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32件禁止出国展览文物

 发表于 2015-08-04    阅读 560

中国32件禁止出国展览文物

  中国32件禁止出国展览文物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化和对外文化交流的扩大,文物出国(境)展览呈现出日益繁荣的局面,但是也由此加大了文物遭受损害的可能性,对文物的安全构成了潜在威胁。对此,国家文物局根据地方文物部门和有关方面专家的意见,于2002年1月印发了《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规定全国有64件国宝此后永久不准出国展览。现罗列名单、照片、简介与馆藏单位如下,分享于同好。

  1、彩绘鹳鱼石斧图陶缸,属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类型,1978年出土于河南省临汝县阎村。陶质彩绘,器高47厘米、口径32.7厘米。陶缸绘有鹳鸟衔鱼,旁边竖立一件石斧的画面,作者用白色在夹砂红陶的缸外壁绘出鹳、鱼、石斧,以粗重结实的黑线勾出鹳的眼睛、鱼身和石斧的结构,画面效果粗犷有力,绘画具有中华民族远古时代的造型特征,是一件罕见的绘画珍品。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2、陶鹰鼎,属新石器时代,1957年出土于陕西省华县太平庄。通高只有36厘米,但看上去显得威武而雄壮。鹰的前胸为鼎腹,饱满粗壮,器口开在鹰的背部。鹰的双目圆睁,周身光洁未加纹饰,喙部呈有力的勾状。鹰鼎整体结构简洁,体积感很强,鹰的双足和尾部为鼎足稳定地撑柱于地,后收的双翅围过鼎的中后部,形成一种前扑的动势,配上鹰头部的大眼、利喙,使这只鹰显得威风凛凛,桀骜雄猛的气势。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3、后母戊铜鼎,属商后期(约公元前十四世纪——公元前十一世纪),1939年河南省安阳市武官村出土。亦称“后母戊大方鼎”,高133厘米、口长110厘米、口宽79厘米、重832.84千克。司母戊鼎立耳、方腹、四足中空,除鼎身四面中央是无纹饰的长方形素面外,其余各处皆有饰纹。在细密的云雷纹之上,各部分主纹饰各具形态。鼎身四面在方形素面周围以饕餮作为主要纹饰,四面交接处,则饰以扉棱,扉棱之上为牛首,下为饕餮。鼎耳外廓有两只猛虎,虎口相对,中含人头。耳侧以鱼纹为饰。四只鼎足的纹饰也匠心独具,在三道弦纹之上各施以兽面。鼎腹内壁铸有铭文“后母戊”。据考证,后母戊鼎应是商代后期王室青铜祭器,其造型、纹饰、工艺均达到极高水平,是商代青铜文化顶峰时期的代表作。一说为商王文丁为其母而作;另一说为商王且庚、且甲为其母而作。此鼎型制雄伟,是中国目前已发现的最大、最重的古代青铜器,有“青铜之冠”之称。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4、利簋,属西周早期,1976年出土于陕西临潼,是已发现的时代最早的西周青铜器。为武王时期有司(官名)利所作的祭器,高28厘米、口径22厘米。圆形,侈口,鼓腹,双兽耳垂珥,圈足下附有方座,造型庄重稳定。以云雷纹为地,腹及方座饰兽面纹,圈足饰夔纹,兽面巨睛凝视,森严可怖。腹内底部铸有铭文4行32字,述及武王伐纣在甲子日晨,并逢岁(木)星当空,与《尚书·武成》、《淮南子·兵略训》等古代文献所记相合,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5、大盂鼎,属西周康王时期,清道光间在陕西眉县礼村出土。鼎高100.8厘米、口径78.3厘米、重153.3千克。鼎身为立耳、圆腹、三柱足、腹下略鼓,口沿下饰以饕餮纹带,三足上饰以兽面纹,并饰以扉棱,下加两道弦纹,使整个造型显得雄伟凝重,威仪万端,内壁有铭文二百九十一字,内容为周王告盂(人名),殷代因酗酒而亡,周代则忌酒而兴,要盂一定要很好地辅助他,敬承文王武王的德政。同时记载给盂的赏赐。相传此鼎后归周雨樵,同治间左宗棠以重金购得,又归苏州潘祖荫。1951年潘氏后人捐献国家,为上海博物馆所收藏,1959年拨交中国历史博物馆。大盂鼎是现存西周青铜器中的大型器,造型端庄稳重、浑厚雄伟、典丽堂皇,为世间瑰宝。西周早期的金文有瑰异凝重、雄奇恣放、质朴平实等数类,大盂鼎属于瑰异凝重这一类,铭文大字,字体庄严凝重而美观,故在成、康时代金文中,以书法的成就而言,当以其居首位。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6、虢季子白盘,属西周,清道光年间陕西宝鸡虢镇虢川司出土。虢季子白盘铸于周宣王时期,与散氏盘、毛公鼎并称西周三大青铜重器。此盘造型奇伟,原器高39.5厘米,上口呈长方形,口长137.2厘米,腹下敛,平底,曲尺形四足。口大底小,略呈放射形,使器物避免了粗笨感。四壁各有衔环兽首两个,腹上部为窃曲纹,下部为环带纹,是价值连城的艺术精品。盘内底部有铭文111字,讲述虢国的子白奉命出战,荣立战功,周王为其设宴庆功,并赐弓马之物,虢季子白因而作盘以为纪念。铭文语言洗练,字体端庄,是金文中的书家法本。此盘自道光年间出土后曾被当地农人用以喂马,后县令以数钱据为己有。几经动荡,此盘被刘铭传觅得,极为珍惜。在其后几十年内,觊觎此盘者不乏其人,刘氏后人将盘重埋地下,远避他乡。解放后,刘肃将此盘掘出献给国家。自此,虢季子白盘才得以重放异彩,供世人欣赏。虢季子白盘先曾藏于故宫博物馆,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7、明代凤冠,1957年北京市昌平县定陵出土。定陵出土的凤冠共四件,三龙二凤冠、九龙九凤冠、十二龙九凤冠和六龙三凤冠各一顶,孝端、孝靖两位皇后各2顶。冠上饰件以龙凤为主,龙用金丝堆累工艺焊接,呈镂空状,富有立体感;凤用翠鸟毛粘贴,色彩经久艳丽。冠上所饰珍珠、宝石及重量各不相等,最多的一顶上有宝石128块,最少的95块;珍珠最多5449颗,最少的3426颗,最重者2905克,最轻者2165克。冠上嵌饰龙、凤、珠宝花、翠云、翠叶及博鬓,这些部件都是先单独作成,然后插嵌在冠上的插管内,组合成一顶凤冠。凤冠造型庄重,制作精美,其工艺有花丝、镶嵌、錾雕、点翠、穿系等项。点翠面积大(四顶凤冠上有翠凤23只,翠云翠叶翠花多达数百片),宝石镶嵌多达400余颗,大小珠花及珠宝串饰的制作也不少。最后的组装更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序,各饰件的放置,几千颗珍珠的穿系,几百颗宝石的镶嵌,诸多饰物于一冠,安排合理。凤冠口衔珠宝串饰,金龙、翠凤、珠光宝气交相辉映,富丽堂皇,非一般工匠所能达到。凤冠上金龙升腾奔跃在翠云之上,翠凤展翅飞翔在珠宝花叶之中。凤冠是皇后的礼冠,在受册、谒庙、朝会时戴用。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六龙三凤冠,通高35.5厘米、冠底直径约20厘米。龙全系金制,凤系点翠工艺(以翠鸟羽毛贴饰的一种工艺)制成。其中,冠顶饰有三龙:正中一龙口衔珠宝滴,面向前;两侧龙向外,作飞腾状,其下有花丝工艺制作的如意云头,龙头则口衔长长珠宝串饰。三龙之前,中层为三只翠凤。凤形均作展翅飞翔之状,口中所衔珠宝滴稍短。其余三龙则装饰在冠后中层位置,也均作飞腾姿态。冠的下层装饰大小珠花,珠花的中间镶嵌红蓝色宝石,周围衬以翠云、翠叶。冠的背后有左右方向的博鬓,左右各为三扇。每扇除各饰一金龙外,也分别饰有翠云、翠叶和珠花,并在周围缀左右相连的珠串。整个凤冠,共嵌宝石128块(其中红宝石71块、蓝宝石57块),装饰珍珠5449颗,冠总重2905克。由于龙凤珠花及博鬓均左右对称而设,而龙凤又姿态生动,珠宝金翠色泽艳丽,光彩照人,使得凤冠给人端庄而不板滞,绚丽而又和谐的艺术感受,皇后母仪天下的高贵身份因此得到了最佳的体现,为定陵中出土的凤冠之首。

  三龙二凤冠,即孝端皇太后凤冠,高26.5厘米、口径23厘米,凤冠共用红、蓝宝石一百多块,大小珍珠五千余颗,色泽鲜艳,富丽堂皇,堪称珍宝之冠。

  九龙九凤冠,高27厘米、口径23.7厘米、重2320克,有珍珠3500余颗,各色宝石150余块。此冠用漆竹扎成帽胎,面料以丝帛制成,前部饰有9条金龙,口衔珠滴下,有8只点翠金风、后部也有一金凤,共9龙9凤。后侧下部左右各饰点翠地嵌金龙珠滴三博鬓。这顶豪华的风冠,共嵌红宝石百余粒、珍珠5000余粒。

  十二龙九凤冠,冠上饰十二龙凤,正面顶部饰一龙,中层七龙,下部五凤;背面上部一龙,下部三龙;两侧上下各一凤。龙或昂首升腾,或四足直立,或行走,或奔驰,姿态各异。龙下部是展翅飞翔的翠凤。龙凤均口衔珠宝串饰,龙凤下部饰珠花,每朵中心嵌宝石1块或6、7、9块不等,每块宝石周围绕珠串一圈或两圈。另外,在龙凤之间饰翠云90片,翠叶74片。冠口金口圈之上饰珠宝带饰一周,边缘镶以金条,中间嵌宝石12块。每块宝石周围饰珍珠6颗,宝石之间又以珠花相间隔。博鬓六扇,每扇饰金龙1条,珠宝花2个,珠花3个,边垂珠串饰。全冠共有宝石121块,珍珠3588颗。凤眼共嵌小红宝石18块。

  8、嵌绿松石象牙杯,属商代,1976年安阳市殷墟妇好墓出土。这件象牙杯高30.5厘米,是用象牙根段制成,因料造型,颇具匠心。侈口薄唇,中腰微束。杯身一侧有与杯身等高的夔龙形把手。杯身有雕刻精细的花纹且具有相当的装饰性,上下边口为两条素地宽边,中间由绿松石的条带间隔为四段,第一段为饕餮纹三组,两侧有身有尾,眼、眉、鼻镶嵌绿松石。第二段是杯身纹饰的上体部分,二组饕餮纹面部结构清晰,兽口下面为一个大三角纹,三角纹两侧有对称的夔纹,头朝下尾向上。饕餮的口、眼、鼻及三角纹都镶嵌绿松石。第三段刻三个变形夔纹,眼部镶嵌绿松石,第三、第四段是用三道绿松石带相隔。第四段的三组饕餮纹眼鼻同样是镶嵌绿松石。一、二、四段都是饰以三组饕餮纹,但形态却各异。这件象牙杯,采用了浮雕、线刻、镶嵌等多种手法,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9、晋侯苏钟,属西周厉王时期,1992年山西曲沃晋侯墓地八号墓出土。该组编钟大小不一,大的高52厘米,小的高22厘米,都是甬钟。钟上都刻有规整的文字,共刻铭文355字,最后两钟为2行11字。铭文都是用利器刻凿,刀痕非常明显,铭文可以连缀起来,完整地记载了周厉王三十三年(公元前846年)正月八日,晋侯苏受命伐夙夷的全过程。1992年12月,上海博物馆从香港古玩肆中发现此套编钟14件,并抢救回归。1993年初,山西晋侯墓考古发掘出土了残存的2件小编钟,形制与14件晋侯苏钟相同,大小和文字完全可以连缀起来,证实上博从香港抢救回归的14件钟与此次发掘出土的2件钟原出同墓,此套完整的编钟数目应是16件。现藏上海博物馆。

  10、大克鼎,属西周晚期,1890年(清光绪十六年)陕西扶风法门镇任村出土,原器通高93.1厘米、口径75.6厘米、重201.5千克。大克鼎又名克鼎和膳夫克鼎,与此鼎同出的还有小鼎七件、盨二件、钟六件、鎛一件,都是膳夫克所作之器。因此称此鼎为大克鼎,小鼎为小克鼎。西周孝王时名叫克的大贵族为祭祀祖父而铸造。造型宏伟古朴,鼎口之上竖立双耳,底部三足已开始向西周晚期的兽蹄形演化,显得沉稳坚实。纹饰是三组对称的变体夔纹和宽阔的窃曲纹,线条雄浑流畅。由于窃曲纹如同浪峰波谷环绕器身,因此又叫波曲纹。鼎腹内壁上铭文共28行290字,为西周大篆的典范之作。内容分为两段:第一段是克对祖父师华父的颂扬与怀念,赞美他有谦虚的品格、美好的德行,能辅协王室,仁爱万民,管理国家。英明的周天子铭记着师华父的伟绩,提拔他的孙子克担任王室的重要职务膳夫,负责传达周天子的命令;第二段是册命辞,周天子重申对克官职的任命,还赏赐给克许多礼服、田地、男女奴隶、下层官吏和乐队,克跪拜叩首,愉快地接受了任命和赏赐,乃铸造大鼎歌颂天子的美德,祭祀祖父的在天之灵。此鼎系周孝王时期铸器,历见著录,流传有绪,是研究西周奴隶制度的珍贵资料。现藏上海博物馆。

  11、太保鼎,属西周初期,传清道光间山东寿张县梁山出土。通高50.7厘米、口径23×36厘米,方形,二直耳,耳上各有两个立虎,器身上有棱脊与纹饰,腹内有“太保铸”三字,此太保系辅佐周成王的召公奭。现藏天津博物馆。

  12、河姆渡出土朱漆碗,属新石器时代,1977年浙江河姆渡遗址T231出土。食器,木质、敛口,呈椭圆瓜棱形,圈足略外撇。口径10.6×9.2厘米、高5.7厘米、底径7.6×7.2厘米。外壁均有一层朱红色涂料(剥落较甚),微有光泽。经化学方法和光谱分析鉴定为生漆。朱漆碗的发现,说明至少在六、七千年之前,我们的先民已将天然漆用于装饰生活器具的表面。现藏浙江省博物馆。

  13、良渚出土玉琮王,属新石器时代,1986年余杭反山12号墓出土,出土时,平正地放置在墓主关骨的左下方,是一件神圣崇高的玉制礼器。高8.8厘米、射径17.1—17.6厘米、孔径4.9厘米。黄白色,有规则紫红色瑕斑。器形呈扁的方柱体,内圆外方,上下端为圆面的射,中有对钻圆孔,俯视如玉璧形。琮体四面中间由约5厘米宽的直槽一分为二,由横槽分为四节。这件玉琮重约6500克,形体宽阔硕大,纹饰独特繁缛,为良渚文化玉琮之首,堪称“琮王”。琮是一种用来祭祀地神的礼器。看良渚文化的玉琮,它的形状内圆外方,中间为圆孔。专家们推测,它可能是原始先民“天圆地方”宇宙观的体现,方象征着地,圆象征着天,琮具有方圆,正是象征天地的贯穿。在当时,每当丰收或祭日时,就举行隆重的祭祀典礼,良渚先民就用它来与天地神灵沟通。因此,玉琮是良渚人所用的宗教法器。这件玉琮的制作,技术高超,可称神工鬼斧,是良渚文化玉器的瑰宝。现藏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14、水晶杯,属战国时期,1990年杭州半山镇石塘村战国墓出土。高15.4厘米,敞口,斜壁,圆底,圈足外撇。素面无纹饰,透明,器表经抛光处理,器中部和底部有海绵体状自然结晶。此杯是用优质天然水晶制成的实用器皿,国内罕见,其制作技巧和工艺水平令人惊叹。现藏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15、淅川出土铜禁,属春秋中期,1978年河南淅川下寺出土。通高28.8厘米、器身长103厘米、宽46厘米。禁为承置酒器的案,其器身以粗细不同的铜梗支撑多层镂空云纹,十二只龙形异兽攀缘于禁的四周,另十二只蹲于禁下为足。这是我国迄今发现用失蜡法铸造的时代最早的铜器,其工艺精湛复杂,令人叹为观止。现藏河南博物院。

  16、莲鹤铜方壶,属春秋中期。1923年于河南新郑李家楼春秋郑国大墓出土。青铜制盛酒或盛水器,原器通高126厘米、口长30.5厘米、宽24.9厘米。此壶主体部分为西周后期以来流行的方壶造型,有盖、双耳、圈足,重心在下腹部,遍饰于器身上下的各种附加装饰,不仅造成异常瑰丽的装饰效果,而且反映了在春秋时期青铜器艺术审美观念的重要变化。壶身的纹饰为浅浮雕并有阴线刻镂的龙、凤纹饰。有的是以鸟兽合体的形式表现,虬屈蟠绕,布满壶体。圈足上每面饰相对的两虎,器盖口沿饰窃曲纹。

  壶颈部四面均有龙(兽)形耳,两正侧面作回首反顾之龙形,有花冠形角,体积很大,冠与身躯均有镂空的精美花纹。壶腹下部四角又有附饰的有翼小龙,作回首向上攀附之状。兽角翻卷,角端如花朵形。圈足下有双兽,弓身卷尾,头转向外侧,咋舌,有枝形角。承托壶身的兽,和壶体上所有附饰的龙、兽向上攀援的动势,相互应合,共同在观者视觉上造成壶身轻盈、移动的感觉。此壶原为一对,一件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另一件藏河南省博物馆。

  17、齐王墓青铜方镜,属西汉时期,1980年山东淄博大武乡窝托村南古墓五号陪葬坑出土。镜长115.1厘米、宽57.5厘米、重56.5千克。背部有五个环形弦纹钮,两短边又各铸二钮。每一环钮四周饰柿蒂形纹。背又饰有夔龙纠结图案,卷曲交错自如。这件大型铜镜大概要用柱子和座子加以支撑,镜背面和边上的钮可能就是与柱子和座子固定时用的。现藏淄博市博物馆。

  18、铸客大铜鼎,属战国时期,1933年寿县朱家集(今属长丰县)李三孤堆楚王墓出土。又名楚大鼎或大铸客鼎。楚国青铜炊器,通高113厘米、口径87厘米、耳高36.5厘米、腹深52厘米、腹围290厘米、足高67厘米、重约400千克。圆口,方唇,鼓腹,圆底,三蹄足。颈侧附双耳,耳的上部外侈。腹饰一周突起的圆箍。箍上饰模印花纹,双耳和颈部外壁饰模印菱形几何纹,足根部饰浮雕旋涡纹。鼎口平沿刻铭文12字,刻铭开头即是“铸客”二字,故依惯例以开始二字名之,前足和腹下均刻有“安邦”二字吉语,又因此鼎在数千件楚器中最为雄伟,堪称楚王重器,特冠一“大”字,是现存周代以来最大最重的鼎。现藏安徽省博物馆。

  19、朱然墓出土漆木屐,属三国时期(吴),1984年安徽马鞍山朱然墓出土。漆木屐前面是有一个孔栓绳子,后面有两个孔作成木屐的形态。这个漆木屐和现在的木屐样子差不多,是目前中国最古老的漆木屐,它距今1700多年,当年在日本展出时候还引起了轰动。由此也可看出,早在1700多年前的三国时代,中日之间就有了较为密切的经济文化交流。在朱然墓漆木屐没有出土以前,一般认为漆木屐是日本人最早发明的,通过朱然墓漆木屐的发现,证明木屐是在中国通过唐文化东传到日本,最后被日本逐渐使用。现藏马鞍山市博物馆。

  20、朱然墓贵族生活图漆盘,属三国时期(吴),1984年安徽马鞍山朱然墓出土。盛食器,直径24.8厘米、高3.5厘米,木胎,盘内壁及底髹红漆,外壁及底髹黑红漆,内外颜色有区别。漆盘内的画面分为三部分:上面为宴宾图;下面为出游图;中间部分又包括三个画面:右侧为驯鹰图、中间为对弈图、左侧为梳妆图。现藏马鞍山市博物馆。

  21、司马金龙墓出土漆屏,属北魏时期,1965年山西大同司马金龙墓出土。每块长约80厘米、宽约20厘米、厚约2.5厘米。漆屏风用木板制成,出土时较完整的有五块,遍涂朱漆然后作画,有黄色墨书榜题和题记。屏风两面原皆有画,入葬时朝下的一面腐蚀严重,原貌难以辨别,向上一面保存较完好。图中所示为尚能拼合的第一、第二块向上的一面。第一、二块屏风画用栏界分为四层。第一层六个人物,为帝舜恪守孝道的故事;第二层三个人物为周太王妃太姜、周武王母太姒、周文王母太任的立像;第三层两个人物,为鲁师春姜及春姜女像;第四层六个人物,为班婕妤辞成帝同乘辇故事。以上故事多出自西汉刘向所著《列女传》,帝舜事迹见《史记·五帝本纪》,所画内容与汉代以历史人物故事喻世教民的传统相承袭。所画人物用黑线作铁线描,脸、手涂铅白,服饰器具用黄白、青绿、橙红、灰蓝等色渲染,画风与东晋名画家顾恺之的作品十分相似,面相则已见南朝“秀骨清相”之端倪。而以漆或油彩作画比在纸、帛上作画更为不易,可见漆工技艺高超。这件屏风不但在当时属于上品,在现存北朝文物中也是难得的精品。与屏风同出的还有四个石雕屏趺,当初是插立屏风用的,每件边长约32厘米、高6.5厘米。屏趺雕刻极精,但内容与屏风画没有联系,均与佛教有关,说明当时北魏佛教十分兴盛。现藏大同市博物馆。

  22、娄睿墓《鞍马出行图》壁画,属北齐时期,1979年山西太原娄睿墓出土。《鞍马出行图》位于墓道西壁中栏、作长卷式展开:风嗖嗖,旗猎猎,远征的人儿出发了!莫道行程远,何惧路奇艰,手执弓,身佩剑,扬锐气,策骏骑,纵然千山万水,也要勇往直前。马嘶鸣,回首望,召唤身后的马队,快加鞭,紧跟上,越过前方的大山,将是我们的猎场……整个画面层次分明,构图新颖,人物生动,表情逼真,生活气息浓厚,表现技法娴熟,堪称中国绘画史上的精绝之作。现藏山西省博物馆。

  23、涅槃变相碑,属唐代,山西省临猗县大云寺遗物。石雕碑高302厘米、宽87厘米、厚25厘米,大云寺寺宇早毁,碑于1957年移入山西省博物馆陈列。碑为螭首龟趺,额部雕众神将护持之须弥山。碑正面雕涅磐故事六图,上部四图——左面为“纳棺”、“临终遗戒”,右面为“荼毗”、“送葬”。现藏山西省博物馆。

  24、常阳太尊石像,属唐代,山西省运城盐湖区安邑镇道观遗物。像高150厘米,以白石雕造,形象丰颐,神态和穆。右手持扇,左手扶几,盘坐于长方石座上。座的四面刻有铭文及供养人姓名。现藏山西省博物馆。

  25、大玉戈,属商代前期,1974年黄陂盘龙城李家嘴三号墓出土。玉质仪仗器,长94厘米、宽14厘米、厚仅1厘米,堪称“玉戈之王”。现藏湖北省博物馆。

  26、曾侯乙编钟,属战国早期,1978年湖北随州擂鼓墩曾侯乙墓出土。这套编钟的钟架高大,由长短不同的两堵立面垂直相交,呈曲尺形7根彩绘木梁两端以蟠龙纹铜套加固,由6个佩剑武士形铜柱和8根圆柱承托,构成上、中、下三层。钟架及挂钩(含可以拆装的构件)达246个。短架(左)长335厘米、高273厘米、长架(中、右)长748厘米、高265厘米。编钟是古代打击乐器,也是象征拥有者权位的礼器。主要流行于商周和春秋战国时期。曾侯乙编钟共65件,分为八组:上层3组为钮钟,19件;中层3组为南钟,33件,分短枚、无枚、长枚三式;下层为两组大型长枚甫钟,12件,另有搏l件。最大的1件通高152.3厘米,重203.6千克;最小的l件通高20.2厘米,重2.4千克。钟体总重2567千克,加上钟架(含挂钩)铜质部分,合计4421.48千克。编钟的悬挂有三种方式:下层钟用环挂式,挂钩为爬虎套环和双杆套环两种中层钟用钩挂式,挂钩为框架钩和焊钩两种;上层钟用插挂式,是以插销入挥、串钩钟钮。钟及架、钩上共有铭文3755字,内容为编号、记事、标音及乐律理论。铭文多数错金。全部甬钟的记事铭文均为“曾候乙作持”5字,标明钟的制作和享用者是曾侯乙。搏钟的铭文则记载楚王熊章为曾侯乙铸宗彝一事。标音明文标示了钟的悬技位置或敲击部位及其所发音的名称,它们构成了十二半音称谓体系。乐律理论记述了曾国与楚、晋、齐、申、周等国的律名对应关系。钟铭所见律名28个、阶名66个,绝大多数都是前所未知的新材料。

  这套编钟的铭文,是一部重要的中国古代乐律理论专著。全套编钟音域宽广,音列充实,音色优美。每件钟均有呈三度音程的两个乐音,可以分别击发而互不干扰,亦可同时击发构成悦耳的和声,证实了中国古编钟每钟双音的规律。全套编钟具有深沉浑厚的低音、圆润淳朴的中音和清脆明快的高音。其音域自C2至D7,中心音域内具十二半音,可以旋宫转调,演奏七声音阶的多种乐曲。钟及钟架铜构件是铜、锡、铅合金,合金比例因用途而异。用挥铸、分铸、锡焊、铜焊、铸镶、错金、磨砺制作而成,工艺精湛。编钟的装配、布局,从力学、美学、实际操作上,都显得十分合理。全套钟的装饰,有人、兽、龙、花和几何形纹,采用了圆雕、浮雕、阴刻、彩绘等多种技法,以赤、黑、黄色与青铜本色相映衬,显得庄重肃穆,精美壮观。有6个丁字形彩绘木极和2根彩绘撞钟木棒与钟同出。据此并经实验判定,这套钟的使用共需5人:3人双手执小模,掌奏中、上层钟;2人各持撞钟木棒,掌奏下层钟。(木架和部分挂钩系复制,其余均为原件)。现藏湖北省博物馆。

  27、曾侯乙墓外棺,属战国早期,1978年湖北随州擂鼓墩曾侯乙墓出土。外棺采用透雕、浮雕、圆雕等技法,彩绘色彩艳丽、对比强烈,用笔自然流畅,文饰有云纹、三角形纹等,尤其以龙纹变化复杂,最具特色,系铜框架里嵌厚木板构成,重七吨半外棺的装饰并不华丽,但设计者十分细心:外棺一侧的下方,还开了一个门洞,有人猜测,这也许是为了让主人的灵魂能够自由出入。此外馆是我国迄今所见年代最早、结构最复杂、器形最大、体量最重,并与金工结合的一件特大型漆器。现藏湖北省博物馆。

  28、曾侯乙青铜尊盘,属战国早期,1978年湖北随州擂鼓墩曾侯乙墓出土。尊高33.1厘米、口宽62厘米、盘高24厘米、宽57.6厘米、深12厘米。尊敞口,呈喇叭状,宽厚的外沿翻折,下垂,上饰玲珑剔透的蟠虺透空花纹,形似朵朵云彩上下叠置。尊颈部饰蕉叶形蟠虺纹,蕉叶向上舒展,与颈顶微微外张的弧线相搭配,和谐又统一。在尊颈与腹之间加饰四条圆雕豹形伏兽,躯体由透雕的蟠螭纹构成,兽沿尊颈向上攀爬,回首吐舌,长舌垂卷如钩。尊腹、高足皆饰细密的蟠虺纹,其上加饰高浮雕虬龙四条,层次丰富,主次分明。

  盘直壁平底,四龙形蹄足口沿上附有四只方耳,皆饰蟠虺纹,与尊口风格相同。四耳下各有两条扁形镂空夔龙,龙首下垂。四龙之间各有一圆雕式蟠龙,首伏于口沿,与盘腹蟠虺纹相互呼应,从而突破了满饰蟠螭纹常有的滞塞、僵硬感。出土时尊置于盘内,两件器物放在一起浑然一体。尊是盛酒器,盘一般作水器用,二者合为一器,尊内盛掺有香草汁的酒,祭祀时酌以献尸,宾礼时酌以饮客。

  整套器物纹饰繁缛,穷极富丽,其精巧达到先秦青铜器的极点。尤其是器上镂空装饰,透视有若干层次,系用失蜡法铸造,即先用蜡做模,模外做范,加热烘烤使蜡模融化流失,使整个铸件模型变成一个空壳,再将青铜溶液浇灌至空壳内,就可铸成所需的器物。这一发现,证实了在二千四百年前的战国早期,中国的失蜡法铸造技术已经达到极高的水准。尊和盘均铸有“曾候乙作持用终”铭文。现藏湖北省博物馆。

  29、彩漆木雕小座屏,属战国时期,1965年湖北省江陵望山1号墓出土。通高15厘米、长51厘米、座宽12厘米、屏厚3厘米。此座屏为木质,周身髹黑漆,用朱红、灰绿、金、银等色漆彩绘。外框长方形,其中透雕和浮雕了五十一只动物,包括大蟒二十条,小蛇十七条,蛙二只,鹿、凤、雀各四只。透雕部分由两约对称的图形组成,两组图形完全相同,构图十分稳定。每组图形都以双凤、双鹿围绕着一个中心——鸷鸟搏蛇。底部浮雕以纠结的蛇、蟒和蛇吞蛙为主要内容。除边框为直线外,鹿、凤和蛇的轮廓均为曲线,形成有动感的韵律。各种鸟、兽、蛇、蛙都以写实方法表现,但它们的动态和身上的羽毛、斑纹毕竟是理想化的,因此比自然更具有规律,也更美。如左右两只鸷鸟各衔蛇两条,我们可以想像在乌嘴下挣扎的蛇是如何丑陋,但这两条蛇都盘成对称的花结,委婉自由、玲珑剔透,是座屏中最引人注目的部分。这件座屏在艺术上极为成功,历来被艺术史家看成是楚国漆工艺品的代表作。现藏湖北省博物馆。

  30、红山文化女神像,属新石器晚期,1983辽宁朝阳牛河梁遗址女神庙主室西出土。红山文化的一个重要发现是牛河梁的女神庙。庙址由南、北两组建筑组成,其中北组为主体建筑,南北十八米余,东西宽近七米。墙壁经过彩绘,室内发现有大量的人物塑像碎块,有头、肩、手以及乳房等部位的残块,均属女性。头部真人大小,面涂红彩,双眼镶嵌青色玉片,这是中国最早的女神像。现藏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31、鸭形玻璃注,属北燕时期,1965年北票西官营子北燕冯素弗墓出土。长20.5厘米、腹径5.2厘米,重70克。淡绿色玻璃质,质光亮,半透明,微见银绿色锈浸。体横长,鸭形,口如鸭嘴状,长颈鼓腹,拖一细长尾,尾尖微残。背上以玻璃条粘出一对雏鸭式的三角形翅膀,腹下两侧各粘一段波状的折线纹以拟双足,腹底贴一平正的饼状圆玻璃。此器重心在前,只有腹部充水至半时,因后身加重,才得放稳。此器造型生动别致,在早期玻璃器中十分罕见。现藏辽宁省博物馆。

  32、青铜神树,属商代,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出土。土青铜神树由树座和树干两部分组成,树干高384厘米、通高396厘米。树座略呈圆锥状,底座呈圆环形,上饰云气纹,底座之上为三山相连状,山上亦有云气纹。树干接铸于山顶正中,干直,树根外露。树干上有三层树枝,每层为三枝丫,枝丫端部长有果实,一果枝上扬,果上站立一鸟,两果枝下垂。在树桠和果托下分别铸有火轮。在树的一侧,有一条龙援树而下,龙身呈辫索状马面头,剑状羽翅。从造型来看,该青铜神树应是代表东方的神木“扶桑”。

  如此巨大的青铜神树会由于重心的上移而倾斜,现在看到的复原青铜树是由几条钢制缆绳斜拉固定的。空心的青铜树干里面也是用钢管加固支撑的。有学者认为这棵青铜神树如果全部按原型组装竖立起来,原来的三足底座根本无法承受其全部重量。由此推测这棵青铜神树应该是为一次大型祭祀而临时铸成,而不是作为长期陈列而设置的。现藏三星堆博物馆,在汶川大地震时,青铜神树当时不停地摇晃,但由于被一根银色钢丝绳牢牢地固定在玻璃罩内,底座也用牢固的螺丝钉加固在大理石底座板上,所以在8.0级强震中没有倒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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