轼《功甫帖》是“双钩廓填”的伪本,钩摹自清代《安素轩石刻》,中国艺术市场经历了一场舆论风暴。直至上周末(1月13日),苏富比一如其承诺由纽约苏富比古代书画部出面作出回应后,这场舆论风暴似乎平息下来了,在各种口水战之外,更多的人有机会仔细阅读双方专家的论文,通过他们的论辩来了解《功甫帖》为什么会引发这么大一场风波。

  回到专家的文本,我们可以发现,尽管经过近千年的历史沧桑,对《功甫帖》的判断也是见仁见智,但我们还是可以还原专家在解读这些国宝级的文物时的基本态度和方法。首先,针对上博专家指认《功甫帖》上除许汉卿藏印外,其余鉴藏印皆为清中期以后伪印(理由是所有鉴藏印印色相同),指出了这些鉴藏印印色的不同,还一一就其中的“安仪周家珍藏”印、“宝苏室”印、“江德量鉴藏印”、“张镠”印,比对了历史资料,证明这些印鉴的真实性。还用相同的方法证明“世家”半印事出有因,对专家质疑作了解答。

  苏富比专家的文章,还就单国霖先生的论文中,质疑《功甫帖》上同裱另纸部分的翁方纲题跋及题诗的真实性,从字体与书风的鉴定、解释题跋文字与相关著录的出入、考证题跋纸上的项元汴鉴藏印“子京”、“项叔子”与“携李项氏士家宝玩”三方印以及题跋纸上的“江秋史”印、“德、量”印,证明翁方纲题跋的真实性。此外,还就张葱玉先生与徐邦达先生是否亲自过目鉴定苏轼《功甫帖》作出了答辩。

  专家的文章还比对了《功甫帖》与另纸同裱的翁方纲“油笺双钩”本《功甫帖》的不同,并质疑钟银兰、凌利中两位先生指认《刘锡勅帖》是“双钩廓填”本,进而以此作为论据指认《功甫帖》墨迹本为同样情况的“双钩廓填”本的说法。专家指出,通过专业分析,“双钩廓填”是可以被识别的。使用毛笔先双钩勾勒出字划的外形轮廓,再相继填入墨色(有深淡干湿的墨笔线条)完成的书法作品,再怎么完美,在墨色变化上,是达不到自然书写效果的。在足够明亮的光线下或以高清照片在电脑上放大后观察分析,因非一次性完成的书法线条所呈现的不同墨色、因笔画顺序线条与线条先后覆盖交叉所呈现的不同墨色,自然形成和非自然形成的书法是能够被识别出来的,中国书法艺术的精妙在毛笔(软笔)、墨汁和宣纸的充分演绎下,气象万千,绝不是“双钩廓填”本可以瞒天过海充当角色的。

  各方表现互见高下

  上海博物馆专家带头发难,苏富比专家被迫回应,但从上述的第一回合看,双方表现立见高下。苏富比作为老牌的国际拍卖巨头,其表现中规中矩:当他们突然面对大众媒体引发舆论铺天盖地的质疑时,虽然正值圣诞新年假期前夕,却在第一时间立刻有理有据地作出回应。上海博物馆专家的报告元旦公布后,他们也在节后上班的第一时间作出反应,并明确承诺将在10天之内作出回应。再看整个论文,基本的出发点是实事求是,尊重前贤,这恐怕也是年总交易额攀升至全球第一第二的中国艺术市场立足的基础。

  反观上海博物馆的应对,却着实身陷被动尴尬局面:先是借助大众媒体抛出真伪争议,对藏家刘益谦和苏富比搞突然袭击,而正规的学术报告却姗姗来迟,以致引起刘益谦多次敦促尽快发布学术报告。面对由此而引发的上海博物馆质疑民间美术馆的舆论压力,包括刘益谦有关质疑《功甫帖》真伪的究竟是上海博物馆还是专家个人的追问,上海博物馆即使在记者面前也不置可否。因此,在苏富比报告公布后,上海博物馆专家会不会回应,成为一个大大的问号。

  相比之下,刘益谦的表现可圈可点。他既受到巨大的利益冲击,出价5000多万元拍得的藏品被指为赝品,同时也使其刚刚创办不久的龙美术馆面临着巨大的舆论压力。当然,他对上海博物馆的不满也溢于言表:首先他觉得受到突然袭击,不满上海博物馆专家先在大众媒体放炮的做法;其次他对上海博物馆不敢正面回应,又迟迟不拿出学术报告不满;第三,他对上海博物馆专家的研究方法也不能认同。尽管如此,他的第一反应却并没有暴跳如雷,而是首先诉诸理性,让苏富比专家作出回应,把大家的注意力转到学术讨论。至于他对市场专家愿意出资购藏《功甫帖》、对苏富比的学术报告,也是诉诸理性的态度。

  争论暴露市场根本性缺陷

  尽管这场争议回到了学术讨论的范畴,但争论本身还是暴露了中国艺术市场的命门。
  国家博物馆副馆长陈履生在苏富比学术报告披露后,在上海《文汇报》上撰文指出,“《功甫帖》争议反映中国书画鉴定窘境”,就表达了这个看法。他指出,其中牵涉到的公立博物馆与私立博物馆的关系问题,以及其他的很多问题都还没有在真假的本体上展开,就已经成为街谈巷议的大众娱乐。为何一个严肃的学术问题成了一种街头掐架的围观,实在也是值得身在其中的人好好反思。

  他断言,在专业范围内进行各种形式的探讨均有必要,但通过大众传媒来导引,则容易使人们陷入误区。就目前的状况来看,《功甫帖》最终将会形成一个无法收拾的残局,而由《功甫帖》所牵涉的中国书画鉴定的全局问题,则需要政府部门积极面对,从宏观上解决中国书画鉴定的主流话语问题。其实,正是在需要专业权威而又缺乏专业权威、一般老百姓又难以作出判断的领域,大众媒体找到了机会,来一场“媒体狂欢”。

  陈履生指出,要建立中国书画鉴定的主流话语权,其重中之重的工作是建立一个国家权威的中国书画鉴定体系,培养专业的鉴定人才,用科技创新打开鉴定中的技术瓶颈,从而在根本上解决中国书画鉴定的主流导向问题,而非任凭社会的力量和娱乐的方式去左右中国古代书画真伪的鉴定,或者仅停留在上世纪的鉴定结果之上。

来源:中国收藏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