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英博物馆大维德爵士藏陶瓷》背后的故事

 发表于 2014-04-28    阅读 487

斐西瓦乐.大维德爵士(1892年 — 1964年)曾被赞誉为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中国艺术鉴赏收藏家。


他收藏了近1700多件中国瓷器,绝大多数为历代官窑中的精品和带重要款识的资料性标准器,其中包括仅次于台北故宫的汝窑收藏和海外最好的珐琅彩瓷器收藏以及被陶瓷界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元青花标准器大维德瓶;今天成为美国大都会博物馆镇馆之宝的唐韩幹《照夜白图》以及2008年12月在佳士得拍卖行创出世界漆器拍卖记录的明永乐剔红双凤莲花盏托也都出自于他的收藏......


1892年大维德出生在印度孟买的一个犹太富商家庭,父亲是萨森大维德男爵一世(Sir Sassoon Jacob David, 1849—1926年),经营同名贸易公司,业务包括银行、纺织品和鸦片,是印度银行(Bank of India)的创始人之一。他曾先后就读于额尔芬斯东学院、孟买大学和剑桥大学,于1926年继承了其父亲男爵的头衔与家族生意,成为公司主席,公司分部设立在香港、上海、和神户。


根据第二任大维德夫人的回忆,大维德爵士最初的与中国陶瓷的邂逅,是一他的一位朋友家中的壁炉架上陈设的中国瓷瓶,正是这只花瓶点燃了他为之付出的一生的热爱。他22岁起开始收藏,为了读懂瓷器上的款识,他开自学中文,研读中国古代的文献资料,并写得一手好字。


1924年前往他第一次来到仰慕已久的中国,并在1925年应邀协助设计一个在紫禁城内举办的宫廷艺术珍宝展。他不但自费赞助了这个展览的部分装置费用,并出版了图录,获得了巨大成功。在1927—1928年间他又回到北京,正值满清王朝崩塌,许多宫廷珍宝流散到了市面上,并有谣传慈禧太后在1901年出宫时将一批内府秘藏珍宝抵押给了北京的盐业银行,这使得许多有心之人开始为之动脑筋。大维德爵士同样通过耐心的等候和机智的周旋,再加上奇迹般的运气,终于买到了40多件瓷器珍品,分三次运至伦敦。1929年回到伦敦后旋即又重回中国,在1930—1931年之间,他把握了这个千载难逢的乱世商机,在继续协助清宫清点、组织和举办各种皇家珍宝艺术展览的同时,开始通过各个渠道,庋集到了一批批珍贵无比的陶瓷精品,这组规模惊人的显赫珍藏,包括近1700件陶瓷和一卷清宫御制古玩图,年份跨越公元十至十八世纪,精品荟萃,早在二十世纪初期,就成为了整个西方世界的中国陶瓷收藏的里程碑,迄今也仍然是两个故宫博物院以外最大最全面的单体收藏。1935年大维德爵士又应清宫管理局方面的邀请,参与并设计了在伦敦举办的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中国古代艺术珍品大展。


而自从购得盐业银行那批清宫旧藏后,大维德爵士便开始系统、深入地研究中国瓷器,特别是官窑瓷器。他对自己收藏的每件器物包括其流传过程都做了相关考证,并且将器物上所有的款识都翻译成英文。1934年由著名学者霍蒲孙编著的《大维德所藏中国陶瓷图录》中每件器物详细的说明文字都是由他自己提供(如下图:2013年6月此图录于北京中拍成交价10万2千人民币)。1929年他在《东方艺术》杂志(《Eastern Art》)上发表了《论秘色窑》(《Some Notes on Pi—se Yao》),1933年、1936年又分别在《东方陶瓷学会会刊》(《Transactions of the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上发表了《项元汴历代名瓷图谱》(《Xsiang and His Album》)和《论汝窑》(《A Commentary on Ru Ware》)等文章。


与绝大部分西方收藏家不同,大维德爵士拥有一种中国古典文人学者特有的艺术情怀,正是这种精神境界,造就了大维德爵士卓越不凡的艺术眼光和品味。大维德爵士又在1936年为东方陶瓷学会撰写《汝窑评鉴 – Commentary on Ju Ware》一文时发现了明代曹昭《格古要论》,如获至宝,他深感原文作者的思想情操与己的高度契合,遂将三卷十三论的《格古要论》及后经王佐于1459年增编至十三卷的《新增格古要论》翻译成英文,并取名《中国式鉴赏 – Chinese Connoisseurship》,此书最终在大维德爵士去世后的1971年出版。


大维德爵士同时也是一位对艺术教育极为注重的人。除了不断组织艺术展览、学术研讨和出版研究文章外,他一直渴望在伦敦大学创办一个中国艺术研究中心。早在1931年,他就开始为东方学院 (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 提供临时讲师的资金赞助,这份热情最终使伦敦大学的中国委员会从庚子赔款中提取了部分资金作为固定的教席薪酬,提供给中国艺术与考古课程。随后,叶兹教授(W.P. Yetts)被任命担任该职务,在他的积极管理和组织下,世界上第一个中国艺术与考古系正式诞生了,拥有完整的教学大纲与课程、学位和毕业证书。


1939年二战爆发,大维德不得不投身到与中国艺术毫无关联的飞机制造业。1941年12月大维德夫妇在去印度途中取道上海,当时正值珍珠港事件爆发,他们夫妇被日本兵关押了9个月。在关押期间,他患上的后来导致他全身瘫痪的肌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对自己生命的担忧使大维德不得不考虑这批收藏将来的归属问题,而这也促成了他人生另一个伟大的决定,就是是向伦敦大学捐赠他的图书馆与全部藏品,取名“大维德中国艺术基金会”,于1952年6月10日正式开放。而大维德夫人从开始做他藏品管理的助手到1953年成为他的终身伴侣,最终又成为大维德基金会的保护人,这一路走来两人相濡以沫,共同见证着大维德基金会的成长。1950年,大维德爵士获得了伦敦大学文学博士学位,成为英国古物学家协会的一员,并被授予法国荣誉军团勋章。


从大维德爵士传奇的一生中可以看到西方收藏家巨擘的敏锐眼光、孜孜不倦的学习精神,以及宽广的胸怀。他们穷究一生所精心营造的艺术收藏,最终无私地奉献给了社会,奉献给了后人,成为一座座文明的灯塔,以真善美的力量,照亮着历史前行的轨迹。


来源:ArtAsia艺术亚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