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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纪事
公元 1644 甲申 崇祯十七年 顺治元年
到公元
历史纪事
崇祯自缢煤山
  崇祉十七年(1644)三月,大顺军会师北京城下。十七日,李自成亲自指挥大军环攻九门。十八日,大顺军将士架飞梯奋力攻城,越墙而入,攻占外城。与此同时,明太监曹化淳献彰义门投降。崇祯帝朱由检听到城破,立即命其三个儿子更衣出逃,逼周皇后自缢,剑砍长女乐安公主手臂,又杀妃嫔数人,然后换上便服,携太监王承恩等数十人,出东华门,企图出逃,没成功,又返回宫内。十九日清晨,李自成军攻破内城。崇祯亲自响钟召集百官,竟无一人响应,崇祯见大势已去,便与太监王承恩入内苑,对缢于煤山(今景山)寿皇亭树下,明朝至此宣告灭亡。

顺治嗣位  
  崇德八年(1643)八月初九日,清太宗病死。随即在皇位继承问题上,皇亲贵族内部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当时,太宗的长子、肃亲王豪格和太宗十四弟睿亲王多尔衮,是帝位的主要竞争者。太宗长兄、礼亲王代善和两黄旗大臣索尼等力主立豪格为帝,豪格却表示辞让,这就给坚决反对他的多尔衮兄弟及其亲信制造了机会。但在多尔衮亲信力劝其为帝时,太宗的亲信将领佩剑而前,坚决表示以死拥立太宗子为帝。这种剑拔弩张之势,使多尔衮感到自己的力量与争夺帝位的对手相比,并不占有优势,于是提出立太宗第九子,不满六岁的福临为帝,由他和郑亲王济尔哈朗辅政,声称待到福临年长之后即归政。这一折衷方案被诸王贝勒所接受,从而避免了满洲贵族的分裂。福临于顺治元年(1644)入关后,改元顺治。

多尔衮摄政  
  多尔衮任摄政王后,削弱了诸王预政的权力,并使另一摄政王济尔哈朗退居己下,又清除了主要政敌豪格,实际上获得了皇帝的尊荣的权力,掌握了清廷一切大权。定都北京后,多尔衮为了统一全国,又大刀阔斧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政治上,为崇祯帝发丧,网罗汉族士大夫、官僚、地主,对降官一再加官进爵,提倡尊孔读经,开科取士,终于吸引了大批北方官僚地主来降,在清军占领区域内迅速建立起统治机构;军事上,他把攻击锋芒首先指向李自成和张献忠领导的农民军,然后消灭了南明福王政权,向南方各省进军。到顺治七年(1650)底多尔衮去世时,南方各省的战事虽有反复,但大半个中国都在清廷囊括之中。他在摄政期间,还实行了一些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政策,如圈地、投充,给汉族人民带来了灾难,引起了他们激烈反抗,由于多尔衮“代天摄政”,赏罚拟于朝廷,其爵位也越来越尊崇。顺治元年(1644)十月,顺治封多尔衮为叔父摄政王,礼部根据御史赵开心的疏奏,改为皇叔父摄政王。顺治五年,顺治帝又称多尔衮为皇父摄政王。随着多尔衮的位尊权重,他更加独断专行,网罗党羽,排斥异己。顺治七年(1650)十一月十三日,多尔衮出猎古北口外,坠马受伤,十二月初九日病逝于喀喇城,终年仅三十九岁。二十五日,顺治帝追尊他为“诚敬义皇帝”,定庙号为成宗。但是,多尔衮死后仅两月,顺治八年(1651)二月十五日,他的近侍、议政大臣苏克萨哈等首告多尔衮“谋篡大位”,于是清廷“并案会审”,定其罪名为“阴谋篡逆”,籍没所属家产人口入官,毁其陵墓,暴尸示众,王府也同时被废,其亲信多人先后被处死或贬革。

范文程献策摄政王  
  范文程,沈阳人,清太宗时授内秘书院大学士。他在清政权取代明朝的关键时刻,于顺治元年(1644)四月初四日上书摄政王多尔衮,提出了有关清进占中原的建议。书中明确把农民军看作清朝的首要敌人,指出清军进取中原的成败,决定于同农民军角逐的胜负,而不在击败明廷。范文程还献策说,第一要任贤抚众;第二要选拔德誉素著者为官,使其更好地为清廷出谋划策;第三,清军南下的目标应该是直趋燕京,如果情况不允许,也应在关内择一坚城,作为日后进兵的据点。这一建议虽未能使多尔衮立即作出反映,但从后来的事实看,的确对多尔衮下定入关决心,实行毫不妥协的积极进取的战略方针起了重要的作用。

满达海要顺治习古今兴废之道  
  顺治元年(1644)正月十八日,清都察院承政满达海上疏摄政王多尔衮,建议顺治帝及时学习古今兴废之道。顺治帝年幼时本是个聪颖过人的孩子,每当见其父皇太极读书时就高喊自己也要读书。他嗜观书史,一目数行,往往能很快领略书中宏旨。然而,他即位后,多尔衮却漠不关心和有意放纵,引进朝廷大臣的不满。满达海首先上疏,要求慎选博学明经之端人正士朝夕为顺治帝讲解古今兴废之道。但多尔衮借口顺治帝处于幼冲时期,推说迟一二年后再议。一年之后,受到多尔衮重用的大学士冯铨、洪承畴等又上疏说:远古帝王奠安天下,必以修德勤学为首务;现在皇上虽很熟悉满书,但要懂得帝王修身治人之道,还必须学习汉文,熟读“六经”。为此,他们要求挑选满汉词臣,为顺治帝朝夕进讲。但是,多尔衮为保持自己大权独揽的地位,对他们的建议也根本不予理睬。因此,顺治帝直至十四岁亲政时,对汉文依然十分陌生,以致他在阅读汉大臣的奏章时,往往茫然不解其意。

史可法誓师勤王  
  史可法,顺天大兴(今北京大兴县)人,明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控制着陪都、江南和淮扬地区。顺治元年(1644)二月,他曾受崇祯帝命,以督师名义出兵“勤王”。四月十一日,史可法传令江南各镇兵入援,誓师勤王。二十二日听到京师已被农民军攻破,北向痛哭,发丧,誓师浦口,欲长驱入京,与农民军决一死战。南京的群僚诸将因兵力不足,不敢与农民军对抗,纷纷请史可法择新君以定南都。于是,史可法只得回到了南京。

多尔衮出师中原  
  顺治元年(1644)四月初九日,多尔衮统率大军,出师中原。先是,四月初七日清廷以多尔衮将出师中原,祭告太祖、太宗。祭文说,经过去年八月和今年二月的两次战斗,山海关外地区尽为清廷所有,完成了太祖努尔哈赤的夙志,现特命多尔衮率军伐明。初八日,顺治亲自召见多尔衮,特授给奉命大将军印,掌管军中一切赏罚大事,并要诸王、贝勒、贝子、公、大臣等听从指挥,同心协力,以图进取。初九日,多尔衮同多罗豫郡王多铎、多罗武英郡王阿济格、恭顺王孔有德、怀顺王耿仲明、智顺王尚可喜、续顺公沈志祥等,以及八旗固山额真、梅勒章京至堂子奏乐行礼,又陈列八纛向天行礼。然后,统领满洲、蒙古兵及汉军兵总计约十四万人,鸣炮起行,讨伐明朝。

巡按之兴废  
  顺治元年(1644)四月,清廷开始向各地遣派巡按。清廷定都北京之后,随着清军南下和征服地域的不断扩大,陆续由北向南派遣巡按。终顺治一朝,其间四次停复。巡按是“天子耳目之官”,其主要职责是:内宣朝廷之“德意”,外察督抚之贤否,上考文武百官之恶善,下问黎民百姓之疾苦。可见巡按兼有察吏安民两大职能。它的遣派是清廷缓和阶级矛盾的重要措施之一,因为清廷以刀枪征服天下,以巡按随之安定地方,巡按在政治、经济、军事、文教诸方面均起了重要的作用。纵观顺治时期的巡按队伍,大多数品行端正,断事公允,其中有一些更堪称“铁面冰心”、“热肠冷面”,颇有作为。当然,“背旨坏法,收蠹纳贿”者也不乏其人。但由于巡按主要由汉官充任,引起了满族贵族的极端不安,因此顺治帝死后,辅政的四大臣打着“率循祖制,咸复旧章”的旗号,停止遣派巡按。

李自成东征  
  李自成占领北京后,虽然明朝灭亡了,但是距离北京不远的山海关,还驻扎明宁远总兵、平西伯吴三桂率领的精锐兵力,直接威胁着北京的安全。因此,李自成准备的招抚吴三桂后登极为帝,然后派大军南下以完成一统大业。后来,由于吴三桂一再拒抚转为公开对抗,李自成决定东征,以铲除吴三桂的势力。顺治元年(1644)四月十三日,他率军由北京出发,二十一日到达山海关。这样缓慢的行军速度贻误了战机。四月二十一、二日,农民军和吴军展开了激战,由于清军猝然从阵中冲出,农民军措手不及,吃了败仗。李自成率骑兵数千急忙退至永平(今河北卢龙县),各首领和散失的农民军也乘夜回到了永平。二十四日,清军和吴三桂军追至永平。李自成因农民军日夜战斗,疲乏已极,无法再战,挥军阻击了一阵之后,放弃了永平,二十七日率军回到了北京。至此,东征失败了。

吴三桂降清  
  吴三桂,辽东籍,武举出身,崇祯十二年(1639)底任明辽东总兵官,在辽东专擅一方。顺治元年(1644)三月被明廷封为平西伯。三月初六日,明廷鉴于李自成农民军向京畿地区胜利进军、北京局势十分危急的情况,令吴三桂入援京师。吴三桂接到命令后,虽兵发京师,但行师迟缓,十四日抵丰润(今河北丰润县)时闻京师失陷,即返师山海关。不久,他接到李自成的劝降信,心中犹疑未决:他一方面因缺乏粮饷,兵力也不足,不足以和农民军对抗;另一方面因在辽东拥有大量田庄和财产,担心投降农民军会丧失自己拥有的势力和地位。当他权衡再三,决定自率精锐赴北京投降时,得知爱妾陈圆圆被农民军将领刘宗敏霸占的消息,便以此为由与农民军公开作对。二十七日,吴三桂看到农民军大举进攻山海关的迹象日益明显,派副将杨坤等携书信向清摄政王多尔衮“乞师”,书中要求与清合师抵北京,“灭流寇于宫廷”,并给其土地、财帛作为酬答。多尔衮接信后,立即复信说清军南下的目的要代明统治中国,如果吴三桂降清,必封以故土,晋为藩王。吴三桂在收得复信时,农民军的大队人马已逼近山海关,此时已无讨价还价的余地了,立即表示降清。吴三桂降清,为清廷打开了逐鹿中原的厦门,为其最后夺取全国铺平了道路。

李自成匆忙登基为帝  
  山海关之战后,李自成败归北京。顺治元年(1644)四月二十七日,他从德胜门入东华门,原明廷一些官吏上表劝进,大将刘宗敏也说:“若不正大位,即求还关中,不可得也”。李自成决定从速登基。二十九日上等,他在明皇宫武英殿内即皇帝位,接受群臣的朝贺。定国号大顺,建元永昌,追尊七代祖妣为帝后,立妻高氏为皇后。但这个匆忙的即位仪式实质上也是一个告别仪式。因为当时北京城内严重缺粮,明朝残余势力待机而动,城外又没有援兵,加之清兵和吴三桂军正在穷追不舍,于是李自成决定暂留几千农民军守城外,其他束装待发。次日五更,他率领农民军出了阜城门,奔驰在回陕西的路上,永远地离开了北京这座宏伟壮丽的古都。李自成离京后,北京又回到了明朝官僚地主手中。两天后五月初二日,摄政王多尔衮在数万名清兵的簇拥下进入北京,并居武英殿称制,开始了清廷对北京的统治。

多尔衮入据京师  
  李自成率领农民军离开北京、返回陕西时,曾携带明崇祯太子同行。刚出北京,即遭到吴三桂的袭击,太子走失。于是,京师内外流传吴三桂拥太子入都的谣言。顺治元年(1644)五月二日,原明官吏立崇祯牌位于午门哭临,并忙备车驾仪仗出朝阳门迎接太子。不久,有数万骑兵到来,臣民仰视,却是清摄政王多尔衮。正在惊愕间,清兵已大队入城。次日,故明官吏决定改换门庭,上表劝进多尔衮为帝。劝进表虽成废纸,但多尔衮看到明官吏肯忠顺清朝,于是着意笼络和留用明朝大小官僚。他采取的主要措施有:按帝礼为崇祯发丧,谥崇祯为怀安端皇帝;地方官吏归顺者晋级,抗拒者予以严惩;明宗室来归者,不夺王爵,继续享有特权;安抚百姓,废除明末三饷加派;继续镇压农民军,派平西王吴三桂、英亲王阿济格、豫亲王多铎率兵兼程追剿李自成、张献忠领导的农民军。这就使刚入关的清统治者很快取得了京畿一带官僚、地主的支持,北京的形势也得到了初步的稳定。

八旗驻防京师  
  多尔衮入据北京后,认识到要维护满族贵州的统治,除了笼络、控制和利用汉族地主阶级外,就必须充分依靠八旗武装作为统治工具。为此,他把南城作为民居,尽圈东、西、北、中城为八旗营地,并使八旗按方位分讯驻守,以环拱紫禁城池。各旗在京城驻守的范围如下:左翼-镶黄旗在安定内门,正白旗在东直门内,镶白旗在朝阳门内,正蓝旗在崇文门内;右翼-正黄旗在德胜门内,正红旗在西直门内,镶红旗在阜城门内,镶蓝旗在宣武门内。

京师提督九门步军统领设立  
  顺治元年(1644),清廷定都北京后,设立了步军统领(或称九门提督),以统辖满、蒙、汉八旗步军营及九门官兵,同时兼管巡捕二营(南北二营)事务。顺治十六年,清廷又添设巡捕中营,隶步军统领麾下。至此,步军统领的全称为“提督九门步军巡捕三营统领。”

通政使司及“登闻鼓”设立  
  顺治元年(1644),清廷设立了掌收题本的机关――通政使司,它的主要职责是收纳各省题本,校阅后送交内阁。查有题本不合规制的,揭送内阁参办;如题本有逾限期的,则须移文有关部门议办。在京各衙门的一切奏本,不分公私,也均须送通政使司呈进。通政使司所属有“登闻鼓厅”,内设登闻鼓,供军民击鼓伸冤。“登闻鼓”初设于都察院,顺治十三年十月移置于长安右门外。清廷规定:由科道满汉官轮流值鼓;凡击鼓告状而又确有冤抑者,在京师内必须经各衙门审理,在京师外督抚不为昭雪,由科道官审明封进;越级告者照例责逐。

“顺治通宝”铸就发行  
  顺治元年(1644),清廷设立户部宝泉局和工程宝源局,铸钱发行,文曰“顺治通宝”,每文重一钱。宝泉局铸钱供全国经费使用;宝源局鼓铸之钱,要按卯(当时以六千二百四十九串二百七十文为一卯)报呈工部,交节慎库验收,然后作为工部所管各项工程经费发放。

清廷颁布剃发令  
  顺治元年(1644)五月初三日,摄政王多尔衮在给故明内外官民的谕旨中下令:“凡投诚官吏军民皆著剃发”,是为剃发令。汉人的习俗,原本是将头发束在头顶;而满人的习俗,则是在头发中间编成发辫,垂于脑后,周围剃去。强制汉人剃发,改变民族习俗,实质是要在精神上征服汉人,自然引起了汉族人民的强烈反对。二十四日,多尔衮鉴于清统治尚未稳固,宣布收回成命,允许汉人照旧束发。顺治二年(1645)六月十五日,清廷在消灭了南明福王政权之后,认为自己的统治已经稳固,再次颁布剃发令。宣布自布告发出后,京城内外军民限十日内剃发,各省军民自部文到日起也限十日内剃发。剃发令措词极其严厉:“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但是,这不仅没有吓倒大江南北的汉民,反而激发了他们的反抗情绪。广大农民、工商业者,有气节的士大夫和中小地主、总分官僚豪绅,都坚决反对剃发。此后,随着清军的逐步深入,江南各地更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反剃发斗争。

福王监国南京  
  顺治元年(1644)四五月,当崇祯帝自杀、明朝灭亡,以及清兵入据燕京的消息传到南京时,陪都南京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明在南京的地主、官僚和军阀为了逃避彻底覆亡的命运,议立新君。以马士英为首的实力派以武力相威胁,拥立明神宗之孙、福王朱由崧。五月初三日,福王监国于南京,南朝政权由此建立。五月初五日,福王政权以马士英、史可法等为东阁大学士,分江北为四镇,由总兵刘泽清、高杰、刘良佐和靖南伯南得功分别驻守淮安、泗州(今安徽泗县)、临淮(今安徽凤阳临淮关)、庐州(今安徽合肥),以屏障南京,防范农民军的进攻。

复明运动兴起  
  顺治元年(1644),清廷定都北京后,满族贵族统治集团强制推行圈地、缉逃人、剃发、屠城等民族奴役、民族压迫的措施,激起了汉族各阶层人士一场持续的、广泛的、有组织的民族抵抗运动。其中,一部分明朝遗民和其他地主阶级及其知识分子标榜“君亲之尊”、“华夏之防”,打着恢复“大明江山”的旗号,披发跣足,奔走呼号,掀起了重要波澜。这就是清初历史上著名的复明运动。随着反清斗争的深入,复明运动的目的有很大不同:一部分地主、官僚哭祭崇祯,声称要相随高皇(明太祖),恢复朱明皇的统治;另一部分地主缙绅、士大夫不是一般地倡言封建纲常、死心塌地忠于一家一姓、眷恋明朝统治,而是首先在于反对满族贵族统治集团的民族奴役和民族压迫措施,恢复汉族地主的统治。

清廷定都燕京  
  顺治元年(1644)六月十一日,摄政王多尔衮与诸王、贝勒、大臣等定议,应建都燕京,派遣辅国公吞齐喀等携奏章迎驾。七月初八日,顺治帝在告上帝文中宣布:接受多尔衮的奏请,“迁都定鼎,作京于燕”。八月二十日,顺治车驾自盛京启行,九月十九日至京师,自正阳门入宫。

金坛“削鼻班”抗清  
  顺治元年(1644)五月,江南金坛“削鼻班”参加抗清斗争。明代,江南的地主豪绅称其家内奴仆为“鼻头”,任意驱使,横加挞罚。明末,随着阶级矛盾的尖锐化,这些家内奴仆也起而反抗地主豪绅。他们为了洗刷“鼻头”的侮辱,自称为“削鼻州”。清军南下后,“削鼻班”也加入到轰轰烈烈的反清斗争洪流中。金坛彭氏奴仆,“削鼻班”首领潘茂、潘珍自称主帅,聚集数万人,于顺治元年五月攻下金坛县城,接着又进攻附近州县,屡败清军,扰得清统治者不得安宁。次年,清昂邦章京哈哈木亲统大军前来围剿,由于原明锦衣指挥、金坛县人史顺震的告密,清军采用突然袭击的战术,捕获了潘茂、潘珍,并将他们解往南京处死。

金声江天一绩溪抗清  
  顺治元年(1644)七月初十日,金声、江天一在安徽绩溪起兵抗清。金声,字正希,安徽休宁人。崇祯曾封他为翰林院修撰。福王监国时,他被封为左佥都御史,但因与马士英有矛盾而未到任,与门人江天一在家乡日夜操练乡勇,准备抗清。七月初十日,金声率绅衿士民哭于明太祖朱元璋像前,举起了反清大旗。之后,他听从江天一的建议,在绩溪筑起了丛山关,屯军其中,并号召各地起义。不久,一些回到原籍的明朝官吏,如山东御史、宁国人丘祖德,职方郎中、泾县人尹民兴,徽州推官温璜、池州人吴应箕等纷起响应,很快攻克了宁国、泾县、旌德。八月,清兵三路来攻,但金声等毫不畏惧,采取声东击西,乘间出击的战术,杀伤众多清兵。双方相持累月,终于寡不敌众,旌德、宁国、泾县先后落入清军之手。十月初九日,降将黄澍诈称援兵,骗取了金声的信任。次日,清兵里应外合,攻陷绩溪。金声、江一声被俘后,威武不屈,从容就死。

畿南农民军抗清  
  多尔衮入据京师后,京南的真定(今河北正定县)、保定、内黄、大名、冀州(今河北冀县)等地燃遍了抗清的烽火,到处树起抗清义帜。其中,保定香炉寨农民钱子亮、钱楼,乔家寨农民赵建英,宁晋泊农民韩国壁等,号称大王、都司;内黄农民苏自兴联络李自成部将王鼎铉,各称总督、大元帅。他们纷纷据险要为基地,起兵抗清,声势浩大。有的还联络山东、河南义军,有的潜入北京,散布流言,诸如当年八月中秋,清军要屠城,杀掉老、壮,仅留青年和小孩;“满州的头子们马上要滚回老家了”等等,搅得人心惶惶,统治者也张皇失措,手忙脚乱。顺治元年七月二十七日,清廷以降将沈文奎为右副都御史,巡抚保定。他一到任,各州县告急文书纷沓而至。沈文奎“拮据宵旦,多方调遣”,首先招降了真定义军首领赵崇阳,通过赵崇阳捕斩了韩国壁;接着令总兵王燝带兵围剿各路义军,先后擒杀了钱子亮、赵建英、苏自兴等。至该年底,畿南农民军基本上被清廷镇压。

历法之争  
  清军入关后,需要改代换历,于是采用了传教士汤若望以西洋新法所修之历法,定名为《时宪历》。顺治元年(1644)七月初二日,摄政王多尔衮下令,该历自一六四五年开始,颁行全国。这引起了朝廷中保守派的强烈不满。顺治末年,钦天监回回科的吴明炫和新安(今浙江新安县)卫官生杨光先先后上书,指责汤若望等造历多有谬误,要求停止实行《时宪历》。顺治帝以西洋历法与实际天象符合的程度,胜过传统的历法,拒绝了吴、杨等人的讦告。清初历法之争,暂告一段落。

清廷逼民“投充”  
  清廷入关以后,统治者为了维护满族贵族的特权地位,增加奴仆的数量,实行了逼民“投充”的政策,准许各旗招收失去生计的贫民,以供“役使之用”。后来因遭到人民的反对,摄政王多尔衮在顺治元年(1644)七月十七日下令:凡能自赡的新附军民,不准投充为奴。但这一纸禁令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在满族贵族的逼迫下,发展到“不论贫富,相率投率”的地步。许多人因害怕土地被圈,或因逃避赋役,携带土地投充旗下;还有的将他姓地土认为己业带投旗下,造成一人投充而一家皆冒为旗下,府县无册可查,真假莫辨,政府控制的人户大为减少。此后,清廷又数次下令,重申禁止投充,但直至康熙初年,“投充”事件仍时有发生。

乌龙会抗清  
  乌龙会是明末清初江南农民和家内奴仆反抗封建统治的组织。顺治元年(1644),李自成农民军攻破北京的消息传到江南后,鼓舞了当地受压迫的农民和家内奴仆。家奴出身的顾慎卿和贫寒士人吕茂成在松江、上海等地组织乌龙会,宣布大地主恃强凌弱的罪状,勒令其交出家产。清兵南下后,他们又积极地在军事上作抗清的准备,并计划攻占松江城,以抗拒清兵蛮横残暴的剃发命令。七月三十日,在清兵的残暴镇压下,顾慎卿受重伤,吕茂成英勇牺牲,乌龙会受到了一次沉重打击。但是,乌龙会的成员继续进行抗清斗争,他们中有的和太湖赤脚张三领导的白头军合流,有的加入到声援郑成功抗清活动的行列之中,成为抗清的重要力量之一。

顺治定鼎登基  
  顺治元年(1644)十月初一日,顺治行定鼎登基礼,亲至南郊,发布告祭天地文:“兹定鼎燕京,以绥中国。”宣布继续沿用“大清”国号,纪元顺治。这标志着清皇朝中央政权在关内的确立,为满族贵族最终篡夺农民起义胜利果实、摧毁腐朽的南明王朝和完成清的统一大业,提供了政治上的保障。

内务府设立  
  顺治帝入关定都北京后,即设立了内务府,以管理宫禁事务。顺治十一年(1654)裁撤,顺治十八年康熙即帝位后又重新恢复。内务府衙门当时分“内务府堂”(简称“堂上”,又称“本府”)及所属“七司”、“二院”等,总机关称“总管内务府衙门”。其最高官员为“总管内务府”。所属“七司”是:御用监,系为内务府掌管府藏及出纳总汇的机构;尚膳监,掌内务府所属武职官的铨选、任用及围猎、捕鱼之事,顺治十八年改为采捕衙门;钟鼓司,掌内廷礼乐并考核太监品级,顺治十三年改为礼仪监,顺治十七年又易名为礼仪院;内官监,管理内务府帑项出纳及庄园地亩之事,顺治十七年易名为宣徽院;借薪司,掌宫廷缮修工程事务,顺治十八年易名为内工部;三旗牛羊群牧处,掌牛羊畜牧事务;尚方司,掌审拟上三旗的刑名案件,顺治十一年设,十二年改为尚方院。所属“二院”是:御马,掌掌“御用”马匹,顺治十八年易名为“阿敦衙门”(阿敦系满语,意为马群);鞍楼,是制备兵具、器械的机构,顺治十一年易名为兵仗局,顺治十八年又改为武备院。

清廷始行捐纳  
  顺治初年,清廷为解决军费的不足和财政困难,实行捐纳。允许士子“纳粟入监”,但是不能得官。后来放宽一步,允许被革职的官员纳粮,以恢复原来的官职。

八旗常备兵制建立  
  顺治元年(1644)清廷入关后,建立起八旗常备兵制,仍严格实行按民族分别编制的原则,则满州、蒙古、汉军各为八旗,兵额总数约为二十二万余人。八旗兵以满州八旗为基干,采取世袭兵制,在年十六岁以上的八旗子弟中挑补旗兵。满、蒙、汉八旗,每旗各设都统(满语称固山额真)一人,副都统(满语称梅勒章京)二人;所属骁骑参领(满语称甲喇章京),满洲、汉军每旗各五人,蒙古每旗二人。镶黄、正黄、正白为上三旗,其兵丁负责保卫宫廷;镶白、正红、镶红、正蓝、镶黄为下五旗。行军巡狩以上三旗和正蓝共四旗居左为左翼,其余四旗居右为右翼。

清定内外文武官制  
  顺治元年(1644),清廷略仿明制,制定了内外文武官制。设翰林院,置汉掌院学士一人,侍读、侍讲学士各二人。改部院左右参政为左右侍郎。改理事官为郎中,付理事官为员外郎。

顺治尊孔  
  顺治帝和历代统治者一样,也把儒家思想奉为正统,极力提倡尊孔读经。顺治元年(1644)六月十六日,清廷遣官祭先师孔子,是为入关后的首次祭孔。顺治于定鼎登基礼的第二天,即在十月初一日,便以孔子六十五代孙孔允植仍袭封衍圣公,兼太子太傅;孔允钰等仍袭五经博士。第二年的正月二十七日,改孔子神牌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孔子”。顺治十四年(1657)二月十六日,顺治又从吏科都给事中张文光奏请,将孔子神牌仍改为至圣先师。

山东榆园农民军抗清  
  山东西部曹州一带的榆园农民军,原是一支坚强的反明起义队伍。顺治元年(1644)清军占领北京之后,榆园军在李化鲸等人的领导下转入抗清斗争,成为直鲁豫三省交界地区的抗清中心力量。李化鲸等人以濮州、范县(今河南范县)为基地,率军四出攻击清军,并奉明宗室忠义王为号召。反清队伍发展很快,人数达数十万。顺治四年(1647),榆园军还准备与河北农民军会师围攻大名,直逼北京。这时,降清后居住北京的刘泽清(南明福王政权江北四镇之一)也致书李化鲸,要为农民军作内应,事泄被清廷逮捕。清廷看到榆园军势力强大和河北危急,急调出征浙江的原明降将张存仁,总督直鲁豫三省军务,驻扎大名,集中力量剿杀榆园军。李化鲸等挥师山东,于顺治五年七月间连陷曹县、定陶、城武等地,并立天正年号,设官分部,封王、公、候,任命州县官。八月初一日,清廷调重兵围困曹县城。榆园军奋起抵抗,炮火轰天,矢石如雨,杀伤了大量清兵。清廷看到单靠武力围困不能迅速攻下曹县,便派河督杨方兴前往“抚慰”,九月十五日李化鲸等人出城与清军谈判时被生擒,十八日又被押解进京,十一月十二日与刘泽清并其弟、侄被清廷处死。李化鲸牺牲后,榆园军的抗清活动仍在鲁西地区进行着。

山东嘉祥满家洞农民军抗清  
  顺治元年(1644)五月,李自成率大顺军西撤后,山东衮、沂二州所属各县农民纷起抗清。山东嘉祥县满家洞农民军,就是其中著名而又突出的一支。满家洞界连嘉祥、金乡等四县,周围二三百里,有大小洞穴千余个。八月间,当地农民军领袖宫文彩,自称擎天王,拥众二万余人竖旗抗击清军南下,旗帜上大书“大顺”年号,公开表示追随李自成领导的大顺农民军。他们以满家洞为根据地,联合周围的农民军,经常神出鬼没地打击清军。清廷获知消息后,即派济宁道朱国治率军前往镇压。朱国治等人剿抚兼施,多次派人宣谕诏安,起义军虚与周旋,实则摆列火炮、枪刀与清军“相角”。次年初,肃亲王豪格亲自坐镇济宁,调动满兵、乡兵约六千余人围困满家洞,宫文彩等二十余人被诱斩。后来,豪格离任回京。六月,清军在河道总督杨方兴的指挥下,大肆进行烧杀,切断水源,堵塞二百五十一个山洞,农民军将士大多自缢身亡,宁死不屈。至此,满家洞农民军的抗清斗争才宣告结束。

南渡三疑案发生  
  弘光政权建立后,弘光帝本人在过着逐酒征歌、荒淫无耻生活的同时,深恐有人夺取他的皇帝宝座,于是发生了南渡三疑案。一是大悲狱案。大悲是安徽人,父亲姓朱。早年在苏州出家为僧时,与潞王常淓相遇,认做本家。顺治元年冬天,他从苏州来到南京,自称定王,因“国变出家”,法号大悲。并在刑部审讯时高叫:潞王贤明,应为天子,弘光应该让位。最后被弘光帝斩首。二是皇妃童氏案。弘光帝在明崇祯十四年(1641)初李自成农民军攻破洛阳后,逃到开封,与周王府宫人童氏一见钟情,封她为妃,不久两人在荒乱中散失。弘光帝即位后,童氏前去投奔,弘光帝毫不眷恋恩爱之情,拒绝见面,并将其下狱。童氏呼天大哭,大骂弘光:“这短命人,少不得死我眼前。”并将一封细书其入宫日月、相离情事的信,求狱官转交。岂知弘光接信后竟弃之不看,口喊:“吾不认得妖妇,速速严讯!”结果童氏被饿死。三是伪太子案。崇祯太子朱慈烺在李自成退出北京后,散失民间,久无消息,忽于顺治二年二月来到南京。弘光群臣在审讯真伪时,有说此人是故明驸马都尉王昺侄孙,被教诈冒东宫。弘光深恐他是真太子,夺自己帝位,但又慑于舆论,只得下诏旨说,暂交人护养,勿骤加刑,待天下百姓均明真相后再申以法律。弘光政权有此三案,弄得人心浮动,有人怀疑弘光帝也是假冒出来的,这更进一步加深了统治集团的矛盾。

皇极门颁即位诏  
  顺治元年(1644)十月初十日,顺治帝在皇极门向全国颁发即位诏书,提出了“合行条例”凡五十五款。主要内容有:加封亲王宗至及满洲开国功臣;察叙满洲将领及入关后降顺之文武官绅;减免刑法,加恤出征兵丁;地亩钱粮俱照明朝会计录原额,自顺治元年五月初一起征;蠲免加征之辽饷、新饷、练饷等项,以及清兵经过地方之钱粮;保护明朝及历代帝王陵寝;征聘隐逸山林中有才华者;叙用不贪赃枉法之明朝降谪官员,禄养或叙用归顺之明朝宗室、勋臣及其子弟;禁火耗、重科加罚、巧取民财;蠲免若干种折色银、本色钱粮;对山陕“被流寇要挟,今悔过自新”的军民,予以赦宥;禁重利放债、折准房地,等。

八旗官学设立  
  顺治元年(1644)十月,清廷批准了国子监李若琳的奏疏,允准满汉官员子弟入国子监读清、汉书。不久,清廷又在京师八旗驻防地,各觅空房一所,立为书院,派国学二厅六堂教官分教八旗子弟。由此,八旗官学建立。以后,清廷规定,八旗子弟每十日赴国子监考课一次,春秋演射五日一次。

清定诸王以下官员俸禄  
  顺治元年(1644)十月十七日,清廷制定了岁给诸王以下俸禄:摄政王每年俸银三万两,辅政王一万五千两,亲王一万两,郡王五千两,贝勒二千五百两,贝子一千二百五十两,公六百二十五两。顺治三年(1646)二月初二日,减摄政王俸银一万两。顺治七年更定王以下官员俸银为:和硕亲王一万两,郡王四千两,贝勒二千两,贝子一千两,宗室公五百两,一二三等公俱一百两,二三等伯俱九十两,二三等镇国将军、三等精奇尼哈番俱八十两,一三等阿思哈尼哈番俱七十两,一三等阿达哈哈番俱六十两,二等拜他喇布勒哈番四十两,以次至骁骑校、护军校、他赤哈哈番各二十五两。顺治七年(1650)正月十九日,清廷又定王以下官员每年支给俸米数;和硕亲王六千石,郡王二千石,贝勒一千四百石,贝子八百石,宗室公六百石。公以下各有差,最低者骁骑校、护军校等各三十石。

顺治宠眷汤若望  
  清廷定都北京后,在华居住的耶酥会士汤若望很快得到了统治者的信任。顺治元年(1644)十一月二十五日汤若望任钦天监掌印官。顺治亲政后,他因给孝庄文太后治好病而被尊为“义父”,顺治即称他为“玛法”(满语“爷爷”之意)。此后,两人过从甚密。顺治不仅在天文、历法、宗教、道德等方面,而且遇有治道、政事时,均相咨商。顺治自己也常到汤若望寓所,仅十三、十四两年,即访汤若望于其馆舍凡二十四次,随意历览教堂书房及花园等处,有时索性共进便餐,欢洽之情有如家人父子。甚至顺治的十九岁生日(1657)也要在汤若望家里过,在顺治的宠信下,汤若望连连升爵加级,并被授予“通悬教师”称号,加俸一倍,随意出入宫廷,结交权贵士宦,不仅连自己在清廷中成为风靡一时的人物,而且传教事业也有较大的发展,至顺治末年,全国各省都有传教士的足迹。由于十四年以后,顺治帝开始崇信佛教禅宗,汤若望企图使其皈依天主教的努力才终于无成。但是,汤若望在顺治的心目中仍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如顺治十六年(1659),当郑成功北伐取得节节胜利之时,顺治初欲逃回盛京,遭太后叱责后又恼羞成怒,声言御驾亲征,同时拔出宝剑砍碎御桌。大臣们的劝解更增加了顺治的怒气,于是列长队往汤若望处请求援助,获得应允。于是,汤若望的三言两语转变了顺治的情绪,从而使清廷的混乱局面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顺治临终前,又听了汤若望的意见,改立玄烨为太子,承继帝位。

张献忠建元称帝  
  顺治元年(1644)初,当李自成率领的大顺农民军向京师进军时,张献忠率领的大西农民军在四川和明军进行着殊死的战斗,八月前后攻占了成都,接着派兵攻取四处州县,所至皆克,降遵义和两处土司未下外,据有全蜀。十一月十六日,张献忠在成都建国称帝,国号大西,建元大顺,改成都为西京。他还采用了明初官制,任命左右丞相;设内阁六部,任命六尚书;封养子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四人为王;立军都督府以统率全军,等等。大西政权建立后,立即遭到了明军和地主武装的围剿。顺治三年(1647)七月,张献忠被迫放弃成都,退守西充县。不料,这时清肃亲王豪格正率军进攻四川。十一月二十七日,清军由叛变的大西军将领刘进忠引路,突然袭击西充凤凰山张献忠营地。张献忠率马步军迎敌,打死了许多清将,一度包围了清军。不久,清援军至,大破张献忠军,反败为胜。张献忠在混战中牺牲。此后,孙可望、李定国等人也采取了联明抗清的策略。

山东青州胶州登莱农民军抗清  
  顺治元年(1644)九月二十九日,李自成部将赵应元侦察到驻山东青州的清兵人少,于是假意向招抚山东侍郎王鳌永投降,入城后即将其执杀,竖旗抗清,并派人联络附近的农民军。青州知府张文衡闻讯后,好言抚慰赵应元,骗取了赵的信任。十月初,清廷派梅勒额真和托等出征山东,在青州西北驻防。初八日,张文衡和赵应元出城拜谒和托。当张、赵回城时,和托密令清兵随之入城。夜晚,清兵乘赵应元不备,将他和亲信数十人杀死,占据了青州城。赵应元占据青州不久,山东省两支农民军起兵响应:一支是高密人张舆称总镇大元帅,与武印、徐振、管相国等人联络赵应元的部队,在胶州一带抗击清军。十一月十八日,这支军队为清总兵柯永盛所败,张舆被杀;另一支是由秦尚行、王家忠、翟从谔领导的登莱农民军,这支军队聚众万人,共扶生员杨威为帝,在周围三百里内,“势甚猖獗”。清总兵柯永盛在镇压张舆领导的农民军之后,即赶赴登莱“征剿”,秦尚行、杨威先后牺牲,“散其党七千人”。
文化纪事
倪元璐逝世
  倪元璐(1593-1644)浙江上虞人。书、画俱工,书善行草,运笔结体秀逸多姿。画擅水墨竹石,山水亦佳。

张瑞图逝世
  张瑞图(?-1644)泉州(今属福建)人。工书善画。书法奇逸,与邢侗、米万钟、董其昌齐名,时称邢、张、米、董。山水法黄公望,苍劲有骨。

崔子忠逝世
  崔子忠(1574-1644),莱阳人,寄籍顺天府。其性孤傲,简言辞,矜持自重。甲申(1644)明亡后走入土室中饿毙。善画人物,仕女,题材多佛画及传说故事,取法唐宋,颇具古意。

弘仁逝世
  弘仁(1610—1663)一作(1610—1664)僧。明诸生,甲申后为僧,号渐江,一号无智,人称梅花古衲,俗姓江,名韬。字六奇,安徽歙县人。少孤贫,性癖,以铅椠养母。一日负米行三十里,不逮期,欲赴练江死。母殡后不婚不宦。游武夷之幔亭,皈依报亲寺古航师为圆顶焉。善山水,初学宋人,晚法倪瓒,尤好绘黄山松石。隐居齐云山,不妄作画。昔江南人以有无云林画定雅俗。今咸谓渐江足当云林云。新安画家多宗云林。盖弘仁道先路也。工诗,著有画偈。卒年五十四。 《黄山志》、《国 [清]朝画徵录》、《图绘宝鉴续纂》、《桐阴论画》、《阿聪笔记》
杂谭逸事
京师出现“人市”  
  清廷入关前,就有人口买卖。入关后,为满足满族贵州家内役使的需要,又以法律的形式准许贩卖人口为奴。当时,京师顺承门(今宣武门)内大街有骡马市、牛市、羊市,也出现了“人市”。每天,人贩子出没其间。他们有的诱拐无知者,将其先藏在土窖内再寻机外贩;有的将满族妇女、儿童圈诱贩卖;有的拐卖民间子女;还有一种强悍棍徒,托卖身为名而将身价伙分者,种种恶行,举不胜举。顺治九年(1652)三月十三日,顺治帝鉴于人贩子的罪行严重地危害了社会治安,下令:“自今以后,将人贩子名色永行禁止”。实际上却是禁而不止,贩卖之风更甚于前。有一个恶名昭著的人贩子金成元,与其结拜兄弟组成了一个贩卖人的集团。他们勾结满族贵州,明目张胆地将拐骗来的民人卖为奴婢,从中牟取暴利,据他自己交代,仅在顺治十二年的半年之间,经他之手就拐卖了一百多人,每个价钱不等,多的达二十余两,少者也可卖至十七八两,总共获利达银二千余两。

一片石之战  
  顺治元年(1644)四月二十一日,李自成在农民军到达山海关前,即派部将唐通带数百人前去招降吴三桂,行至距山海关二三十里处的一片石时,突然遭到吴三桂和当地豪绅地主武装的袭击。农民军奋勇杀敌,直战至日暮,牺牲了百余名战士,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这次战役规模虽小,但却表明吴三桂已向农军举了屠刀,李自成的招降活动彻底破产了。

山海关之战  
  顺治元年(1644)四月二十一日,李自成率领农民军到达山海关,即对东罗、西罗、北翼等城发起猛攻,吴三桂督兵顽抗。大战自辰至午约六个时辰,除守御西罗城的吴军设了一伪降计,使农民军将士信以为真,遭受了一些挫折外,守御东罗、北翼二城的吴军均濒临危殆,难于支撑。不料,当天晚上多尔衮率清军到达山海关,次日凌晨,吴三桂以炮轰击农民军的包围圈,从隙道突围直驰清营,拜见多尔衮,剃发称臣。狡猾而机敏的多尔衮害怕农民军,不敢与之硬拼,于是命吴三桂打头阵,自己则蓄锐不发,按兵不动。吴三桂倾精锐而出,农民军英勇搏战。到了午后,农民军将吴军紧紧包围起来,吴军东驰西突,苦战良久,几不能支。正当双方精疲力竭时,作壁上观的清军从阵右冲出,农民军措手不及,忽然间狂风大作,农民军将士睁不开眼,终于败下阵来。山海关战役是关系到李自成农民军兴亡的一次重要战役。李自成自进入北京后,在军事上产生了麻痹大意思想,在策略和战略上又欠周密的考虑,更没有看到清军对自己的严重威胁,以为吴三桂不堪一击,结果吃了败仗,在北京也站不住脚,只得撤回陕西。

弘光政权建立  
  顺治元年(1644)五月十五日,在明朝残余的大地主、大官僚、大军阀的扶植下,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称帝,年号弘光。弘光政权把“讨贼复仇”作为宗旨,命史可法以督师地位驻镇扬州,指挥江北四镇与农民军对抗。但它一开始就分成依附四镇的马士英、阮大铖派和依附左良玉(以镇压农民军起义起家的军阀)的东林余党。他们争权夺利,互相攻击,势同水火。两派都主张镇压农民起义军,而寄希望于和清朝统治者妥楞。而弘光帝本人更是终日沉湎酒色,过着花天酒地,荒淫无耻的生活,对人民的剥削甚于往日。弘光政权终于在清军的铁蹄和人民的唾骂声中土崩瓦解。顺治二年(1645)五月十五日清军占领南京,弘光帝在逃亡途中于二十二日被俘,次年被解京处死。

马阮祸乱朝政  
  马士英,明朝崇祯未任凤阳总督。福王政权建立后,他以拥立之功升为内阁在学士兼兵部尚书,掌握朝政大权,并在朝中招纳贪官污吏,挟福王以令诸臣,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专以除正人、引奸党为务。为此,他把威名卓著的史可法排斥在外,令其督师扬州,又罢除东林党人高宏图、刘宗周等;荐举奄党余孽阮大铖为兵部尚书。阮大铖入朝后,进一步引荐同党,组成奄党,横行朝中,恢复东、西厂特务机构,创制《蝗蝻录》,准备一网打尽东林党人及反对派。马士英、阮大铖还倒行逆施,破坏原有的铨选制度,公开卖官鬻爵,以贿金之多寡决定官职之大小,同时又大肆搜刮各地金银上供入己。故当时民谣讥讽马士英说:“中书随地有,都督满街走,……扫尽江南钱,填塞马家口。”马、阮在清兵步步南逼、形势日趋恶化之际,为了与宁南候左良玉争夺权力,不惜撤除江淮防线,使清兵如入无人之境,迅速攻下扬州、南京,致使福王政权垮台。对外则采取了对清妥协的态度。顺治元年(1644)七月初五日,马士英遣左懋第等向清乞和,被拒绝。南京陷落前,马士英仓皇出逃,阮大铖降清,次年马、阮先后为清廷处死。

左懋第被清幽禁不屈而死  
  顺治元年(1644)七月初五日,南明福王政权派应天(南京)巡抚左懋第为正使,左都督陈洪范、太仆寺少卿马绍愉为副使,携金千两、银十万两、缎绢万匹,北上向清乞和。乞和的条件是:第一,在北京天寿山特立园陵,改葬崇祯帝后;第二,割山海关外地与清;第三,每年向清献银币十万两。但清廷的目的要消灭南明小朝廷,统一全国,遂不接受和议,并拘捕了左懋第,将其幽禁在太医院,而将陈、马二人释放。陈、马回到南京后,充当了清兵进军南京的内应。次年五月南京被清军攻占的消息传到北京后,在太医院过着幽禁生活的左懋第痛苦不食。当多尔衮派人令他和属下人剃发时,左懋第等坚决拒绝,被下刑部狱。后来多尔衮和汉官多方劝降,左懋第等除力拒外,惟求速死。多尔衮看劝降不成,下令将其斩首。左懋第至菜市口刑场后,问属下人:“悔乎?”属下人回答说:“求仁得仁,又何悔?”左懋第连呼“好,好”,南向四拜,端坐受刃而死。

多尔衮提出“嘉与维新”  
  顺治元年(1644)七月十七日,多尔衮为缓和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提出了“自今以往,嘉与维新”。主要内容是:第一,省刑罚。凡是五月二日(多尔衮进京日)以前,不论京内外,事无大小,已觉未发觉及已结正未结正之刑狱,悉予宥免。同时禁止违谕兴讼者。第二,薄赋税。自顺治元年为始,除正赋外,一切加派如辽饷、剿饷、练饷及召买米豆,尽行蠲免。同时禁止官吏朦胧混征暗派。第三,惩贪官。如发现贪官污吏加耗受贿等事,朝闻夕奏,予以严惩。第四,禁扰民。凡役使归顺人民及占据市行与民争利者,都经迅速改正。第五,禁投充。新附军民中凡力能自赡者,均各安本业,不准令其投充为奴。

朱寿鍪贪酷不法  
  顺治元年(1644)冬,宣府巡抚李鉴揭发赤城道朱寿鍪有严重的贪酷不法行为。朱寿鍪得知此事,立即派其子嘱绰书泰向英亲王阿济格求救。阿济格给与李鉴印扎,令赦免朱寿鍪罪。不久,阿济格出师陕西途中,至宣府,面谕李鉴说:“寿鍪忠良,尔宜释免。”李鉴认为朱寿鍪是朝廷要犯,如释放他,对阿济格也不利。绰书泰严厉斥责李鉴说:“尔何不惧王,而反惧冲龄皇帝耶?”李鉴不听,拂袖而去。阿济格又派绰书泰、总兵刘芳名强令李鉴宽免朱寿鍪,李鉴终不听命。次年初,此事下内院等衙门会审,朱寿鍪贪酷不法属实。正月初四日,清廷将朱、绰等人处斩,并抄其家产,刘芳名为虎作伥被革职。十一月,清廷嘉奖李鉴鞍马一匹、貂裘一袭、金五十两、银千两,并以朱寿鍪家产给之。李鉴又要求把这些赏赐作为军需费用,清廷“优旨嘉奖,所赏不准辞”。

京师发生“故明太子案”  
  顺治元年(1644)底,有一刘姓男子自称崇祯帝太子,来到太监杨玉的家中。杨玉见而怜之,为其更衣后送至故明周后父周奎家,时公主亦在奎处,相见后放声痛哭。周奎先是跪献酒食,继而疑其有诈,于是奏报清廷。摄政王多尔衮闻讯令故明袁贵妃及东宫官属太监等辨认,并问以明宫中旧事,回答不出。袁贵妃等均认为刘姓男子是假冒,只有花园太监常进节、指挥李时荫执为真。吏部侍郎沈惟炳、御史赵开心等认为,此事关系重大,应加详审以定真伪。清廷经过覆审后,声称刘姓系假冒太子,将其和杨玉、李时荫等十五人处决。赵开心因疏中“太子若存,明朝之幸”一语,触怒清廷,也论罪当斩。多尔衮考虑到他是言官,免死,但罚俸三个月。此后,清廷又下谕说:有以真太子来告者,太子必加抚养,来告者也将给优赏。

圈地令推行  
  顺治元年(1644)十二月二十三日,清廷下圈地令。清廷迁都北京后,为了维护以皇帝为首的满族贵族的特权地位和保障八旗兵的生活,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圈占土地。第一次圈地主要是圈占近京各州县民人无主荒地,以及死于“寇乱”的明朝皇亲、驸马、公、候、伯和太监等的土地。第二次(顺治二年九月十六日),圈地范围扩大到河间、滦州(今河北滦县)和遵化等府州县的“无主之地”。第三次(顺治四年正月初九日),圈地,清廷以上次所圈之地中薄地甚多为由,将近京四十二府州县内的土地,不论有主无主,全行圈占。三次圈地和其它一些零星的圈地,共占地十五万九千多顷,其中皇室庄田就占五千七百多顷。在被圈占的州县内,大部分土地和房屋均被八旗贵族和兵丁夺去,民地所剩无几,人民背井离乡,流离失所,惨不忍睹,有的被迫起来同清廷进行斗争。圈地摧毁了大批生产力,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最后,在广大汉族人民(包括一部分受损害的地主)的强烈反对和斗争声中,顺治帝于四年正月初九日下令,此后永行禁止圈占民田、房屋。命令发出后,大规模的圈地停止了,但零散的圈地仍在继续。顺治十年(1653)十月初三日,顺治帝又重申“以后仍遵前旨,永不许圈占民间房地”。直至康熙八年(1669),延续了几十年之久的圈地,方基本停止。

清廷在近畿设官庄  
  顺治初年,清廷从京畿圈占的土地中,拿出一部分给皇室,于是出现了皇庄,也称官庄。据史载,当时共设官庄一百三十二所。每庄给田三百晌(每晌合六亩),庄头各给绳地(一绳为四十二亩)。官庄由内务府会计司管理,故又称为内务府官庄。后来,又以近畿土地不足,“展边开垦”,在盛京(今沈阳)等寺设置八旗庄田。顺治十八年(1661),清廷在盛京丈出地亩三十二万九千余顷,以其中的二十七万六千余顷为旗地。官庄按生产种类,又分为粮庄、豆秸庄、稻庄、菜园、瓜园、果园、蜜户、苇户、棉靛户等等。各庄均有庄头,役使数量不等的壮丁,生产出来的粮、草、菜蔬、家禽等,供皇室衣食服用,或折成银两,交内务府会计司。

里甲制与保甲制在地方混杂并行  
  里甲制与保甲制,是清统治者入关后对人民进行统治的基层组织。里甲制是以一百一十户为一里,选丁多者十人为里长,其余百户分为十甲。它以户为主,目的是弄清一户负担的田粮丁银,以便征收赋役。保甲制是以十户一牌,十牌为一甲,十甲为一保,牌设牌头,甲设甲长,保设保正。它以人为主,目的在于维持地方治安秩序,防止人民反抗。但在顺治年间(包括康熙年间),里甲制与保甲制经常混杂并行,或合二为一,两者并无明显界限。其主要表现是:保甲制度中十家为单位的组织形式常常依靠里甲组织来安排,保甲组织参与里甲事务。顺治后期,清廷为了更好地发挥保甲制的作用,采取了一些措施使保甲依附于里甲的状况得以改变,保甲组织逐渐自成体系。甚至雍正时期,实行摊丁入地之后,保甲制才取代了里甲制。
 
注释
清世祖福临
公元 1644 甲申 崇祯十七年 顺治元年
到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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