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学的先声——阮元及其书法

张飞莺 发表于 2006-10-20    阅读 607

  阮元,号芸台、雷塘老、怡性老人、揅经老人。江苏仪征人。乾隆五十四年己酉(1789)进士,任翰林编修。二十七岁大考翰詹取第一,乾隆帝对其极欣赏,曰:“不意朕八旬外复得一人。”任命其为詹事、南书房行走。乾隆五十八年癸丑(1793)提督山东学政,任职期满转浙江学政,历任礼部、兵部、户部侍郎。嘉庆四年己未(1799)任浙江巡抚;嘉庆十四年己巳(1809)因同年进士刘风诰被劾未参奏,被上责为“止知友谊,罔顾君恩,轻重倒置”,夺职回乡;嘉庆十九年甲戌(1814)转江南巡抚;嘉庆二十一年丙子(1816)任湖广总督;嘉庆二十二年丁丑(1817)转两广总督;道光二年壬午(1822)兼任粤海关监督;道光六年丙戌(1826)转云贵总督;道光十五年乙未(1835)拜命体仁阁大学士兼理刑部事务,管理总兵加太傅;道光十八年戊戌(1838)以老病告退。谥文达。阮元任两广总督的近十年间,正值鸦片战争前十几年,处理过与英国的事务多起,主张采取强硬态度抵御来犯之敌,曾不屈外界压力,将一个杀害中国妇女的英国凶手绞决抵罪。同时严禁鸦片走私,法办了走私的洋行商人伍敦元,是位明智清醒的爱国主义者,林则徐的前驱和战友。阮元还是一位学问渊博,经世致用的通儒,其为官五十年,政绩卓著,博览群书,著作三十四部,编著四十一部,成为“扬州学派”的杰出人物和经世致用的集大成者。因其曾为封疆大吏、三朝元老,又做过皇帝的老师,去世后,道光帝特赐御制祭文碑,置于阮元家庙。
  阮元博才通淹,金石书画无所不能,山水花鸟笔致秀逸,书法四体郁盘飞动,醇雅清古,擘窠大字纵横排荡,于天文、历算、地理等学科皆多有建树,诗文擅名当时。阮元身历乾嘉文物鼎盛之时,主持风会数十年,曾协力编修《石渠宝笈》、著《石渠宝笈随笔》。任《石经》校勘官时于杭州创建“诂经精舍”,于广州创建“学海堂”,提倡朴学,海内学者尊为泰斗。又从事《十三经注疏》的校勘、《经籍纂诂》的编集,汇刻有《皇清经介》等书百十余种。另编辑有《山左金石志》、《两浙金石志》,自著有《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畴人传》、《揅室集》等书。
  在书法界,阮元是“南北书派”学说的建立者和尊碑的倡导者,其所撰写的两部力作《南北书派论》和《北碑南帖论》皆被辑入《揅室集》中,两篇论文探索书法演变的历史源流颇为详尽,堪与董其昌的山水画“南北宗论”的观点相媲美。当时朴学大盛,三代、两汉、魏晋的金石文字大量问世,阮元二十余年“留心南北碑石,证人证史,梳理其间踪迹流派,虽不无鲁莽灭裂之处,但相比于元明书家多为《阁帖》所囿,且若《禊序》之外更无书法的画地为牢,其见闻之广博,自不可同日而语”。对晚清书坛产生重大影响。
  说到书法实践上的成就,阮元远不及理论上来得高,但因其究心金石碑版,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对书法颇有兴趣,写字虽宗帖派,但因长期浸淫金石碑版之间,气格亦自不凡。迥出时行的书帖之上。同时亦作隶书,寝馈《石门颂》,间仿《乙瑛碑》、《天发神谶碑》,结体扁方整肃,波磔俯仰明显,横画末笔出挑欲飞,极具华饰之美,用笔于沉美端正、雍容大度中透出秀丽之姿。
  与伊秉绶行草《忆旧游诗》合裱一册的阮元行楷《地理考证手札》,则多北碑遗意,笔力遒逸、朴拙不俗、体方势圆、厚阔丰润、笔画短促、节奏分明、天骨开张、神清气爽。或粗笔点墨圈画,或细线游丝示意,沉着舒缓,似聚又散,于帖学的体势中演绎着碑版的行楷笔韵,令观者耳目一新。对于他的书法,时人亦有评论。清伍宗曜《石渠随笔跋》曰:“文达所作书郁盘飞动,间仿《天发神谶碑》”。清方朔《枕经堂题跋·石门颂》曰:“此碑近日学者少,得者亦少,姜玉谿先生藏有阮文达公旧赠一联,波澜无二,始知公之寝馈于此刻者久矣”。又《百石卒史碑跋》曰:“阮文达公中年亦力学此碑”。“深得碑书劲挺开阔之势”。

编辑:之君

清阮元 石画记(底稿一)

清阮元 隶书联 纵171厘米、横42厘米。

清阮元 行书轴

清阮元 行书信札

清阮元 行书轴 纵126.6厘米、横32.6厘米。

清阮元 隶书十二言联 纵135厘米、横34厘米。

清阮元 手稿(二)一

清阮元 手稿(一)

清阮元 信札(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