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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歐陽詢《仲尼夢奠帖》的流傳、真贗和年代

楊仁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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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據我們所知,最晚從北宋以來,歐陽詢的《仲尼夢奠帖》就已經聞名於世了。它首先被潘師旦摹刻入《絳帖》,歷代多有翻刻,流傳既久,拓本分布又廣,所起的影響就越發深遠。
 歐陽詢的書法,承繼王右軍父子的衣缽而有所發展,成為初唐享名最盛的大書法家,甚至名聲遠播國外。歐陽詢的書法,盡管出自王氏父子,卻有它本身的特點,歷代的評論家對其藝術成就的贊許,可以說美不勝收。《書法鉤元》說:「若草裡蛇驚,雲間電發;又如金剛嗔目,力士揮拳。」北宋大書家米芾說:「莊若對越,俊若跳躑。」而元人趙孟頫卻以為「歐陽詢所書清勁秀健,古今一人!」他對米氏的稱許,覺得「似未知其神奇」。黃庭堅的贊賞比較實際,不用各種難於捉摸的形容詞,專擺事實,可謂別開生面。他說:「唐彥猷得歐陽詢所書數行,精思學之,彥猷遂以書名天下。」總之,一千多年來,凡是研究我國書法藝術的,未有不從各個方面去稱道歐陽詢書法成就的。
 談到歐陽詢書法的特點,前人講的也不少,總的說來,郭天錫的跋語,尚能綜合前人的一些看法,作出來的判斷,較為實際地反映了客觀情況。所謂「勁險刻厲,森森然若武庫之戟」這句話,對歐書的特點作了形象的描述,而且基本上能夠把它概括進去。根據傳世的墨跡和碑刻來看,歐書的特點正是如此。
  《仲尼夢奠帖》墨跡,過去能夠見到它的人,想必不會很多,庋藏在南宋內府時,固然不是一般人所能看得見的。就是收藏在私家如賈似道諸人處, 也未必很多人都能見到。這件墨跡的流傳,較早見於文獻記載的,有南宋末年周密的《雲煙過眼錄》,他不僅認為《仲尼夢奠帖》是真而精的墨跡,還說出了它流傳的來龍去脈:原為「勤有堂」故物,後歸陳德翁,再後經存甫其人攜出,售與周公謹(密)的友人葉森。宋末到元初之際,此帖由葉家流入楊中齋手,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十月,金城郭天錫購自楊中齋家,次年二月九日重新裝裱後長題,認為傳世的歐陽詢行書,以此帖為第一。至元二十九年趙孟頫在郭氏處見到墨跡,為之題識,並用集賢官庫所藏有唐開元庋藏過的《勸學帖》與之相較,認為兩者筆意相合,斷定確系真跡。
  郭天錫約在大德初年去世,他所留下的古代法書,如最為生前所珍重而為歷代收藏家所推重的《度尚‧曹娥誄辭》和《仲尼夢奠帖》等墨跡,先後為大鑒藏家喬簣成獲致到手,視為拱壁。從《度尚‧曹娥誄辭》流傳的具體情況考察,它在喬氏處的時間並不很久,旋即歸澹軒所有(見黃石翁題跋)。因此,我們可以斷定《仲尼夢奠帖》在元代後期即已散出,只是落入誰家,尚無確切的材料。到了明初,即為楊士奇家之物,他的題識對此帖評價很高,作了過分的推崇,所謂「真人間絕無僅有希世寶也」。明代中葉,歸吳江史明古。史氏也是一位知名的鑒藏家,家藏的珍貴文物很多。在成化末年秋,史氏庭園發生了大火災,庋藏的名貴書畫付之一炬,所幸此帖和褚遂良、趙模法書數卷獨免於難。這是此帖一千多年流傳過程中所遭到的許多次厄運之一。
  項元汴從史氏那裡劫余的《仲尼夢奠帖》購藏於「天籟閣」。他家的藏品尤為豐富,當時不少鑒藏家都看到了這件墨跡,董其昌、汪珂玉諸人認為是歐書真品,《清河書畫舫》作者張丑尤其對這件授受有緒的名物大加欣賞,並反駁陳繼儒:「品定屬宋人書,豈為後人所淆亂邪?」至於張丑著錄裡所說楊士奇跋到項氏時已經佚去一節,按今天流傳的墨跡看,楊士奇原題尚在,可能是明以後補入,或者屬於張氏誤記,前後兩種可能都會發生。不過,根據明人朱存理《鐵網珊瑚》記載,當時確未記入楊氏題跋,故以前者的可能性較大。
 此帖從項元汴家流傳出來,當是明萬歷以後的事。明末藏於周鳳鳴「鑒古齋」,朱應麟題跋認為此帖筆意出自「楔帖」。清初歸嘉樂李璽卿家,顧復曾在他家親眼見到,認為是「豐稜凜凜,題跋最佳」(《平生壯觀》語)。隨後藏於昆山「傳是樓」。康熙年間,高士奇從「傳是樓」購得此帖,極為珍視。載之《江村書畫目》中,作為傳家至寶。高氏著有《江村消夏錄》,成於康熙二十二年,此帖未載人,不知是否為成書後所收?不過,據我們所知,高氏所藏書畫有兩本記載,正式刊行的是《江村消夏錄》。而一直作為「私帳」的《江村書畫目》,則是在他死後才公諸於世的。從高氏所記文字來看,何者進御,何者珍秘,何者可讓,都有所分別,所以它是一本「私帳」的性質。在《江村書畫目》中,此帖列入「自題上等手卷」內,還在目錄下注有「真跡上上神品」字樣。由此推測,盡管《江村書畫目》是在康熙四十四年記的,但藏品的收進有早有晚,所以我們仍然懷疑未把它載入《江村消夏錄》就是由於成書後購入,這一點殊可玩味。到了康熙五十七年,名鑒藏家王鴻緒在高士奇死後把此帖買到手裡,並親筆長題,不但肯定是歐書真跡,還有「暮年所書,紛披老筆,殆不可攀」的評論;同時,王氏本人還作了細致的考察,最後說:「細審是帖用筆之意,直於蘭亭相似,宜乎唐人評論以歐書居褚河南(遂良)、薛少保(稷)之上,不誣也。」
 從以上流傳過程的初步考察中,可以說《仲尼夢奠帖》自南宋迄於清代,大都是授受有緒,可資稽考。再從宋元以來的著錄和題跋來看,絕大多數的鑒藏家認為是歐陽詢的真品,上面所摘抄的一點材料,就可以充分地說明這一問題。可是在明代中後期,都穆和陳繼儒對此帖發生過疑問,都氏「疑是臨本」,陳氏以為宋人所書。陳氏之說,已有張丑反駁,引文見前;都氏所疑,雖未明指是何時臨本,但以為不是歐書真跡這一點,還是值得研究的。作為學術上的探討,不能回避從客觀事實中提出的問題,更不應當采取少數服從多數的辦法。
  這裡,我們考察一下《仲尼夢奠帖》是否臨本的問題。
  臨不同於摹,臨本的質量,依臨者的技法水平和對所臨作品的認識體會程度如何而定。因之,這裡有高低之分和似與不似之別,而「似」又分神似和形似之不同。再加上時代風氣和臨寫人的個性等條件,臨本不可能與原作絲毫不差,兩者之間必然會存在著相當程度的距離。此外,臨本根據的是墨跡還是刻本,是什麼時代的刻本,都與效果有關。一句話,臨本不可能完全同於原作,這個概念,必須肯定。
  我們對臨本的特點有所認識之後,再根據臨本的若干特點來考察《仲尼夢奠帖》。這裡必須要有一個先決條件,就是肯定現存的歐書究竟哪一件是他的真跡,它的字體、寫作時期的先後也都要有所了解。這樣,才能進比較,才能判定是否臨本以及臨本的質量怎樣。
 照都穆和陳繼儒兩人的說法,似乎還另有一件《仲尼夢奠帖》的真本。但我們從800年流傳過程的考察中,尚未發現它的存在。我們只能從別的真跡中去找彼此之間的共同性,用以判斷此件是否臨本。關於這一點,說來應該沒有多大問題,其實不然。歷來公認的歐書,傳至今日,墨跡僅有四件。而這四件是否真跡,尚有待於進一步研究。至於碑刻所存字跡——當然是通過摹勒後的字跡,還可以見到,然也是有限得很。
 由於資料的缺少,給鑒別《仲尼夢奠帖》是否臨本的問題帶來困難,加上事先對資料的本身還須下一番整理工夫,困難更多。
 今天傳世的歐書墨跡,據我們所知,僅存的四件是:《卜商帖》、《張翰帖》、《行書千字文》和《仲尼夢奠帖》。這四件都是流傳有緒的名跡。
《卜商帖》和《張翰帖》皆見於《宣和書譜》著錄,《卜商帖》仍存宣和原裝,《張翰帖》已經南宋改裱,後附瘦金書長題,運筆較弱,當如《墨緣匯觀》所說,恐非徽宗趙佶所書,而《大觀錄》則直認「佑陵」(趙佶),不知有何依據。這兩件墨跡從兩宋以來都被認為歐書真跡,各家著錄中從未有人懷疑過。今天就墨跡考察,發現墨色差欠靈活,濃度中難於分辨深淺,看不出運筆輕重和交筆處的痕跡,盡管在形式上惟妙惟肖,總嫌缺少生動的氣韻,這一點不能不引起我們對它的懷疑。經過與《唐摹王羲之一門書翰》原名《萬歲通天帖》對比,可以清楚地看出《卜商帖》和《張翰帖》的若干特點,正與唐摹本不謀而合,勾填的痕跡由此顯露了出來。就其效果而論,《卜商帖》勾填的技巧特別精湛,很得歐書的精髓。
 《行書千字文》的風格與《張翰帖》相近,墨色極濃,頗似雙勾廓填,但對窗迎光透視,卻又筆筆有致,交筆處深淺分明,未便斷然肯定其為勾填本,由於極個別的字露了敗筆,且總的風貌顯得不夠結實,也曾懷疑是後人臨本。但是,由於它與《張翰帖》的筆意一致,易生疑竇,與《仲尼夢奠帖》同屬於具備信筆揮灑的特點,故又不是臨本所能辦得到的。
  碑銘系經摹勒上石,底稿應當是真跡。但即使唐人刻工技術如何之精,也不可能與原作完全一致。盡管如此,卻可以看出歐書的基本面貌。如早期的《皇甫誕碑》和晚年的《九成宮醴泉銘》之間,變化的痕跡和本來的特色是可以看的出來的。將碑銘拓本與上面的幾件墨跡對照,它們都具有歐書的一般特征,總的風貌的共同性一望可知,而它們各自的特殊性也比較顯明。我們即應從共同性和特殊性的統一上,去了解歐書發展的規律。
  將碑銘和墨跡作了考察和對比,我們得出來的判斷是:墨跡《卜商帖》和《張翰帖》是唐人勾填本,《行書千字文》屬於歐書早期的作品。並且認為《卜商帖》最得歐書的精髓。米芾所謂「天下真跡一等」,正是道出唐人摹本的特點。所以,如見不到真跡,能夠看到唐人根據真跡的摹本,也非常重要。用它來與《仲尼夢奠帖》相較,毫無疑問,比用臨本所收的效果不知要高出多少倍。
  《仲尼夢奠帖》用墨淡而不濃,與《卜商帖》、《張翰帖》不同,因而它不可能是勾填本,這一點,都、陳二人是知道的,所以他們一人說臨本,一人說出自宋人之手,而不把它說成勾填本。但事實上,即使同時人的臨本,在風格上也會存在差異,何況「宋人」所作,當更相去很遠,這理由已經在前面談過了,前人在論臨摹時也曾論證及此。而《仲尼夢奠帖》不僅墨色不濃,且禿筆急書,轉折自如,無一筆凝滯,似直接從《卜商帖》脫出,上下脈絡清晰,這就不是臨本所能代替的了。關於使筆的特點,對鑒別歐書來說,也是一個值得重視的環節。可以引用宋代董迪《廣川書跋》一段,作為我們論證的另一個根據:「率更(歐陽詢)於筆,特未嘗擇,而皆得佳趣,故當是絕藝,蓋其所寫者心爾。……虞伯施(世南)謂詢不擇紙筆,皆得如意,此正紀其實爾。」
   所以說,《仲尼夢奠帖》既不是勾填本,也不可能是臨本,宋元諸家判斷其為真跡,我們經過各方面的考察之後,認為他們的立論不是沒有根據的。值得在此重提一下的是,趙孟頫在鑒定這件墨跡時, 是當他看了集賢官所藏的《勸學帖》以後才作出判斷的。按《勸學帖》為唐開元內府故物,見《宣和書譜》著錄。開元去唐貞觀時不過七八十年,中間既未改朝換代,當時宮中和民間的歐書尚多,它的可靠性不能因為我們今天看不見而應有所懷疑,這一點倒應該相信趙氏的鑒別能力。它既然認為《仲尼夢奠帖》的「筆意與此(《勸學帖》)一同」,即用筆和風格一致,那麼《勸學帖》肯定是真跡,《仲尼夢奠帖》也必然是真跡了。
  最後,我們根據考察過的幾件墨跡,就其風格的特殊性排比一下,基本上可以分屬於三個時期:《張翰帖》和《行書千字文》結構上基本相同,它們的點、畫、波、磔,亦趨一致,這個相同和一致,不是什麼偶然現象,卻有一定的客觀實質內容。從歐書的發展過程推斷,這兩件書法中個別字尚有不夠穩重之處,清秀有余,而氣勢欠沉毅,應該是屬於早期的作品。《卜商帖》運筆從容、氣勢沉著,「體方」而「筆圓」,嫵媚中有剛勁之勢,盡管由於勾填的緣故致筆畫稍覺肥潤,然基本上能看出是盛年以後技法純熟的代表之作;流傳的《滋惠堂法帖》中《史事帖》拓本,就其風格而論,也是屬於這一時期的作品。至於《仲尼夢奠帖》確是「紛披老筆」,可知歐書「勁險刻厲」、「矛戟森列」的特點到晚年更為突出,不僅行書如此,楷書亦復如此。從書法藝術發展規律來看,歐書演變的道路,已是與一般的規律同一歸趨的。所以肯定:《仲尼夢奠帖》是歐陽詢晚年的真跡,相當於貞觀初年(627——641年 )的作品,誠屬稀世之珍!
 除了以上各項根據外,我們還可以舉出一個歷史事實,進一步證實以上的判斷是符合客觀事實的。即我國在歷史上關於墨的使用,曾經存在過南北異趣的風尚。據宋人趙希鵠《洞天清祿集》記載:「北墨多用松煙,故色青黑,更經蒸潤,則愈青矣。南墨用油煙,故墨純黑,且有油蠟可辨。」這個風尚,至少在宋代以前仍未有多大的改變。那就是北方多用松煙墨寫字,墨色雖然潤澤,但不夠黝黑;而南方卻多以油煙墨書寫,墨色特別濃艷。兩者相較,涇渭判然。這個歷史事實,正好在《仲尼夢奠帖》身上找到答案,同時,也在《行書千字文》中得到印證。
  歐陽詢原籍潭州臨湘(今湖南長沙)人,從小由南朝陳的尚書令江總所撫養,因之,他早年的活動,在陳首都建康(今南京)的可能性較大。公元589年,即隋文帝楊堅的開皇九年,陳為隋所滅,歐陽詢遂到北方,並當上了隋的太常博士。後來又做了唐高祖李淵的給事中。貞觀初年,升任太子率更令,弘文館學士,得以長期定居北方的長安(今西安市),度過他的晚年。《舊唐書》說他享年八十余,而《新唐書》則確認他卒年85歲,按照他卒於貞觀十五年(641年)計算,歐氏人隋的年齡已是五十開外。由此看來,我們不難了解:《仲尼夢奠帖》為什麼要用松煙書寫,而《行書千字文》卻以油煙出之。
  對《仲尼夢奠帖》的考察,我近20年來前後寫過幾篇短文,發表在有關報刊上,用意在於通過一個辨真偽的問題,希望對我國鑒定科學有所貢獻,這也是作為文物工作者應負的責任。本文是綜合我過去發表了的幾篇短文,經過整理,較系統地闡明自己的認識,仍望各方予以指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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