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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談古泉州地區的外銷陶瓷

【葉文程】
  古泉州地區的晉江、南安、惠安、同安、安溪、永春、德化七縣,是歷代燒造陶瓷的重要地區。特別是宋元時代,這里出現許多燒制陶瓷的窯場。在這些陶瓷窯場中所生產的陶瓷器,可以确定有一大部分是福建,也可以說是我國歷代對外貿易中的重要商品。它在海上交通和海洋貿易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并且在國際市場上享有很高的聲譽。古泉州地區陶瓷的外銷,不但反映与促進泉州港海外交通的發展,也是中外人民經濟、文化交流和友好往來的實物見証。
  泉州地處福建南部,是中世紀我國對外貿易的重要國際港口之一,因此,古泉州地區一帶,自唐宋以來,特別是宋元之際,古陶瓷窯場的大量出現是和外銷有密切關系的。從文獻記載資料,調查發現遺物以及國外已有出土的標本看,完全可以証實這一地區出現的陶瓷窯場是為适應對外貿易而建立的,而這些窯場燒造的產品,更是适應外銷需要而生產的,值得我們特別加以注意和重視。
  近几年來,在東南亞各國,甚至非洲和歐洲許多國家發現和保存的我國古代陶瓷器,不少是泉州地區或由泉州港口出口的其他地區產品。通過這些標本使我們得知,我國人民特別是泉州地區人民自古以來,和世界各地人民有著悠久的友好往來,并且在相互往來的過程中建立了親密的友誼。中外人民在海上交通和海洋貿易的長期接触中,共同為中外人民之間的經濟、文化交流作出有益的貢獻。
  一、我國古陶瓷的外銷,在歷代有關文獻中都有詳盡的記載。關于古泉州地區的陶瓷外銷問題,同樣也在一些文獻特別是地方文獻中有過詳細的記述和反映。這為我們探討和研究古泉州地區的外銷陶瓷提供了重要的資料。
   根据記載,泉州自南朝以來便与海外有交通往來。及至唐、五代時,且已逐漸發展。五代時有“陶器、銅鐵,泛于蕃國,取金帛而還,民甚稱便”的記載。
  到了宋代,由于泉州港海外交通的繼續發展,泉州地區一帶古陶瓷的外銷也有很大的發展。宋代陶瓷的對外貿易,已是一項可圖厚利的買賣,因此,商人把陶瓷販運到東南亞各國去貿易的很多。
  宋代至南宋時期,海外貿易更加發展,与海外貿易發展俱來的是錢幣的嚴重外流,造成國內錢荒。宋政府為了防止錢幣流出海,規定凡外貨,不用金銀銅錢,而以絹帛、陶瓷為价代,由于這個措施的實行,而使陶瓷器更加大量地輸出和銷往到世界各國去。
  据南宋理宗寶慶年間,擔任泉州提舉市舶司的趙汝适所著的《諸蕃志》一書中所記:當時泉州地區等處陶瓷,包括青瓷、白瓷、青白瓷、盆缽粗器以及瓷珠等,已行銷于中印半島、馬來半島、菲律賓群島、東印度群島、阿拉伯半島、波斯灣沿岸以及東非海岸一帶。該書所記陶瓷銷往范圍很廣,計有四十多個國家和地區,几乎囊括整個亞洲和非洲的許多地區。由此,可見泉州地區陶瓷生產已相當發達,生產品种多,外銷數量大。
  宋末元初,中外商人往來更加頻繁,亞、非各國商人皆云集泉州,并將泉州地區的陶瓷器大量販運出去。“宋末荷蘭人將福建(主要應指泉州)販運陶瓷至歐洲,价值每与黃金相等,且有供不應求之勢。”
  其時,中國商人到海外諸國進行通商貿易的,很多是從泉州港或取道泉州出洋。吳自牧在《夢梁錄》中曾記載:“若欲船泛外國買賣,則自泉州便可出洋”。又說:“若有出洋,即從泉州港口至岱嶼門,便可放洋過海,泛往外國也。”由此可知,荷蘭人及中國商人販運瓷器至歐洲,就是從泉州港出口的,因此,中外商人由泉州港運出的陶瓷器,除了國內其他窯口的產品外,絕大多數可以肯定是泉州地區(如德化窯、泉州窯、晉江瓷灶窯等)各窯口的產品。
  元代統一中國后,由于版圖廣闊,海運成為國家要政,海上交通和海洋貿易盛況空前,陶瓷外銷范圍更加擴大。當時的泉州港已凌駕于廣州港之上。《伊本‧巴都他游記》曾稱贊泉州港為“世界最大港之一,或徑稱世界唯一之最大港亦無不可也”。他“曾目睹大帆船百艘,輻輳其地,至于小船,則不可胜數矣”。意大利旅行家馬可波羅在他的游記里曾說:“元朝瓷器運銷到全世界”。他也稱贊泉州港:“据商業額量說起來,這是世界兩大港之一”。馬氏在福建貿易興盛時,曾在泉州住一個月,他于1292年回國時,從福建帶回中國白色瓷器与彩色小瓷瓶,存于威爾斯市之圣馬可寶藏所。
  曾游歷我國泉州、廣州等地的摩洛哥旅行家伊本‧巴都他(Ibn Batutah 1304-1377年)在他的游記里也說:“中國瓷器僅產于刺桐(即泉州)、興克蘭(即廣州)兩城,……中國人將瓷器轉運出口至印度諸國,以達吾鄉摩洛哥,此种陶瓷真是世界上最佳者也。”
  馬可波羅在其著作中還談到:“并知刺桐城附近有一別城,名稱迪云州(Tiunguy),制造碗及瓷器,既多且美,除此港外,他港皆不制此物,購价甚賤”。“此城之中,磁市甚多,物搦齊亞錢一枚,不難購取八盤。”張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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