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石涛的几个问题

谢公 发表于 2002-06-28    阅读 741

  石涛题自己的画兰诗:“十四写兰五十六”,这是他五十六岁时叙述自己写兰花的经历是从十四岁开始的,从石涛的画学来说,写兰是他的余事,他写山水、人物所开始的年岁,或者还要早于十四岁,我们没有得知他自己也如写兰一样,曾作过叙述否?
  由于石涛的画历久,风貌多,尤其是他的伪作多,伪作的派别多,不容易掌握它的性格,而石涛的年岁,历来对他的记载和考证虽多,但仍不免于错杂,失去了辨证的依据。因而要来研究石涛画派的过程,风貌的变易,辨清他的年岁,也将消除一些论证上的困惑之点。至于平生行实,就更需要以他的年岁来证明了。
  (一)
  历来研究石涛的年岁,有如下的一些材料:一,清汪绎辰《湘老人题记》所载《重午景图》题诗。二,日本版《支那名画宝鉴》所印之《五瑞图》题诗及近人程霖生《石涛题画录》所记《重午即景图》题诗。三,日本永田编《清代六大画家展览图录》和日本八幡关太郎撰《支那画人研究》所记“石涛致八大山人信札”。
  清汪绎辰《清湘老人题记》所载的《重午即景图》的题诗:“亲朋满座笑开眉,云淡风轻节物宜,浅酌未忘非好酒,老杯口口为乘时,堂瓶烂漫葵枝倚,奴鬓崩髻艾叶垂,耄耋太平身七十,余年能补几首诗。”署款的纪年为“己卯”。
  《支那名画宝鉴》所印的《五瑞图》题诗,与前者相同,惟第七句作“见享太平身七十”,纪年为“乙卯(酉)”而非“己卯”。程霖生《石涛题画录》亦记《重午即景田》 其纪年亦为己卯,而其诗句则与汪绎辰《清湘老人题记》所载的相同。
  其次是日本永原所藏见于日本永田所编《清代六大画家展览图录》和日本八幡关太郎撰《支那画人研究》所记的“石涛致八大山人的信札”中有“闻先生年逾七十,登山如飞,真神仙中人,济将六十四五,诸事不堪”云云。
  据上面的几种材料,汪绎辰所记的《重午即景图》石涛七十自寿诗和程霖生所记的《重午即景图》诗,纪年是己卯,为康熙三十八年(公元一六九九),据此上推,石涛的生年应为崇祯三年庚午(公元一六三0)。
  见于《支那名画宝鉴》的《五瑞图》石涛七十自寿诗的纪年是乙酉,为康熙四十四年(公元一七0五),据此上推,石涛的生年则为崇祯九年丙子(公元一六三六)。
  按八大山人生于天启六年丙寅(公元一六二六),根据那通石涛与八大山人的信札,八大山人与石涛的年岁是“年逾七十”与“六十四五”之比,作为石涛崇祯三年生,至康熙三十八年己卯,八大山人七十四岁,石涛整七十岁,以石涛为崇祯九年生,则石涛比八大小十岁。
  根据上面所列的材料,除汪绎辰所记的仅见于文字外,其它如《五瑞图》,程霖生的《重午即景图》以及日本永田编《清代六大画家展览图录》所发表的石涛致八大山人信札,都还能见到实物,试以石涛的画笔和书体,从它的风格、习性来辨析上述所列各件,证明都是出于伪作,因而这些材料也就丧失了它的可靠性。
  历来考订石涛年岁的材料,既然不能作为论证的依据,而近年也陆续发现了一些新的实物材料,这些材料,证明都是绝无疑义的石涛真迹,计有:一,石涛自书《钟玉行先生枉顾诗》。二,石涛致八大山人信札真本。三,石涛自书《庚辰除夜诗》。这些真迹,提供了准确无疑的石涛年龄,从而也澄清了过去淆乱论证的荒诞伪迹。
  1、石涛自书《钟玉行先生枉顾诗》:
  “丁巳夏日,石门钟玉行先生枉顾敬亭广教寺,言及先严作令贵邑时事,哀激成诗,兼志感谢,录正,不胜惶悚。”
   “板荡无全宇,沧桑无安澜。嗟予生不辰,龆龀遭险难。”“巢破卵亦陨,兄弟宁忠完。百死偶未绝,披缁出尘寰。既失故乡路,兼昧严父颜。南望伤梦魂,怛焉抱辛酸。故人出石门,高谊同丘山。竭来敬亭下,邂逅兴长叹。抚怀念旧尹,指陈同面看。宿昔称通家,两亲极交欢。须眉数如写,骨气光采寒。翻然发愚蒙,感激摧心肝。识父自兹始,追相遥有端。便欲寻遗迹,从君石门还。一为风木吟,白日凄漫漫。清湘苦瓜和尚昭亭之双幢下。”
  根据诗的首句:“板荡无全宇,沧桑无安澜。”是指的明崇祯十七年甲申明亡时的动乱。接着他写道:“嗟予生不辰,龆龀遭险难。”是说当明亡的时候,他还是一个孩童,面“兼昧严父颜”,就连他父亲的容貌也已模糊不清,当听到钟玉行的叙说后,才使他“识父从兹始,追相遥有端”。假使说石涛是生在崇祯三年,到崇祯甲申,他已十五岁,年近弱冠,是不能再称“龆龀”的, 又如何可能“兼昧严父颜”呢?
  2、石涛致八大山人信札真本。
  “闻先生花甲七十四五,登山如飞,真神仙中人,济将六十,诸事不堪,十年已来,见往来者所得书画,皆非济辈可能赞颂得之宝物也,济几次接先生手教,皆未得奉答,总因病苦,拙于酬应,不独于先生一人前,四方皆知,济是此等病,真是笑话人,今因李松庵兄还南州空函寄上,济欲求先生三尺高、一尺阔小幅,平坡上老屋数椽,古木樗散数株,阁中一老叟,空诸所有;即大涤予大涤堂也,此事少不得者,余纸求法书数行列于上,真济宝物也,向所承寄太大,屋小放不下,款求书大涤子大涤草堂,莫书和尚,济有冠有发之人,向上一齐涤,只不能迅身至西江,一睹先生颜色,为恨!老病在身,如何如何!雪翁老先生,济顿首。”
  从这封信里看到,八大山人七十四、五,石涛还不满六十。按邵长蘅作八大山人传,说八大山人“弱冠遭变”而“黄安平为八大山人画像”上面八大山人的自题:“甲寅蒲节后二日,遇老友黄安平为余写此,肘年四十有九。”甲寅为康熙十三年(公元一六七四),以此可知八大山人生年为天启六年丙寅(公元一六二六),至崇祯甲申——(公元一六四四)为十九岁,与邵长蘅所记“弱冠遭变”是正相符合的。根据石涛信上所说两人的年岁,是“七十四、五”与“将六十”之比,也就是说石涛比八大山人要小到十五岁左右。以八大山人天启六年生,下推十五年左右,则为崇祯十三年左右,那么,当明朝灭亡的时期,石涛才四、五岁, 真是“龆龀遭险难”了。
  3、石涛自书庚辰除夜诗
  诗首序言:“庚辰除夜,抱疴,触之忽恸恸,非一语可尽平生之感者,想父母既生此躯,今周花甲,自问是男是女,且来呱一声,当时黄壤人喜知有我,我非草非木,不能解语,以报黄壤,即此血心,亦非以愧耻自了生平也,此中忽惊忽哦,自悼悲天,虽成七字,知我者幸毋以诗略云。”诗共七律四首,中有“花甲之年谢上天”之句,兹不全录。
  依据诗的序文,庚辰为康熙三十九年(公元一七00)石涛自己说是年为周花甲,这就完全肯定石涛的生年应为崇桢十三年庚辰(公元一六四0),依据旧传统计算,康熙三十九年庚辰,所谓“周花甲”,石涛应为六十一岁,又,石涛山水册,其中一页题诗云:“诸方乞食苦瓜僧,戒行全无趋小乘。五十孤行成独往,一身禅病冷于冰。庚午长安写此。”按庚午为康熙二十九年(公元一六九0),其时石涛五十一岁,亦证明为生于崇祯庚辰,比八大山人整小十五岁。
  又案:石涛有一位朋友淮南李辚,所著的《虬峰文集》里有赠石涛六十和哭石涛诗。赠石涛六十诗中有句云“出腋知君岁在壬”,是说石涛是生于壬午年的。依据生于庚辰,则壬午石涛应为六十三岁。看来还是应该从石涛自己说的庚辰为准。哭石涛诗在《虬峰文集》中编年于丁亥。丁亥为康熙四十六年(公元一七0七),其时石涛六十八岁。案石涛画的《双清阁之图》后有姜实节、杜乘题,姜题即在丁亥十月十七日,未言石涛卒。 石涛的《金陵怀古册》亦作于丁亥中秋。 又案十余年前发现一册石涛著的《画谱》,是由石涛自书的刻本,前有广宁胡琪的序言,作隶书,亦为石涛所书,序后纪年为康熙庚寅,可知此书的印成至早在康熙庚寅,而书的扉页又印有“阿长”、“清湘老人”二朱印,又可知此书印成后为石涛所亲见并印上了自己图章。庚寅为康熙四十九年(公元一七一0),照此看来,此时石涛尚健在,他已七十一岁了。
  (二)
  石涛的生年,既已获得肯定,那么,一向记在石涛历史帐上的一件事,就值得提出疑问,而这个问题,对研究石涛说来,是一向被引起注意并认为是石涛平生突出的事情。
  顺治八年辛卯(公元一六五一),在庐山的萧士玮伯玉曾写过一封信给虞山钱谦益,这封信是由石涛从庐山专程送往虞山的,钱谦益的萧士玮《春浮园集序》:“丧乱甫息, 伯玉遣石涛僧贻书劝以研心内典,刊落绮语,余方笺注楞严,谢绝笔墨,报书曰:如兄约久矣,书往而伯已不及见。”同时在石涛离开虞山回去的时候,钱谦益又送石涛绝句十四首,诗后的跋语说:“石涛开士自庐山致伯玉书,于其归,作十四绝句送之,兼柬伯玉,非诗非偈,不伦不类,聊以代满纸之书,一夕之话,若云长歌当哭,所谓又是一重公案也,辛卯三月,蒙叟弟谦益谨上。”
  石涛的生年既已肯定,以此来辨析,这能是石涛的事情吗?顺治八年辛卯,石涛才十二岁,从庐山到常熟,不能不算是长途跋涉,以一个十二岁的小沙弥来担任这样一个使命,是可能的吗?近情理吗?
  再且,钱谦益赠石涛诗的跋语,自称“弟谦益谨上”,顺治八年,钱谦益整七十岁,以一位七十高龄的长者,对十二岁的小后生,既称“弟”,又书“谨上”,这样称呼,近情理吗?
  石涛是住过庐山的,他到庐山的行程,看来是这样,石涛有一本山水花卉小册,自题为“丁酉二月,写于武昌之鹤楼”,另一页题着“作于岳阳夜艇”,丁酉为顺治十四年(公元一六五七),其时石涛十八岁。石涛又有一页山水扇页,题着“秋日与文野公谈四十年前与客坐匡庐,观巨舟湖头如一叶有似虎头者,今忽忆断烟中也”,纪年为庚辰,庚辰正是石涛“周花甲”之年,上推四十年,应为顺治十七年庚子(公元一六六0),这时石涛二十一岁,照此看来,石涛十八岁时,是在武昌、岳阳一带,二十一岁时在庐山,那么,顺治八年,石涛根本不在庐山,又如何能替萧伯玉送信往常熟呢?
  萧伯玉的《春浮园集》中,有一首五言诗:
  “鄱湖望匡庐,退寻旧游,次而纪之以诗。”
  “忆昔从南康,探胜到栖贤,譬如嗜色人,温柔乡在焉,躯之不肯去,欲终老其间,舆曳与人掣,醉向大林眠,婆娑双树下,乐如三禅天,石僧复招我,来作水口缘,晚云出谷口,缕缕如茶烟,数道忽狂驰,遍地兜罗棉,石公口喃喃,纵谈诗与禅,我竟不知答,直视欲无言。”
  诗中的“石僧”,不知名叫石什么,他与萧伯玉一同游山,说诗,谈禅,是萧伯玉的一位方外友,那么,替他到常熟去送信给钱谦益的就是这位石僧, 看来倒是很可能的, 而这位石僧,应该就是钱谦益诗中的“石涛开士”,钱谦益对一位擅于谈禅说诗的法师,临别赠诗,称兄道弟,就显得很自然了。
  又按清王士桢《渔洋感旧集》载有闵麟嗣《宿开先听雨赠石涛禅师》诗,这里所称的“开先”是庐山开先寺,替萧伯玉送信的那个石涛,定然就是这个开先寺的石涛禅师,决不是十二岁的石涛。显然,萧伯玉诗里所称的石僧,也就是这个开先寺的石涛了。
  (三)
  有一个问题必须提出的,就是石涛的家世。
  从乾隆以来,说石涛是明靖江王之后。这一说法初见于江都员墩题石涛画的跋语,跋语说:“尝见公(石涛)手书《临池草》,载《内宫实录》一篇,低徊吞吐,意不尽言。……公名若极,应是亨嘉的嗣,所云‘托内官以存活’者,其即在思文平粤之日耶?吾邑洪丈陔华,以画师事公,得公自述一篇,序次颇详……”
  明太祖朱元璋的从孙朱守谦,洪武三年封靖江王,封藩在桂林,朱守谦死后,子朱赞仪袭封。石涛有一方印章,文为“靖江后人”,又有一印,文为“赞之十世孙阿长”,这个“赞”就是靖江王第二代朱赞仪。当南京福王朱由崧败亡,当时靖江王朱亨嘉,在桂林自称监国,旋为巡抚瞿式耜执送福建,为唐王聿键所杀,时为清顺治二年乙酉(公元一六四五),从朱赞仪到亨嘉是九世,从石涛是亨嘉之子而言,他正是第十世。
  石涛的这些印章所说明的和员墩的跋语是符合的,那么,石涛的《钟玉行先生枉顾诗》所 云“板荡无全宇,沧桑无安澜。 嗟予生不辰,龆龀遭险难。巢破卵亦陨,兄弟宁忠完。百死偶未绝,披缁出尘寰”云云,正是指的明末动乱之际,他遭到了家破人亡的险难,当时他还很小,也濒于垂死的绝境,因而被迫做了和尚。如果说,石涛所遭的险难亨嘉因争夺权位而被杀无关,那又是从何而来的呢?靖江王的灭亡,并不是由于清朝,而是由于朱家的自相残杀,作为靖江王的后人而言,只有这才是大险难。
  然而石涛自书的《钟玉行先生枉顾诗》,也是无可置疑的真笔,却说他的父亲是石门县令广抚怀念旧尹,指陈同面看、“须眉数如写,骨气光彩寒”、“识父从兹始,追相遥有端”,这些叙说,看来石涛并没有随着他的父亲到石门,乃至连他父亲的形象也一无所知,这就与上述为亨嘉之子的说法,纯属两事,大相矛盾了。
  曾经遍查了《石门县志》,县志里的文职表中所记从明万历到崇祯列任的县令共三十人,却没有一人是姓朱的。《石门县志》中还记着有一个朱道亨的墓,于是有人说这该就是石涛的父亲,看来其理由是既姓朱,名字中又有“亨”字。照这样讲,那也该叫朱亨道而不能是朱道亨,因为,朱亨嘉的“亨”字是名字的上一个字而不是下一个字,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上,《石门县志》也明白记载着,朱道亨是石门县的一名学博。
  如果完全承认江都员的跋语,那么,《钟玉行先生枉顾诗》就无法解释,如果依据这首诗来否认员燉的跋语,那么,石涛的那些印章,又将如何解释?而且, 不牵涉到当时重大的政治原因,而仅仅由于一个县令的家世,又何致遭遇到如此危急的险难?而且,作为一个县令,也够不上有内官。如果说,这位县令当时对清兵作了顽强的抵抗,因而遭到全家屠杀,而县志中又绝无这类的记载。石涛有一首《赋别金台诸公诗》:“吾身本蚁寄,动作长远游,一行入楚水,再行入吴邱。”他又有一方印章,文曰“湘南粤北长千里,越客吴僧尽一生。”清梅清有赠喝涛诗:“喝公性寡谐,远挟爱弟(石涛)游。出险澹不惊,渺然成双修,朝泛湘江涯,暮涉匡庐陬…。”都说明石涛离开自己家的行程是从南而北的,他十八岁时在岳阳、武昌,二十一岁时在庐山,之后才作了吴,僧越客,也证明当他“龆龀遭险难”,是在广西而不是在石门。
  又按南都的覆亡,在清顺治二年乙酉(公元一六四五)。靖江王亨嘉称监国于桂林,亦在清顺治二年。清兵下浙江,是在清顺治三年丙戌(公元一六四六)。这时广西是唐王聿键,接着是桂王聿锷的势力范围。如果说,石涛是石门县令的儿子,与靖江王亨嘉无关系,那么,石涛的“险难”就应该由于他的父亲石门县令的原故。然而,石涛当时是在广西而不在石门,又如何能由于他父亲的原故而遭到“百死”之危呢?亨嘉还有一个兄弟,当亨嘉死后袭封。清徐X著的《小腆纪传》,还有这样的记载:“亨甄,盖亨嘉兄弟行,袭封时日不可详。永历元年(桂王聿锷)冬十二月(清顺治四年,公元一六四七),自象州返跸桂林,亨甄偕留守瞿式耜迎于郊。四年(清顺治七年,公元一六五0),桂林破,亨甄弃城走,世子某暨长史李某缢于宫中。”这里所说的“桂林破”,是被清兵所攻下。亨嘉的灭亡,不由于清,而亨甄是为清所灭亡的。看来,石涛的“龆龀”的遭遇,与亨嘉、亨甄似不能没有关系的。
  那么,《钟玉行先生枉顾诗》里所说的,又是怎么回事呢?这是一个谜!
  (四)
  石涛的画派,体貌多,因而风格多变,用区别它的时期来辨析它的变易之迹,考定年岁就有它一定的必要性。至于认识艺术风格,就要从他的风骨到情采,从他的习性作根本的探求,相反地可以与考订年岁相互引发。
  认识一个画派,首先要明了它的渊源,当石涛的时代,画坛的风气,正当董其昌的南北宗之论盛极之时,从四王恽吴为主流的重“南”贬“北”的情势之下,如宗尚南宋的戴进、吴小仙辈,吴人已把这一画派摒于鉴赏之外。当时如金陵的龚半千、石溪,安徽的梅清,江西的八大山人以及石涛是完全站在主流之外的。
  然而这些画派;虽与主流的四王恽吴风格异趣,他们的渊源,却并无二致。四王恽吴循着董其昌的艺术论证所推崇的是北宋和元到明代的吴派,而石涛也未尝不是如此。他与南宋到明代的院画派,确也是绝缘的,照当时的好尚,爱好元人的,大都爱好北宋,而石涛于此却有不同之处,如对郭熙,在他看来“未见有斩关手眼”。
  石涛的渊源,大体是陈老莲、沈周和元四家,陈老莲的画派则流露在他早期的体制中。
  古人有许多欺人之处,经常不大愿意提起自己的师承所自,石涛正是如此,如他的画笔,有许多形体,都是从元倪云林而来,即他有一种尖细的书体,其源也出于倪。他虽不讳言对倪的钦慕,但有时不免要声明:“偶向溪边设亭子,世人又道是云林。”老揭他的底,看来就有些不愿意了。
  石涛的艺术渊源,到元四家为止,从他的艺术形体里,除倪云林外,其他三家的风调,也有许多蛛丝马迹可寻,他的艺术旨趣,也认为他们“直破古人”,显然,他认为元代的画派,已凌驾于宋人之上。
  其实,石祷对沈石田,也是钦慕备至的,有某些体貌都是从沈石田而产生,然而他是绝口不谈沈石田的,也从不谈陈老莲。
  此外,他与梅清,也有共通之点,他早年往安徽宣城写黄山,与梅清极友好。但他二人的画派,看来可能有相互的影响,虽然梅清比石涛大十八岁,梅清在七十三岁时写的黄山图册,其中有一页,自言是采用了石涛的画本的。
  然而石涛的笔墨,不论它是怎样的善变,形体是怎样的多样,而它的性格只是一种,不论他各个时期的画派有多少区别,而仍然有可能沟通之处,怎样的错综复杂也不能完全隐蔽它的性格的一致性,相反地从它的一致性中可以来认识它的变易之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