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士陵书法评述

董建 发表于 2006-06-23    阅读 625

  黄士陵作为晚清印坛四大家之一,其艺术已广为人知、载入史册了。黄士陵的篆书虽然也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但与其篆刻相比,影响则不可同日而语。他治印的声名太盛,当是主要原因。另外,他的篆书面世数量较少,也阻碍了人们对他篆书艺术的认识与评价。另一个可能是黄士陵遵循“印从书出”的前贤教导,更多地将篆书视为“日课”而无意做书家有关。
  黄山市博物馆珍藏有黄士陵书画作品三十多件,多年来一直养在深闺人未识。现予以介绍,相信人们通过这些作品会对黄士陵有更进一步的了解。这些藏品绝大多数都是早年由徽州地区文物商店征集而来,因此,这批藏品与它处藏品相比,最大不同之处就在于地域特色上。藏品中书法占了大半,均为篆书,又以对联居多,四条屏次之,横披一件。年款最早为甲申年,(1884),黄士陵36岁,最晚为乙巳(1905)年,黄士陵已57岁。这些藏品三分之二有上款,与他篆刻作品中的上款比较,印之主人多名见经传,而黄山市博物馆藏品中受书人基本无考。写给“瑞生”的有三件,而“谷生”上款达六件。另有写给“衡卿”、“徽伯”姻亲的。根据黄士陵作品上的纪年,我们发现这些作品基本都是他在家乡时所作。这些作品应是家乡人索书或黄士陵主动所赠,晚期估计也有鬻书者,黄士陵晚年曾在家乡刻有“在黟减半”楷书印可证。经过对作品年份、书体、署款特点及书法老练程度的总体比较、研究,已明显呈现出早、中、晚三期。下面分述之。
  早期书法主要写吴让之一路,署款为行书。“愙勤在朝夕,怀抱观古今”一联因有甲申(1884)纪年,是这一时期作品的标准参照物。这一时期的作品还有“听鸟说甚、问花笑谁”及书司马迁《报任安书》四条屏。安徽省博物馆藏有一册《穆甫学篆节录》,约三十二开本大小,封面署同治丙子(1876),黄士陵28岁,此年黄士陵尚在南昌。据有关人员介绍册中内容为摘录古文,多达几十篇,认为是黄士陵学篆练习册。其实这册《穆甫学篆节录》是黄士陵创作或应酬时所用的底本,略同于绘画中的粉本。笔者曾见过黄氏将几十幅楹联写于一条长长窄纸上,用途是一致的。因为写一篇篆书,碰到一、二个乃至几个难字也是正常的。《穆甫学篆节录》亦为吴让之书风,也有徐三庚的影响,可见他写吴让之篆书时间较早。笔者曾在黄山市私人藏家处见过几件黄士陵篆书日课,都写的非常认真,不亚于正式作品。
  “曾三颜四、禹寸陶分”及书曹植《箜篌引》四条屏大约也书于早期而略晚者。《箜篌引》面目较杂,书者一方面欲追求金文的斑驳、浑朴气象,另一方面长期学习吴让之而养成的用笔习惯又时时流露出来。结体欠稳,用笔亦较生硬。但它是黄士陵书法转型期的一件作品,值得研究。最后一屏中“景”、“可”、“民”、“不”等字已初具自己面目。
  第二时期书法以小篆为主、兼有大篆,即所谓“合以古籀”。因黄士陵在吴大徵幕下较长,篆书曾受到吴的影响。此时黄士陵篆书线条稳定、笔力坚实,已初具规模。如“万福源头归德积,六经注脚在躬行”、“精鉴今之特健药,慎言古有磨兜坚”等。写给“瑞生”的两副四条屏为第二时期较晚者,这时黄氏书风已基本形成,笔划更加稳健且有姿态,气息古朴,尤以《说文后叙》一件为佳。三点水的写法,“皆”、“国”、“山”等字的下部弧圈包围结合处故意错落不对接等特点,已成了黄士陵成熟书法后的明显特征和特点。黄士陵第二时期书法还有一个特点,既署款改行书为隶书,我们发现吴大徵的一些篆书也是用隶书署款,是否在这点上黄士陵也受到吴的影响?或许笔者所见有限,目前尚未见过黄氏单独隶书作品,说明黄士陵隶书仅为署款而存在。
  第三期作品除了篆书愈写愈老辣、愈成熟外,,其署款已改为带有明显碑意的行书。谷生上款的六件作品均写于这一时期,且出现了两个纪年,我们不妨先将焦点集中在此。乙未(1895)四月,47岁的黄士陵曾回过家乡,所刻“臣度上言”边款记此事,但在家乡住了多久尚不得而知。“飞电流云绝潇洒,银钩秀句益疏通”写于是年夏闰五月,是极有可能在家乡所写。“多载红药待春还,贪广异疏(蔬)行经笀”与“松霠绕院鹤相对,柳絮盍溪鱼正肥”两联因风格与“飞电”联同出一辙,书写年份自是不远。“一威仪以成德,泽经史而立言”虽然也写于乙未闰五月,但字体略有异样。上款虽注有“集峄山碑字”,仅是联句用了峄山碑內容,字体则与《峄山碑》不相干。此联中除了“一”、“泽”、“经”等字仍是黄氏风格外,“威”、“以”、“成”等字笔划则写的十分随意,如单独挑出来,让人无法与黄士陵书法联系起来。可能是黄士陵在习惯书写中主观欲求变化之一例吧。“耻躬不逮,寡过未能”联写于辛丑(1901),黄士陵53岁,此时的他已在前一年回到了家乡。而“辞倾三峡,笔扫千军”实则也是写于辛丑年,只是署了“重光赤奋若”太岁纪年。将两联相比,自不难看出二者的共同风格。又,1983年第4期《书法》、1995年第2期《书法丛刊》分别刊登了“史黄门急就章四条屏”、“鲍明远舞鹤赋四条屏”,两件作品均作于辛丑,有兴趣者可参看。光绪二十九年,即1903年,55岁的黄士陵又写了孔稚珪《北山移文》四条屏,与辛丑年所书的几件作品一样,笔划平实,摒弃一切造作,是“人书俱老”,复归平正之作。因这三件作品有明确纪年,成为这一时期的标准参照物。
  “微雨新晴六合清朗,杂花生树群莺乱飞”写于蜡笺纸上,因纸张的原因,显的圆润高洁。《历代名人楹联墨迹》一书中选黄士陵二联,其中一幅内容与此幅相同,篆法大同小异。经过仔细比较,黄山市博物馆所藏一联年代可能靠后。
  黄士陵作品上所钤印章问题值得一谈。其中年以后作品上所钤印章多为大家熟悉者,如“江夏”、“穆父学篆”、“士陵印信长寿”、“黄士陵写金石文字记”、“黟山病叟”、“合以古籀”等,均见于印谱中。“造化吾师”一印钤于甲辰春所作“菊”上,印谱中收有一方几乎完全相同的印章,不同处在“造”字的篆法上。从边款得知,此印是为李茗柯所制。大约是李茗柯见到喜欢而求刻的。“老穆”一印从风格看已是成熟期以后的作品,与“具体而微”一印皆不见于目前常见印谱中。“黟山黄氏”、“士陵印章”两印钤于“听鸟说甚、问花笑谁”联上,也未见于印谱中,刀法稚嫩,显然为早年作品。以上几方印章除了不见于印谱,似也未见其它出版物,正可弥补阙失。
  黄士陵的身体状况似乎不是太好,在《报任安书》四条屏末署“病后握管重若千钧,勉以书成,不暇计工拙也。”我们当然不能仅凭一、二次生病便武断地下结论,但他刻“黟山病叟”当不是空穴来风、无病呻吟。他在自题小像中称自己“老病交至”又是一证。据说他晚年还咯过血。黄士陵虚寿61,不算高寿。这里,顺便谈一下黄士陵的卒年问题。黄士陵卒于1909年现已被印学界普遍接受,《书法丛刊》2003年第3期曾刊出过“《穆甫学篆节录》稿本及其他”一文,该文作者根据安徽省博物馆所藏黄士陵“家在黄山白岳之间”一印边款“癸丑三月”而提出黄士陵卒年“应该是六十四岁或六十五岁”。但这方印仿邓石如风格,是其早年作品,其边款与黄士陵晚年风格不类,与其早年风格亦有距离,因此,笔者认为印真而款伪。该印曾见出版的印谱中,未收入边款,想必编者是有所考虑的。笔者又在黄士陵的后人处见到一本粘贴本印谱,收有此印及边款,说明此边款存在较早。除了边款伪刻的可能性外,还有一个可能便是“笔误”,这种例子在黄士陵的作品中曾有出现,如“宪炘”、“臣印宪炘”二印边款均署“辛未”,然此二印均为黄士陵四十以后作品风格,而按辛未算,黄士陵年仅23岁,显然是不可能的。如果按1931年辛未算,黄士陵添寿何止几岁?因此,无论何种原因,“家在黄山白岳之间”一印的边款都不能做为黄士陵卒年的“新证据”。
  黄士陵在书法、篆刻上均走的是规整、严谨的风格,绘画则是工笔。艺术家选择什么方法、题材作为表现手法和对像,是和性情有着直接的关联。董其昌在《画眼》中说:“画之道,所谓宇宙,在乎手者,眼前无非生机,故其人往往多寿。至如刻画细谨,为造物役者,乃能损寿,盖无生机也。黄子久、沈石田、文徵仲皆大耋,仇英短命,赵吴兴止六十余。仇与赵品格虽不同,皆习者之流,非以画为寄、以画为乐者也。” 黄士陵未享高寿,与此当不无关系。

编辑:之君

清黄士陵 篆书四条屏

清黄士陵 五言联

清黄士陵 四言联(一)

清黄士陵 七言联(一)

清黄士陵 八言联(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