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欧阳询《仲尼梦奠帖》的流传、真赝和年代

杨仁恺 发表于 2002-06-07    阅读 439

  据我们所知,最晚从北宋以来,欧阳询的《仲尼梦奠帖》就已经闻名于世了。它首先被潘师旦摹刻入《绛帖》,历代多有翻刻,流传既久,拓本分布又广,所起的影响就越发深远。
  欧阳询的书法,承继王右军父子的衣钵而有所发展,成为初唐享名最盛的大书法家,甚至名声远播国外。欧阳询的书法,尽管出自王氏父子,却有它本身的特点,历代的评论家对其艺术成就的赞许,可以说美不胜收。《书法钩元》说:“若草里蛇惊,云间电发;又如金刚嗔目,力士挥拳。”北宋大书家米芾说:“庄若对越,俊若跳踯。”而元人赵孟頫却以为“欧阳询所书清劲秀健,古今一人!”他对米氏的称许,觉得“似未知其神奇”。黄庭坚的赞赏比较实际,不用各种难于捉摸的形容词,专摆事实,可谓别开生面。他说:“唐彦猷得欧阳询所书数行,精思学之,彦猷遂以书名天下。”总之,一千多年来,凡是研究我国书法艺术的,未有不从各个方面去称道欧阳询书法成就的。
  谈到欧阳询书法的特点,前人讲的也不少,总的说来,郭天锡的跋语,尚能综合前人的一些看法,作出来的判断,较为实际地反映了客观情况。所谓“劲险刻厉,森森然若武库之戟”这句话,对欧书的特点作了形象的描述,而且基本上能够把它概括进去。根据传世的墨迹和碑刻来看,欧书的特点正是如此。
  《仲尼梦奠帖》墨迹,过去能够见到它的人,想必不会很多,庋藏在南宋内府时,固然不是一般人所能看得见的。就是收藏在私家如贾似道诸人处, 也未必很多人都能见到。这件墨迹的流传,较早见于文献记载的,有南宋末年周密的《云烟过眼录》,他不仅认为《仲尼梦奠帖》是真而精的墨迹,还说出了它流传的来龙去脉:原为“勤有堂”故物,后归陈德翁,再后经存甫其人携出,售与周公谨(密)的友人叶森。宋末到元初之际,此帖由叶家流入杨中斋手,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十月,金城郭天锡购自杨中斋家,次年二月九日重新装裱后长题,认为传世的欧阳询行书,以此帖为第一。至元二十九年赵孟頫在郭氏处见到墨迹,为之题识,并用集贤官库所藏有唐开元庋藏过的《劝学帖》与之相较,认为两者笔意相合,断定确系真迹。
  郭天锡约在大德初年去世,他所留下的古代法书,如最为生前所珍重而为历代收藏家所推重的《度尚·曹娥诔辞》和《仲尼梦奠帖》等墨迹,先后为大鉴藏家乔篑成获致到手,视为拱壁。从《度尚·曹娥诔辞》流传的具体情况考察,它在乔氏处的时间并不很久,旋即归澹轩所有(见黄石翁题跋)。因此,我们可以断定《仲尼梦奠帖》在元代后期即已散出,只是落入谁家,尚无确切的材料。到了明初,即为杨士奇家之物,他的题识对此帖评价很高,作了过分的推崇,所谓“真人间绝无仅有希世宝也”。明代中叶,归吴江史明古。史氏也是一位知名的鉴藏家,家藏的珍贵文物很多。在成化末年秋,史氏庭园发生了大火灾,庋藏的名贵书画付之一炬,所幸此帖和褚遂良、赵模法书数卷独免于难。这是此帖一千多年流传过程中所遭到的许多次厄运之一。
  项元汴从史氏那里劫余的《仲尼梦奠帖》购藏于“天籁阁”。他家的藏品尤为丰富,当时不少鉴藏家都看到了这件墨迹,董其昌、汪珂玉诸人认为是欧书真品,《清河书画舫》作者张丑尤其对这件授受有绪的名物大加欣赏,并反驳陈继儒:“品定属宋人书,岂为后人所淆乱邪?”至于张丑著录里所说杨士奇跋到项氏时已经佚去一节,按今天流传的墨迹看,杨士奇原题尚在,可能是明以后补入,或者属于张氏误记,前后两种可能都会发生。不过,根据明人朱存理《铁网珊瑚》记载,当时确未记入杨氏题跋,故以前者的可能性较大。
  此帖从项元汴家流传出来,当是明万历以后的事。明末藏于周凤鸣“鉴古斋”,朱应麟题跋认为此帖笔意出自“楔帖”。清初归嘉乐李玺卿家,顾复曾在他家亲眼见到,认为是“丰棱凛凛,题跋最佳”(《平生壮观》语)。随后藏于昆山“传是楼”。康熙年间,高士奇从“传是楼”购得此帖,极为珍视。载之《江村书画目》中,作为传家至宝。高氏著有《江村消夏录》,成于康熙二十二年,此帖未载人,不知是否为成书后所收?不过,据我们所知,高氏所藏书画有两本记载,正式刊行的是《江村消夏录》。而一直作为“私帐”的《江村书画目》,则是在他死后才公诸于世的。从高氏所记文字来看,何者进御,何者珍秘,何者可让,都有所分别,所以它是一本“私帐”的性质。在《江村书画目》中,此帖列入“自题上等手卷”内,还在目录下注有“真迹上上神品”字样。由此推测,尽管《江村书画目》是在康熙四十四年记的,但藏品的收进有早有晚,所以我们仍然怀疑未把它载入《江村消夏录》就是由于成书后购入,这一点殊可玩味。到了康熙五十七年,名鉴藏家王鸿绪在高士奇死后把此帖买到手里,并亲笔长题,不但肯定是欧书真迹,还有“暮年所书,纷披老笔,殆不可攀”的评论;同时,王氏本人还作了细致的考察,最后说:“细审是帖用笔之意,直于兰亭相似,宜乎唐人评论以欧书居褚河南(遂良)、薛少保(稷)之上,不诬也。”
  从以上流传过程的初步考察中,可以说《仲尼梦奠帖》自南宋迄于清代,大都是授受有绪,可资稽考。再从宋元以来的著录和题跋来看,绝大多数的鉴藏家认为是欧阳询的真品,上面所摘抄的一点材料,就可以充分地说明这一问题。可是在明代中后期,都穆和陈继儒对此帖发生过疑问,都氏“疑是临本”,陈氏以为宋人所书。陈氏之说,已有张丑反驳,引文见前,都氏所疑,虽未明指是何时临本,但以为不是欧书真迹这一点,还是值得研究的。作为学术上的探讨,不能回避从客观事实中提出的问题,更不应当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办法。
  这里,我们考察一下《仲尼梦奠帖》是否临本的问题。
  临不同于摹,临本的质量,依临者的技法水平和对所临作品的认识体会程度如何而定。因之,这里有高低之分和似与不似之别,而“似”又分神似和形似之不同。再加上时代风气和临写人的个性等条件,临本不可能与原作丝毫不差,两者之间必然会存在着相当程度的距离。此外,临本根据的是墨迹还是刻本,是什么时代的刻本,都与效果有关。一句话,临本不可能完全同于原作,这个概念,必须肯定。
  我们对临本的特点有所认识之后,再根据临本的若干特点来考察《仲尼梦奠帖》。这里必须要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肯定现存的欧书究竟哪一件是他的真迹,它的字体、写作时期的先后也都要有所了解。这样,才能进比较,才能判定是否临本以及临本的质量怎样。
  照都穆和陈继儒两人的说法,似乎还另有一件《仲尼梦奠帖》的真本。但我们从800年流传过程的考察中,尚未发现它的存在。我们只能从别的真迹中去找彼此之间的共同性,用以判断此件是否临本。关于这一点,说来应该没有多大问题,其实不然。历来公认的欧书,传至今日,墨迹仅有四件。而这四件是否真迹,尚有待于进一步研究。至于碑刻所存字迹——当然是通过摹勒后的字迹,还可以见到,然也是有限得很。
  由于资料的缺少,给鉴别《仲尼梦奠帖》是否临本的问题带来困难,加上事先对资料的本身还须下一番整理工夫,困难更多。
  今天传世的欧书墨迹,据我们所知,仅存的四件是:《卜商帖》、《张翰帖》、《行书千字文》和《仲尼梦奠帖》。这四件都是流传有绪的名迹。
  《卜商帖》和《张翰帖》皆见于《宣和书谱》著录,《卜商帖》仍存宣和原装,《张翰帖》已经南宋改裱,后附瘦金书长题,运笔较弱,当如《墨缘汇观》所说,恐非徽宗赵佶所书,而《大观录》则直认“佑陵”(赵佶),不知有何依据。这两件墨迹从两宋以来都被认为欧书真迹,各家著录中从未有人怀疑过。今天就墨迹考察,发现墨色差欠灵活,浓度中难于分辨深浅,看不出运笔轻重和交笔处的痕迹,尽管在形式上惟妙惟肖,总嫌缺少生动的气韵,这一点不能不引起我们对它的怀疑。经过与《唐摹王羲之一门书翰》原名《万岁通天帖》对比,可以清楚地看出《卜商帖》和《张翰帖》的若干特点,正与唐摹本不谋而合,勾填的痕迹由此显露了出来。就其效果而论,《卜商帖》勾填的技巧特别精湛,很得欧书的精髓。
  《行书千字文》的风格与《张翰帖》相近,墨色极浓,颇似双勾廓填,但对窗迎光透视,却又笔笔有致,交笔处深浅分明,未便断然肯定其为勾填本,由于极个别的字露了败笔,且总的风貌显得不够结实,也曾怀疑是后人临本。但是,由于它与《张翰帖》的笔意一致,易生疑窦,与《仲尼梦奠帖》同属于具备信笔挥洒的特点,故又不是临本所能办得到的。
  碑铭系经摹勒上石,底稿应当是真迹。但即使唐人刻工技术如何之精,也不可能与原作完全一致。尽管如此,却可以看出欧书的基本面貌。如早期的《皇甫诞碑》和晚年的《九成宫醴泉铭》之间,变化的痕迹和本来的特色是可以看的出来的。将碑铭拓本与上面的几件墨迹对照,它们都具有欧书的一般特征,总的风貌的共同性一望可知,而它们各自的特殊性也比较显明。我们即应从共同性和特殊性的统一上,去了解欧书发展的规律。
  将碑铭和墨迹作了考察和对比,我们得出来的判断是:墨迹《卜商帖》和《张翰帖》是唐人勾填本,《行书千字文》属于欧书早期的作品。并且认为《卜商帖》最得欧书的精髓。米芾所谓“天下真迹一等”,正是道出唐人摹本的特点。所以,如见不到真迹,能够看到唐人根据真迹的摹本,也非常重要。用它来与《仲尼梦奠帖》相较,毫无疑问,比用临本所收的效果不知要高出多少倍。
  《仲尼梦奠帖》用墨淡而不浓,与《卜商帖》、《张翰帖》不同,因而它不可能是勾填本,这一点,都、陈二人是知道的,所以他们一人说临本,一人说出自宋人之手,而不把它说成勾填本。但事实上,即使同时人的临本,在风格上也会存在差异,何况“宋人”所作,当更相去很远,这理由已经在前面谈过了,前人在论临摹时也曾论证及此。而《仲尼梦奠帖》不仅墨色不浓,且秃笔急书,转折自如,无一笔凝滞,似直接从《卜商帖》脱出,上下脉络清晰,这就不是临本所能代替的了。关于使笔的特点,对鉴别欧书来说,也是一个值得重视的环节。可以引用宋代董迪《广川书跋》一段,作为我们论证的另一个根据:“率更(欧阳询)于笔,特未尝择,而皆得佳趣,故当是绝艺,盖其所写者心尔。……虞伯施(世南)谓询不择纸笔,皆得如意,此正纪其实尔。”
  所以说,《仲尼梦奠帖》既不是勾填本,也不可能是临本,宋元诸家判断其为真迹,我们经过各方面的考察之后,认为他们的立论不是没有根据的。值得在此重提一下的是,赵孟頫在鉴定这件墨迹时,是当他看了集贤官所藏的《劝学帖》以后才作出判断的。按《劝学帖》为唐开元内府故物,见《宣和书谱》著录。开元去唐贞观时不过七八十年,中间既未改朝换代,当时宫中和民间的欧书尚多,它的可靠性不能因为我们今天看不见而应有所怀疑,这一点倒应该相信赵氏的鉴别能力。它既然认为《仲尼梦奠帖》的“笔意与此(《劝学帖》)一同”,即用笔和风格一致,那么《劝学帖》肯定是真迹,《仲尼梦奠帖》也必然是真迹了。
  最后,我们根据考察过的几件墨迹,就其风格的特殊性排比一下,基本上可以分属于三个时期:《张翰帖》和《行书千字文》结构上基本相同,它们的点、画、波、磔,亦趋一致,这个相同和一致,不是什么偶然现象,却有一定的客观实质内容。从欧书的发展过程推断,这两件书法中个别字尚有不够稳重之处,清秀有余,而气势欠沉毅,应该是属于早期的作品。《卜商帖》运笔从容、气势沉着,“体方”而“笔圆”,妩媚中有刚劲之势,尽管由于勾填的缘故致笔画稍觉肥润,然基本上能看出是盛年以后技法纯熟的代表之作;流传的《滋惠堂法帖》中《史事帖》拓本,就其风格而论,也是属于这一时期的作品。至于《仲尼梦奠帖》确是“纷披老笔”,可知欧书“劲险刻厉”、“矛戟森列”的特点到晚年更为突出,不仅行书如此,楷书亦复如此。从书法艺术发展规律来看,欧书演变的道路,已是与一般的规律同一归趋的。所以肯定:《仲尼梦奠帖》是欧阳询晚年的真迹,相当于贞观初年(627——641年 )的作品,诚属稀世之珍!
  除了以上各项根据外,我们还可以举出一个历史事实,进一步证实以上的判断是符合客观事实的。即我国在历史上关于墨的使用,曾经存在过南北异趣的风尚。据宋人赵希鹄《洞天清禄集》记载:“北墨多用松烟,故色青黑,更经蒸润,则愈青矣。南墨用油烟,故墨纯黑,且有油蜡可辨。”这个风尚,至少在宋代以前仍未有多大的改变。那就是北方多用松烟墨写字,墨色虽然润泽,但不够黝黑;而南方却多以油烟墨书写,墨色特别浓艳。两者相较,泾渭判然。这个历史事实,正好在《仲尼梦奠帖》身上找到答案,同时,也在《行书千字文》中得到印证。
  欧阳询原籍潭州临湘(今湖南长沙)人,从小由南朝陈的尚书令江总所抚养,因之,他早年的活动,在陈首都建康(今南京)的可能性较大。公元589年,即隋文帝杨坚的开皇九年,陈为隋所灭,欧阳询遂到北方,并当上了隋的太常博士。后来又做了唐高祖李渊的给事中。贞观初年,升任太子率更令,弘文馆学士,得以长期定居北方的长安(今西安市),度过他的晚年。《旧唐书》说他享年八十余,而《新唐书》则确认他卒年85岁,按照他卒于贞观十五年(641年)计算,欧氏人隋的年龄已是五十开外。由此看来,我们不难了解:《仲尼梦奠帖》为什么要用松烟书写,而《行书千字文》却以油烟出之。
  对《仲尼梦奠帖》的考察,我近20年来前后写过几篇短文,发表在有关报刊上,用意在于通过一个辨真伪的问题,希望对我国鉴定科学有所贡献,这也是作为文物工作者应负的责任。本文是综合我过去发表了的几篇短文,经过整理,较系统地阐明自己的认识,仍望各方予以指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