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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銅禮樂文明是中華文明的最大的特點

【王巍】 2007-03-22 00:00:00

  大家都知道,今年春節前夕,在眉縣楊家村發現了一批西周時期的銅器窖藏,我們聽到這個消息感到無比振奮。因為我們搞夏商周考古學的,包括一般考古學家都知道,西周時期直接的文獻記載很少,大多書出自後人的史家的某種梳理、整理,這樣的西周時期的青銅銘文就成為研究西周歷史非常重要的文字資料。當然,這個墓葬裡也有出土,但是一般數量比較少,而且銘文字數也不多。這次,眉縣楊家村這批窖藏,在考古學界引起很大反響,甚至我們都肯定認為它是今年(2003年)的十大發現,甚至可以說,我們也有一個說法,就是它也是十年(從2000年到2010年),它也絕對會是十大發現之一。為什麼呢?因為它有幾個原因。
  第一,這批青銅器窖藏數量多,另外它更可貴的是幾乎件件都有青銅銘文。這是一般不容易的。因為,青銅窖藏,有些有銘文,有些往往沒有銘文,還有一個更可貴的,就是它銘文字數很多。開始報道的時候說有2000多字到3000多字,現在經整理,實際有4000多字,這也是迄今為止沒有過的。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就是說,單件銘文的數量,最多的一件372個文字,這也是超出我們解放以後青銅窖藏的單體銘文字數,在這之前,我印象比較深的是1976年在陝西扶風莊白村出土的史牆盤,那個284個字,所以,這個也是成了第一了吧!
  另外,更重要的是,它這青銅器銘文的內容記載了,第一是記載了單氏家族8代世系,這個也是迄今最多的,我記得史牆盤記載了5代,再一個更重要的是,在這個三足附耳的一件青銅盤上,記載了12代周王的事跡。這個也是迄今為止,一件青銅銘文上記載周王世系最多的一次。
這個,都成為這個青銅窖藏的特色,所以,有些考古學家就把它形容為一次震撼。對我來說,非常振奮。對西周的歷史,周王的世系以及單氏家族這一個家族歷史的研究,都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第一手資料。
  另外,還有一個特點,我們1996年到2000年是全國矚目的夏商周斷代工程進行綜合研究,200多個學者,從歷史文獻、考古測年、天文、文字各個方面研究夏商周時期的歷史。當然,很重要一批資料就是對西周青銅器以及青銅銘文的研究。這次,這批窖藏中有些銅器具備很多的研究年代的要素,比如說是什麼王,我們叫四要素齊全,比如說,哪一個王多少年、月日、月相,當時是滿月呀還是什麼,這個月相記載很全。另外,還有史實,就是說對研究當時的年代有很重要的意義。
  另外,還有非常重要的一點,也可以說引起學術界很重視的一點,就是迄今為止,比如周宣王在位的年數。一般說30多年,青銅銘文中記載宣王最多年數的是30多年,但這次出現了42年、43年,這個我覺得特別吃驚。因為根據他這個周王在位30多年已經是比較長的了。另外也成為我們夏商周斷代工程研究宣王在位年數的重要依據。當時就是公布周宣王在位年數不少於30幾年,這次42年43年鼎就把宣王在位年數大大的延長了。這樣就需要我們對西周各個王在位年數重新調整。但是,有人會不會說,夏商周斷代工程整個年代序列會不會受到動搖,甚至否定呢?我覺得這個還不是這樣一個意義。因為,我們幾個點把周王在位的年數總體卡住了,只不過把各個王之間的要做一些調整,應該不會導致整個夏商周斷代工程尤其西周的年期的判定,總體框架不受影響,無非是新增加一些資料,我們要做相應的調整,這個也是我們夏商周斷代工程下一步要解決的問題之一。
  這批青銅器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它記載的史實中有比較重要的內容,比如說,這個主人公□,他的父親曾經伐西戎有功,受到王的賞賜,這樣的話,就是對研究西周王朝和它周圍一些部族的關系也是提供了第一手的資料。文獻上記載,西周王朝的西部是有戎這樣一個部族在活動,而且在西周晚期是非常強大的一個部族,也是導致周王朝把它的都城從西安附近遷到洛陽附近的一個重要原因。但是迄今為止,在文獻當中,在青銅銘文記載關於周人與戎的戰事是比較少的,所以,這次有這樣一個記載也是很重要的。
  還有,我們研究西周王朝,原來都比較注重周王朝本身,但是對於西周時期的貴族,他的家族或者宗族歷史的研究往往缺乏材料,所以難以深入。這次,銘文當中有單氏家族8代的世系,以及他們服伺周王朝歷代王的一些功績,這個對於研究西周時期貴族的宗族關系很重要。大家知道,西周時期的重要制度就是宗法制度,就是把這種親緣關系和政治統治相結合的一種制度,也是中國古代文明的重要特點之一,這個對我們研究西周時期的宗族制度、宗法制度是很有幫助的。
  另外還有一點,就是說,為什麼在眉縣這兒出土這麼多的青銅窖藏?大家都知道,在這一帶不是第一次出現,我印象中好像50年代、60年代、70年代、80年代都發現過,如果我沒記錯的話,應該是第4次在這一代發現青銅窖藏。這個就說明,在眉縣這一代,當時應該說是周人活動的重要區域之一。
  在陝西的扶風和歧山這一帶,有一個叫周原的地方,是周人興起的一個地方,整個西周王朝都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地點。我2000年帶隊在周原進行發掘,發現了一組周人非常重要的宗廟祭祀遺址。這次,眉縣是和歧山、扶風,僅隔著一條渭河,應該說是靠近周原這個地方,而且我印象裡邊也出過一次形制非常大的青銅鼎,我們都叫眉縣大鼎,我們一般都叫西周時期的重器。
  在西周時期,它的青銅器比如我們國家商周時期青銅文明,青銅器除了武器、一些農具之外,很重要的就是這些青銅容器。這青銅容器應該說是構成中國青銅文明不同於其它地區青銅文明的一個重要特點,而且,它的地位更遠遠高於兵器和生產工具。因為這些青銅容器它是用於盛肉或其它的酒呀,是用於祭祀祖先,是當時用在各種禮儀場合的器物,所以我們一般又把它叫青銅禮器,而且更重要的是這些青銅禮器在當時能不能使用,使用數量都有嚴格的等級制度的,你比如說王用青銅器鼎可以有9個,跟它相配的簋8個,叫「九鼎八簋」,然後,卿這一級「五鼎四簋」,然後一般士,3鼎或1鼎,這是有嚴格的制度,而且在西周時期是不能超出這樣一個制度的。編鐘編磬也是有這種數量的限制的。這次,青銅窖藏,比如說鬲,有9件,這個如果按照當時西周中期的制度,應該說是最高的等級了。比如在這裡出現9件,還有一個我印象好像是10件。我剛在報紙上看到,我覺得不可思議,為什麼出現10件同樣的禮器一組的,後來我看了看,最小的一件青銅銘文,因為第9件形制比較小,銘文鑄不下,所以第9件和第10件,共同構成一篇完整的青銅銘文。所以,當時就考慮到,鑄造一件,銘文寫下來,又附鑄一件,所以,這個就我印象,好像也是第一次出現這個局面。那就表明,青銅銘文它鑄造以前就是設計好的,這也是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但是也給我們提出一個問題,比如說,怎麼樣理解這9件列鼎的禮器的制度?因為,單氏家族不是這王一級,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我想這可能的原因之一就是,在西周晚期的時候,周王的權力不像西周早期或中期那樣,一些諸侯一些勢力很強的卿大夫勢力在增強,周王朝這種統治的力量有些削弱。所以,在歷史上就出現了僭越,諸侯可以用天子的禮儀來祭祀,是否可以用這種現象來解釋。同時也說明,這單氏家族的地位當時是很高的。如果當時按這種鼎的鬲的數量來考慮,可能他的地位接近諸侯王的,這個也是給我們提出新的課題吧!可以從這些方面來看這次窖藏的意義。
  青銅窖藏是在渭河北岸的一個□上面,有一個問題,當時這批銅器為什麼會被埋在這兒?它跟當時他們的生活有什麼關系?因為我們在周原發掘很多周人居住的宮殿、宗廟,也發現很寬的道路,這道路當時是跑馬車的,因為馬車在商代晚期,在殷墟,在陝西也有發現,周人墓葬裡也有很多車馬器。當時馬車是貴族活動的很重要的交通工具,但是這次怎麼在□上?怎麼理解?
  我是這樣看。因為在周原也發現很多青銅窖藏,一般都是在居住地的附近,比如說周原的青銅器,你看它埋藏年代也是在西周晚期,好像在西周晚期,各個貴族都有把青銅器埋在地下的情況。雖然這原因各人有各人的估計和判斷,比較多的人認為可能跟這個戎或者獫狁進攻有關,周人為了免受劫難,在轉移之前,因為這青銅器很重,而且也不便於搬運,所以可能就埋在地下,是跟這個有關聯的。比如說,眉縣這個為什麼會埋在□上,因為在這個附近沒有進行系統的發掘,是不是附近有周人的遺址?是不是單氏家族就在這一帶?因為我想,不會是他要幾十公裡特意地埋在這地方。應該是,這一帶發掘了好幾處青銅窖藏,好像是兩公裡范圍,有好幾處吧!所以,我想當時單氏家族可能是在這附近居住的。但當時,現在也沒找到他當時居住的遺址,是在□上還是在哪裡?我覺得不會是在渭河的邊上,渭河自古以來就經常泛濫,當時人們不太會居住河邊的,在□上的可能性還是很大的。這樣的話,在附近居住,在撤退之前,把一些不便攜帶的青銅器埋在地下,還是可能的。我覺得這個是可能的一個估計吧!因為在周原也有這樣的現象,但你說他住在□上,是一種什麼樣的生活?這個當然也是我們關注的問題。
  我們在周原發掘時就發現周人的遺跡當中就有稻米呀小麥的出土,他當時主要是種植這樣的作物,但是在商代的時候,也種植水稻,但是在西周的時期是不是有水稻,現在還是爭論。我們現在也是很關注周人的經濟生活,但無論如何,他是以小麥小米為飲食的主要來源。
  這麼多青銅器需要大量的銅礦,另外,大家都知道,青銅器除了銅之外,還有鉛和錫,這都是需要礦產的。但是據現在的了解,在周原、眉縣這一帶,並沒有發現這種銅礦的來源,這就帶來一個問題,這些銅、銅器是在哪兒生產的?它的銅礦的來源在什麼地方?實際上,這也是我們搞商周考古一個非常重要的課題。
  現在對商代,對殷墟出土青銅器的成分分析,有些銅的成分是來自南方,就是在湖南江西發現了商周時期的銅礦,另外,在山西也有,這種銅礦的來源,究竟這些銅是來自哪兒?我們就要進行成分分析,根據這些成分的特點來判定,這是我們期待的一個方面。周人青銅器的鑄造,我們判斷主要在陝西,尤其關中地區出土的青銅器,但究竟是在豐鎬地區(西安),還是在周原(歧山扶風,甚至眉縣這一帶),這是要靠我們的發掘,比如說,作坊遺址,根據這些來斷定,我們估計在周原一帶,應該是有青銅作坊的。
  至於青銅原料的來源,可能來自江南,比如湖北這一帶,但也不排除來自山西等等。另外,在湖北大冶銅綠山,我們確實發現了西周到春秋時期的銅礦,有礦井,這表明確實是西周時期是在這兒開采銅礦的。因為從商代一直到周人,一直是不斷地和長江中游地區,比如說荊楚作戰,征伐,實際上,原來我們不理解它的原因,只是一般地理解為他擴張自己的疆土,但現在看來,實際上是為了確保包括銅礦在內的戰略資源,才進行這樣的征伐。如果從水路打,是有船,因為船我們發現最早是六七千年前的船,在長江流域。但這一帶主要是馬車,如果征戰在長江流域的話,他必然有一個沿江的路線,在山西這一帶還是有可能的,起碼他這個渡江過河的能力是有的。
  周原地區,我們自1976年以來,進行過幾次發掘,尤其是1999年以來進行過大規模的發掘,但現在發現有些跡象,就是青銅作坊的跡象,但整體還沒有發掘。今年開始要重點解決這個問題,因為現在宮殿有了,也出過甲骨,然後近兩年我們也發現宗廟。當時,這個手工業的情況,也發現過制骨作坊,冶銅作坊也有跡象,但是,缺乏大面積的發掘,這也是我們今後若干年要重點解決的問題之一。
  這個問題,牽扯到商周時期的社會結構,比如說我們也會問,當時主要勞動的是什麼人?據我們學術界現在多數人認為,這個農業的主要勞動者應該是當時的平民階層,在商代,把他叫做「眾」,商代甲骨文的「眾」字就是一個太陽,底下三個人在耕作的象形字,所以,平民階層構成當時生產勞動的主要來源。但比如說,像作坊這一類的,有兩種情況,也可能是平民階層在做,但也不排除有一些像奴隸這樣身份的人。原來我們認為,商周時期,好像奴隸是占主要地位,現在看來,當時社會的下層,所謂平民,實際上是受貴族剝削的,他要向貴族、商周王貢獻他的勞動產品,甚至服勞役,所以他這個階層,應該是叫自由民,實際這個自由民,「自由」是要畫上引號的。他是有一定的自由,比如也可以有自己的家,但是他要為貴族、要為周王服務,服勞役、服兵役,而且要交納糧食等等產品。在作坊當中,也可以有自由民,也有一些真正意義上的奴隸來工作。這個由於發現的少,現在還不好斷定。
  當時這些作坊的性質,比如說都歸王室所有呢還是這些高級貴族椰油自己的作坊?我們可以注意到,在西周青銅器銘文當中,經常可以發現「某某受到周王的賞賜,為了紀念這個,他來做青銅器,他希望他的子子孫孫都來使用」,這個情況說明,比如說王室直接控制這個作坊,這些貴族能否到那兒定做自己的青銅器,這是一個問題,因為王室作坊主要是為周王服務的。所以我估計,在一些比較有權勢的貴族,在他統治范圍內應該有一些規模小於王室的作坊,這樣的話,他接受了王的賞賜,隨時就可以作器,這種作坊做的青銅器,在迄今的發現中,應該比王室做的要多。經常會發現哪一個國家的候,比如我在北京郊區琉璃河發掘的燕國的都城和墓葬,那就是說燕候當時到都城受王賞賜,然後紀念作器,在陝西扶風歧山出土的也有很多這種情況,所以,我估計在高級貴族當中,應該有青銅作坊。
  我們仔細觀察西周青銅器當中,可以發現一個現象,無論是西周早中晚期,這個青銅器的風格都驚人的相似。比如同一個時期的某一類器,往往是從它的器形到它的文飾,乃至青銅銘文的風格都是相當接近的,這就帶來一個問題,究竟這些器相隔這麼遠,不同國度的銅器為什麼有這麼一致的風格?這個確實是我們要回答的一個問題。一般來說,當時是流行這樣一個時尚,這個時尚當時是依周王室,以他作為一個標准,或者作為一個樣本,然後流行這種器物。當時這種情況究竟是強制的呢?還是一種自然形成的?比如說,相隔數千裡之遙,會有很相似的風格,但也有解釋就是因為這些青銅器可能都是在西安、洛陽這些都城制造的,這樣的話,它才有這樣的風格。但我剛才講,有好多青銅銘文明顯是各地諸侯王自己作器的,那這種把它集中出自周王都城的說法,也不好解釋。我理解是一種時尚和風范。比如我們現在流行某一種服飾,它就很快會在全國范圍內,甚至全世界范圍內都成為一種潮流。這種時尚的流行可能也是一解釋。另外,它都是以周王室作為自己效仿的榜樣,這個也是當時一種可能的情況,我覺得應該是一種流行的時尚,更好理解一些。
  單氏家族的青銅器,有銘文的單氏家族的青銅器在以前,尤其是在青銅的鑄造方面也有零星的發現,但一般都沒成批量。我記得好像在洛陽附近也發現過單氏家族的青銅器,但是,這個單氏和我們在眉縣發現的單氏是不是同一批人,是不是同一個家族?這個應有待於研究。因為這個現象在其他的家族也有,比如說,當時的諸侯或者貴族,往往有這種情況,他在自己家族的聚居地,主要的人都生活在這兒,但也有他的一些少量的高級貴族,他要在都城服伺周王,有這樣的情況。這個也有比如埋葬的多數人都在他這個家族的聚居地埋葬,有些在都城埋葬,有這種可能。同一個宗族,隨著人數的繁衍,也有一些分支,這些分支,有些就遷走。比如這一支他服伺周王,作為西周的官吏,他就到西周都城的附近活動了,也是有這種可能的。
  單氏家族的這一批青銅器出現,對我們研究單氏家族的歷史,應該說提供了一批很重要的資料。我們今後的課題,就是說,除了研究這批銅器之外,跟其他的發現的這些零星的單氏家族的青銅器之間的關系,比如說年代是不是一致?另外,從它的出土地之間的聯系,也是我們下一步要研究的。因為還有這種情況,有的時候也存在貴族之間的青銅器饋贈這種情況。往往一個貴族的墓葬當中,會主要是自己家族的青銅器為主,但也有一些比如說是他的親屬呀他的妻子那方面的青銅器,也會傳入其中,所以,這對我們研究當時的宗族或者來自婚姻關系,都是很有幫助的。
  所以,這次我們還得對這個具有4000多字銘文的青銅器窖藏作細致的分析,好多事情得在細致研究的基礎上,才能得出結論。因為考古的人,事先不願把這種推斷說得太多,如果萬一不一樣就很被動,所以,我們一般都是有所保留,反正有些問題還有待於今後的研究。
  從文王到成王這個時期,應該說在周原這個地區,他活動了很長時間,100多年,他下面有很多隸屬於他的勢力,有些勢力是外姓的,甚至一些是當時從屬於商王朝的小國,他下面也有一些周的同姓的宗族,這個應該是構成周王朝,或者文王武王推翻商王朝的重要力量。比如像周公、召公,都是在西周早期輔佐武王推翻商王朝的重要勢力,另外還有姜尚呀等等。
  單氏也在西周早期也零散地見於文獻,後來就不見於文獻,所以也有一個疑問。我估計這種情況也有多種解釋,其中之一就是各個支系或者說力量在周王朝的興衰有變化的。有些可能說在周早期可能比較強大,後來是不是有別的強有力的宗族或者貴族崛起,他都有一個興衰的變化,他不是一成不變的。但是我們看到,凡是單氏,最起碼他從文王開始一直追隨周王朝,而且也是主要的力量之一。但是按他這個勢力強弱來說,他比不上周公召公這樣大的支系。相對來說,是比較弱小的,而且從他分布的范圍來看,他確實是在眉縣這一帶活動,那他距離當時西周的灃鎬,乃至周原,稍微有一些距離。我想,更強有力的氏族,居住在周原的可能性比較大一些。所以,我估計當時至少是有數十個這樣的宗族在服伺周王,構成周王統治的支柱。他應該說是其中之一,但他應該是很重要的一支,我是這樣來判斷的。
  比如說,它有宣王42年、43年,至少表明他在宣王42年43年做了這個器了,這批窖藏埋葬的年代,肯定要晚於宣王的42年43年,這就有個問題,宣王在位究竟是多少年,原來認為,根據青銅銘文是30多年,這次是40多年,那還會不會有更長的(迄今還沒有發現過),這是有這樣一個問題,我估計,恐怕42年43年已經是一個王在位時間很長了。比如說,他繼位的時候,如果是一個青年的話,至少18、20歲左右,就是說42年43年,他就有60多歲,除了個別長壽的之外,一般沒有,「人到七十古來稀」,他六七十歲已經夠長了,所以,這樣的話,有可能是宣王最後,但也不排除已經進入到幽王了。而且大家都知道,在幽王的時期,西戎的勢力更加強大起來,恐怕也是導致平王東遷的一個很主要的原因。所以,現在不好斷定,但是你要說他沒有進入幽王的話,證據不足。肯定是在宣王末期,才鑄造的這批青銅器,不可能說42年43年,當年就埋進去,那就太偶然了,也可能說使用若干年,延續到幽王也是可能,這個斷定,不是太容易。
  在西方,包括東方的日本、韓國,跟他們交流起來,他們覺得中國的青銅文明是很有特色的。因為在西方,無論是在歐洲還是其他地方,它的青銅文明主要是青銅兵器和工具,這個是它的特點,但比如說在歐洲,它的表現身份的標志,會有各種各樣的東西,比如說甚至是一枚別針,從別針的形狀就可以分辨,他等級高了是一種形狀,然後又是另一種形狀,他是這樣來表示的,以某種裝飾品來作為他的象征。而我們確實又這種大量的青銅容器,而且容器制作非常精美,從文飾從造型方面,這是令他們非常佩服的,如果是僅就青銅文明這個層次來說,中國在世界上是第一的。當然,比如說埃及,他有金字塔,另外的一些表現,非金屬的,僅就青銅藝術來說,中國無疑是世界第一位的。無論從青銅器的種類、數量以及制作的難易程度來說,都是這樣。再一個就是說,大量文字鑄刻再青銅器上,這是中國青銅文明的另一個特點,而且這種青銅銘文往往跟這家族關系甚至政治事件都有聯系,都有直接的記述,你比如我再北京郊區,燕國的墓葬當中,直接就發現周王分封諸侯的記載。這個是跟司馬遷的《史記》是完全吻合的,這種情況,第一,他們沒有文獻,第二更沒有再青銅器上出土的資料,這個他們就非常羨慕,埃及它有這種文字的系統,所以,這種青銅文明這真是我們的特色,當然後來,包括絲綢、瓷器都是中國文明的特色。
  這個夏商周時期,青銅文明是非常有特點的,跟它相同的是,在希臘是邁錫尼文明時期,他也有很輝煌的文明也有青銅器,但它的黃金是很有特點的,青銅只是裝飾品之類的,確實各國都有特色,從世界范圍來講,文明的多元性至少再那個時期是表現出來了,你很難說他們之間有優劣,但起碼在中國的青銅文明來說,那是領先的。我剛才講的是容器,還有樂器,禮樂文明也是中國的一個特色,樂器的發展當時已經非常先進了,而且包括音准呀,文明在陝西發現的一些銅鐘,那音准是相當准了,而且是數件上,組合最多的,大家都知道,在曾候乙墓出土的是60多件,64件編鐘,這個也是我們在世界上非常少見的高度的文明。再有一個,玉器當中,可以這樣說高度發達的玉器也是商周文明的特點之一,應該說一直到漢代以後,玉作為中國文明的特色,是非常令人矚目的。但是,西方比如說有寶石呀有翡翠呀也有其他的鑽石呀等等,但是玉器的這個文化,以及它所代表的精神,應該說是中國文明的一個特色。
  我們對商周玉器成分的一個分析,發現有相當以部分是來自新疆的和田玉,這就帶來一個問題,就是新疆和田玉是通過什麼途徑到數千公裡之遙的內地來,比如說陝西河南等地,這個實際上我們從前年就開始從事一個課題叫「玉石之路」,就是要了解,新疆和田玉是通過什麼樣的路線到達中原到達關中,乃至到達河南的,這個已經進行,有了一些線索吧,還有待於進行今後的研究。但可以這樣說,商周時期它交流的范圍,它絕不止,比如說往西,西戎大家都認為是在青海呀、甘肅,但肯定它交流的范圍肯定超出這個,起碼是跟新疆那邊已有相當密切的聯系了,當然它也可以是間接的,比如和田玉是通過西戎再交換到這邊,也是可能的,但交流范圍無論如何要遠遠的擴大。我現在想起來《穆天子傳》,這是一個很有名的文獻的記載,那時候的記載,穆天子周游已經到了昆侖山、天山這一帶,雖然這個也有爭議,但是一般認為,它那個文獻傳遞了某些信息,就是說周人活動的范圍,可怕絕不止關中,往西到昆侖山這一帶也是有可能的。聯系到馬車的來源,中國馬車的來源有各種各樣的觀點,簡單地說有人認為是本地起源的,但也有人認為,當然馬車在公元前3000多年前左右,已經在中亞、高加索那一帶已經出現,這是不是也有可能來自西邊的信息的影響,這都給我們提供了一些信息,而且我們確實可以看到比如可以看到在西周時期的一些遺址當中,商代遺址當中,也包括當時中亞一些特點的青銅器遺物的存在,所以,這恐怕商周時期人們對外交流的范圍要遠遠超出我們原來的設想,比如說只到青海湖北,恐怕要超出這個范圍。
  我們在四川三星堆發現的很有特點的青銅文化,主要是各種人像,有大有小,最大的我記得高出地面2米多,2米3、4,人像本身也是1米7、6左右,就是說相當於真人那麼大小,這種人像在商周時期的中原包括關中、河南沒有發現,這就帶來一個問題,就是說為什麼會有這麼多不同的青銅文化?我們現在一般認為,就是原來想就是中國青銅文明就是一個中心,就是黃河中游,但現在看來,這個當然也是,中心是在黃河中游的區域,在夏商周時期,但是周圍並不是不毛之地,沿周圍也有一些區域的青銅文明,它有自己很多的特點,三星堆就是一個特別突出的例子,就是說它也有自己的信仰自己的文化,甚至也有自己的青銅文明,但是它跟中原的商周文化也是有交流的,你比如在三星堆也可以看到一些比如銅□也是跟商周的比較接近,更多的是當地的特點,這個實際上又引出一個問題,就是中華文明,固然是以黃河中游為主,但實際上它是跟周圍一些區域性文明互相交流、互動,互相促進,競爭,在這個環境下發展起來的。它也吸收了一些周圍文化中一些先進的東西,比如包括我們在陝西發現的一些青銅兵器,明顯地帶有巴蜀文化的一些特點,這表明當時關中區域的周人和成都一帶甚至周圍是有交流的。
  而且我印象好像是武王伐紂的時候,在動員的兵力當中,也有巴蜀的參與,所以在那時候,已經是有聯系了,或者是形成了聯盟。三星堆應該說有它自己的特點,它是以人像為主,人像我們一般認為它跟祖先崇拜、祭祀有關系,但是,是不是就是說,周人就沒有祖先崇拜呢?這是不對的,祖先崇拜的發達,應該說是中國文化的特點之一,比如周人的宗法制度,它都是以崇拜祖先為前提的,同一個祖先它可以下來有分支,但這個分支定然是有關系的,它的最大的一個支系就是周王的直系了,他的周圍有一些兄弟的宗族呀,下面又分成若干,但他都尊崇自己一個共同的祖先——周王室。
  所以,這個單氏的這個窖藏銘文當中,它有單氏自己的家族,但他一定要記述周王的世系,表明他是以這個作為自己的始祖的。像三星堆那邊,它也有它自己的特點,我們認為它最大的那個青銅頭像,也可能是他傳說中的始祖的形象,這個,比如說這個周人他沒有把他祖先用形象來表現,他在文字當中來表現或者在觀念當中來表現,三星堆就把他具象化了,變成人的一個頭像,這個在世界各地都有,這個類型應該說很多,古希臘時期就是其中之一。這種相似性不止三星堆和希臘,把自己的祖先具象化應該說是比較普遍的現象。倒是說像商周這樣,用文字來記載自己的祖先,倒是中國的特點之一。
  中國古代文明這種模式,這有各種各樣的爭論,比如最早是黃河中心論,黃河中心論翻譯出來就是黃河中原地區是當時最先進的地區之一,叫「中原中心論」,中原是最先進的,周圍都是很落後,後來在四川在江西發現都有很發達的區域性文化,甚至可以說是區域性的文明,那麼就有一種觀點認為,在中原文明之外,也有自己獨立的文明,有的甚至可以說,跟你那沒有關系,甚至也有叫長江文明呀,和黃河文明不是完全一個系統的,但還有一種認為是多元一體。
  我是這樣看,就是中國文明形成模式,各個時期有不同的特點,比如說在夏王朝形成之前,或者說夏王朝成立的時候,應該說匯集了周圍地區的文化,就是說堯舜時期,各個地區都有比較先進的區域性的文化,有些甚至說也倒了文明的門檻了,但是夏王朝正是匯聚了周圍一些文化的先進因素,率先建立了王朝,這個時候,應該說有一個匯聚,周圍的文化匯聚倒中原,比如說我們看倒的夏商周時期的玉器,如果要溯源的話,有些是來自黃河下游和長江下游的,黃河下游的龍山文化和長江下游的良渚文化,它的器形比如說玉琮、玉璧呀,這個就是說,有這麼一個匯聚的過程。
  夏王朝建立之後,商王朝、乃至西周時期,相對於周圍多數地區,它是一個先進的階段。這樣的話,它比較多的因素向周圍地區進行輻射,包括青銅容器,青銅禮樂器的向周圍的傳播,比如我們在江西、甚至在三星堆都能看到這些中原系統青銅器的存在,不完全是銅器本身,可能這些銅器禮樂帶來的理念,對周圍地區進行傳播,但是並不是說,周圍只是接受傳播的,被動的接受傳播,它有自己的文化的發展,應該說是在這相互交流、互動當中,夏商周時期主要是中原向周圍地區的輻射,但也存在各地區青銅文明的發展,也存在這種地區文化對夏商周王朝的影響。它是互相的,但一個時期是有一個主要的方面。我覺得是不是這樣更合適。有多元的形成,也有一體的過程。從堯舜禹時期一直到夏商周,應該說各地區的文化逐漸向中原匯聚的一個過程。有匯聚有輻射,最終進入以秦為代表的一個新的帝國的時期。
  我們細讀司馬遷的《史記》,發現他答對商、周甚至夏的記載,有相當大的真實性,很多都被考古發現索引證了,甚至比如說武丁或堯舜禹時期的記載,我們認為他都不完全是一種虛構或傳說,這就帶來一個問題,就是說司馬遷並不會在當時看到大量的考古發現,他是根據什麼來做出這樣比較准確的記述呢?我想司馬遷當時能看到的文字資料要遠遠多於我們現在所看到的,比如說他當時看到當時戰國時期、春秋時期的記載,肯定要多於我們,因為我們現在看到的《春秋》是魯國的歷史,但是其他的國家也會有它文字記載的歷史,所以,《春秋》是一個國家魯國的歷史,然後戰國七個國家,甚至很多國家,那些被滅掉的國家保存的文獻,可怕要遠遠多於我們現在要看到的,好多文獻現在都佚失了,這是一個;另外一個,司馬遷他非常注意到各地調查了解一些傳說、一些口傳的歷史,這些東西它當時也不可能完全記成文獻了,但是它就在代代的流傳,我們現在可以看到,一直到幾十年以前,甚至到現在,我們到少數民族地區,一些老人他還會一代代相傳,雖然以故事的形式,講述他祖先的歷史,所以當時這些口傳可能也是它的來源之一,但他進行了大量的取捨,他覺得可信的他才錄用,他刪掉的東西可能遠遠數倍於他采用的東西,所以當時應該是有大量豐富資料的,大家都知道,秦始皇焚書坑儒,他埋掉的那些書有相當一部分可能沒有流傳下來,司馬遷已經是在他之後了,由於後來的戰亂,又有相當一部分散失了,所以我們現在留下來的文獻就是很少的一部分,就是先秦時期的文獻。時不時也考古發現,比如墓葬竹簡,像《竹書紀年》這類,我們也期待不斷有秦漢以前的東西的出現,每次都會使我們對古代的認識有一個突破。
  青銅文明在世界上有很多,各自都有各自的特點,如果說什麼是中國青銅文明的特點呢?可怕拿禮樂制度禮樂文明可以做一個概括,為什麼呢?因為它是以禮器和樂器為主構成的,這裡禮器和樂器實際是當時這種禮儀制度的一個載體,比如說根據不同的身份,他有不同的青銅種類,然後數量也不同,比如樂器編鐘編磬,也是由於身份的不同有不同的數量和規格,這個是在其他國家是沒有的,所以這個禮樂制度應該是一個特點。大家都知道,孔子的時候,哀歎「禮崩樂壞」,表明禮樂制度是構成維護當時王朝統治的一個非常核心的內容,所以也有人說,中國的文明實際上就是一種禮樂文明。早期的文明或者說文明的起源,也就是這種禮制產生、發展的一個過程,也可以這樣去理解,就實質來說,禮樂文明是一種等級制度逐步完善的一個過程,等級制度的劃分是進入階級社會以前它是一個階層分劃的結果,進入階級社會之後,它是用法律的形式用強制的手段把它固定化、嚴格化,這樣一個過程。當然,比如說,禮崩樂壞的時候,已使他統治的秩序尤其是周王朝勢力的衰落,曾經被不同程度的變化,但是到秦之後,那是進入到一個新的更高層次以帝國為特點的更嚴格的制度。
  應該說是西周中期,禮樂制度形成完善的一個時期,但實際很多內容在此之前已經存在了,比如說,根據當時貴族身份使用不同的數量的青銅器祭祀,然後根據文獻的記載,什麼樣的記載用牲來祭祀,比如說「少牢」,比如說比較正規的祭祀呢用牛羊豬,實際最近我們在殷墟發現的甲骨當中,就有這種少牢的記載,而且我們在商代都城當中發現用豬呀牛羊來祭祀,這表明這種用牛羊豬的祭祀,絕不是出現在西周,但是形成制度或者把它規范化,應該是在西周,尤其是周公,制禮作樂嘛!但是他應該是對前代等級制度進行規范化的一個結果,但不一定是在西周時期才出現,是這樣一個過程,是一個不斷的出現、形成、規范、發展的一個過程。
  禮樂文明究竟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真正形成呢?比如在西周還是在商,還是在更早,文明現在一般這樣認為,就是說這種禮樂文明有一個起源、發展形成的過程,它這種禮制的出現比如說等級身份,已經是通過這種禮器樂器來反映這種不同的身份,已經在堯舜時期已經有這種端倪了,具體的例子,比如說我們在山西南部的陶寺遺址,發現一個280萬平方米的一個城,這個城當中發現規格比較高的墓葬,應該說當時的王,相當於堯吧,他這個墓葬禮就有鼓呀,包括使用石磬,這個時候就已經有了,這個一進入商代,就應該進入一個規范的時期,這樣,恐怕禮樂的起源至少可以推測到堯舜時期,當然在夏商時期,它有一定的發展,實際禮樂呢,我理解就是一種嚴格的等級制度,然後進入西周時期,應該說把它規范化、制度化,更加嚴格了。所以說,商和西周,是禮樂文明發展的不同階段。
  再一個,比如說文化,究竟是開始由個性逐漸發展到統一呢?還是開始比較一致,然後出現個性?這個不好一概而論,你比如就周而言,再西周時期,我們可以看到周王統治的范圍內,他不是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嗎?他這有相當的局限性,他統治的范圍內,文化的一致性是比較突出的,尤其是表現再青銅器上,我剛才講,相隔數千裡之外,它從銅器的文飾到類型,都是很一致的,就是這種一致性是比較突出的,這是周王分封帶來的一致性問題。但是在春秋時期,這種特點開始出現,比如說齊文化、魯文化呀,開始逐漸明顯了,那就是各地的不同,然後,戰國時期進入發展,到秦又一致了,實際上,再往前追溯,在原始社會時期,也有這種一時比較一致,然後逐漸地不同,它是這種一致、個性突出、然後一致,好像這樣一種循環的過程,當然它背後有一個背景需要我們深入地進行研究。我們感覺,在一個王朝剛剛建立的時候,在它初期應該是以它統一性為主,比如商王朝,它建立之後,也有一個時期,它的勢力范圍內文化是比較一致的,後來就逐漸形成各地的特點,周的話,由於它的分封,又出現一致,之後,又是這種個性,就是有這樣一個統一、個性發展的過程。
  第一,司馬遷有一個非常嚴謹的態度,認為可信他就采用,認為可疑,他就棄,有這麼一個取捨的情況。比如說他的標准,這個就很難,因為我們不知道他捨棄的是那些內容,我們只能說他這種取捨標准是正確的,所以現在好多我們看到他的東西是被考古發現所印證的,這個就是他是很了不得的。另外,他看到的東西,起碼是數倍於他寫的東西,他有那種選擇,如果僅看到一種,他沒法選擇,他只能依據這個,就是說,他能看到的資料是遠遠多於現在,然後,他的取捨標准是科學的正確的,至於這標准究竟是什麼,因為我們看不到它捨棄的東西,無法判斷,就是說他絕不會有這種考古的遺存,比如我們現在用的二重證據法,既有文獻,然後最好有這種實物,他可能絕不會只依據一種文獻來判斷,他至少說有同一件事情,至少有兩三種史書的記載,甚至不同來源的記載同一件事情,那可能就是真實的,如果僅僅依據一個書的判斷,那恐怕就是要存疑。
  這是一個,還有一個,他看到早期的文獻比我們要多,出於戰國晚期和出於春秋的文獻,它是不一樣的。那就是越早的文獻,記載可能越真實,這也可能是原因之一。另外,他可能采取官方的史書,像《春秋》這樣。
  另外,像當地各種民間流傳的,像《詩經》、一些故事呀它吻合的越多,它就越真實,估計很可能是類似於這樣的標准。就是說他的證據不是單一的,而是幾方面可以相互印證、參照的,他要有幾種資料相互印證,如果沒有,只是孤證,那他取捨就要難了,就是說這種資料有可能是民間的傳說、口傳的資料跟史書的記載都有,就是我們現在說的正史和野史之分,那如果都同樣記載一個史實,而且來源可能不同,如果都出於一種書,那他把它演繹起來,那是令當別論,就是說不同來源的書記載同一史實,這就真實了。
  比如我們現在關於大禹治水這個記載,是不是可信,原來是有懷疑的,因為只有司馬遷是《史記》記載,但是後來我們通過一些自然環境的分析,當時確實有一段天氣不是很正常,雨水也比較多,而且也發現一些城,相當於堯舜時期的城被洪水毀壞,我們在山西陶寺就發現有這樣的,另外,你比如最近發現的燧公須,燧公須銘文有記載,「禹平水土」,這就有了印證,我想當時他當時也可能采取類似這種,甚至也不排除他也看到一些青銅器流傳下來,也是可能的,他當時能看到的史書主要是戰國時期的一些竹簡、簡牘,我們現在還保留很多,當時會有很多這類的記載的,這個應該是他主要的來源。

編輯:之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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