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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簡帛書看隸變的歷程(下)

【盛詩瀾】 2007-10-16 00:00:00

  4、隸變的完成:從《蒼頡篇》到定縣漢簡   
  隸變的完成即是分書的產生。分書也是隸書,只是不同於秦簡那種古隸。《藝舟雙楫》中說:「言其勢左右分布相背然也。」這是說分書的特征,波挑有裝飾性的意味。張懷瓘《書斷》引蕭子良說:「飾隸為八分。」八分書的形態特征,最鮮明的就是裝飾性,所謂蠶頭燕尾,燕不雙飛之謂也。隸變的成熟,形態上應具備分書的各種特點。早在馬王堆帛書中,書寫年代較晚的《老子乙本》(公元前194-180年間)橫畫的書寫已用力按頓後挑出,形態上已具蠶頭燕尾的特征,左右撇捺,分布相背,字距疏朗,且字距大於行距,章法上也與東漢成熟的隸書相近。因此,有些學者,如陳松長,就把隸變的定型期劃在西漢初年。但這稍微早了一點。因為裝飾性的波挑是分書的根本特征,而這種特征的隸書,在西漢中期才大量出現。

  在居延漢簡、敦煌漢簡中,都收有《蒼頡篇》、《急就篇》殘簡,這兩篇既是啟蒙讀本,也可作為字帖讓人臨摹,書寫的年代大致在漢宣帝時期。這些殘簡的書風標志著成熟分書的出現。它們風格雖然不一,但橫畫一律舒展,一波三折,典型的蠶頭燕尾,具有很強的裝飾性。撇捺飄逸舒展,姿態優美。方筆的使用很普遍,結體平扁,排列工整,是風格鮮明的分書,與《曹全》、《乙瑛》、《史晨》等碑的書法形態十分接近,比成熟的東漢分書早了整整一百年。居延漢簡中的《貰賣衣財物名籍》(公元前62年)等都可以說是分書的風格。

  1973年,河北定縣出土了大批漢簡,書寫的內容有《論語》、《儒家者言》、《日書》等八種,所記最晚年月為宣帝五鳳二年(公元前56年),其書法可謂是成熟的八分書。筆法上,藏鋒逆入,橫畫波勢開張;結字寬博,扁平,左右勻衡對稱;章法上字距疏闊,整體的形式感極強。分書應該有的方折提按、左右分布相背,一應俱全。至此,隸變終於走完了它的歷史進程,其時間總共大概三百多年。從此,漢隸開始了它的黃金時代。

  二、隸變與周秦六國文字的演變
 
  從目前出土的竹簡看,不管是收羅儒家經典浩繁的郭店楚簡(《郭店楚墓竹簡》大字單行本15冊已出版)還是上博精彩紛呈的楚竹書,它們的書法形態都不是隸書而是篆書,是屬於春秋戰國時期的楚系文字,其字體結構趨近正體的性質,多雜頭粗尾細的古文筆法,有蝌蚪文的風格意味。能體現隸變進程的,大多是秦簡,這是一個值得思考的現象。

  隸變之所以發生,從文字演進的規律看,大篆過於繁瑣的結字方式和書寫方法迫切需要改進;從日常生活的需要看,簡單、迅捷的語言文字才更有利於人們的交流和溝通。隸變的濫觴,並不是只始於秦國,齊、楚、晉等六國幾乎都很早就開始書寫性的簡化。如春秋晚期的晉國侯馬盟書、曾侯乙墓楚竹簡、包山楚簡這些楚國地域的書寫,都出現了隸變的信息。但這種書寫的快速和簡化,並沒有導致隸變朝著正確的方向發展。「其結果,六國文字的潦草簡率加劇了字形結構的訛誤變異,還要經常地借助一些通俗的省略簡化,致使異體字動輒數十上百地增加。」而「秦文隸變則在字形表面的平穩狀態中去做根本性的書寫變革,並保持連續而穩定的發展,所以它很少有異體出現,在客觀條件上,六國的亂世動蕩與秦文化的相對封閉,則是造成東西不同地域之書寫性簡化存在巨大差異的社會原因。」叢文俊的這一觀點值得重視。這裡有兩點是應該注意的,一是文字的演變規律與隸變的關系有密切的聯系,書寫性的簡化並不一定導致隸變,也可能導致草率和訛誤變異;二是隸變與國家的政治軍事文化制度的變革有關。

  隸變是文字演變發展的必然。《說文》雲籀文創始於西周晚期宣王時的太史籀。籀文是西周晚期通行的正體金文大篆。《史籀篇》是我國最古的字書,對文字的規范起了重要作用。周秦一系文字的穩定,與《史籀篇》的誕生分不開。李學勤認為:「東方列國的文字,原來周秦文字都是從西周文字發展而成的,然而卻走了不同的途徑,以致形體風格相去越來越遠。春秋前期,這裡的文字與西周晚期相同。例如晉姜鼎,很難從字體判斷是周室東遷以後的作品。到春秋中期,文字的筆劃漸趨於首尾粗細如一,形成由線條構成的勁健規整的字體。」秦人為西周王室附庸,識字教育自然采用《史籀篇》,故秦系文字的發展始終有《史籀篇》字書的基礎,即使是日常書寫的簡化方式,也受《史籀篇》的約束,故秦系文字的變化是穩定的、連續的。王國維說:「惟秦人作字書,乃獨取其(指《史籀篇》)文字,用其體例,是從史籀獨行於秦之一征。」而周秦間東土文字,即六國文字,則並不恪守《史籀篇》而各自發展。李學勤說:「戰國中期以後的簡帛、陶器、兵器、璽印、貨幣上的六國古文,變化奇詭,而且有更大的地域性。同樣的一個字,在不同的諸侯國往往有相差很大的幾種寫法。」這樣的省減、簡率,並不符合文字發展的規律。漢字的建構是從客觀事物來的,是古人觀象於天,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宣,近取諸身,遠取諸物的結晶。它的字形不是隨便可以省減、拆合的。石虎《論字思維》說:「漢字乃是與萬物相平行之實體,且與人心性存在相平行,字象與心同在,與天地萬物同在。」漢字本身的形態,構成了一種內在的詩性。漢字從遠古誕生之日起,至商周已日趨成熟、穩定。特別是《史籀篇》的編定,表示它的字形已取得了歷史的認可。因此,由於個人的好惡和日用的方便,隨意省減,便不合文字演變的規律。東方六國的「文字改革」並不符合歷史的規律,失敗了;而秦國因有《史籀篇》做依據,看似保守,實是合規律的聰明之舉。這充分說明,隸變只能遵循文字演變的某種規范才可正常進行。在秦國有《史籀篇》這個字書作基礎,就保證了隸變的字形學根基。

  然而文字的演變又受到各國政治、文化制度的影響和制約。例如侯馬盟書中出現的造型、書寫省減所反映出的某些隸變信息,是適應當時頻繁的外交活動需要而產生的變革。當時東周周天子政治上無能,只有靠訂立盟誓來約束。據人統計,從公元前722年至公元前468年間的254年中,諸侯國之間舉行盟會近200次。這麼頻繁的盟會勢必帶來盟書書寫的省減、簡化,這說明政治刺激了日用書寫的改革。而各國政治變革又帶來文化制度、文字使用的一系列變化,反過來推動周秦六國文字的演變。如秦國任用商鞅變法是在公元前356年,此後變法成為強國的主潮。征戰的需要,使一大批兵器銘文出現草篆刻款;廢井田,設縣等制度的建立,促進各種詔書書寫的簡化;各種權量等銘文也都出現了新的字形。舊有的籀文早已不適應政治體制變動的需要,其演變是歷史的必然。孝公時的《商鞅錞》,字形草率,銘文中的點畫已開始轉化為橫豎。《秦封宗邑氏書》(公元前334年)文字取縱勢,「四」「月」等字已如隸書的結構。《商鞅方升銘》體勢縱長,方折筆畫明顯,已與大篆拉開了距離。再如秦國在統一中國的過程中凡政治、軍事的大事,使用的是篆書而不是隸書,但這種篆書也完全不同於大篆的字形,而是有很多省減、合並、簡化的小篆。《新郪虎符銘》、《琅琊台刻石》、《泰山刻石》都是新穎的小篆。這說明,秦國雖遵循周秦文字的字形基礎,但又作了發展與革新,故周秦文字也不是一成不變的。裘錫圭說:「秦代金文一般是篆書,但是在作風上草率的銘刻中往往夾雜與古隸相同的字形,如見於某些權量上的皆、明、者字。」這表明,篆書寫法與隸書寫法混同的現象也不是孤立的。隸變初期,不少字的寫法接近於正規篆書,或同篆、隸寫法同時存在,這種情況,到了隸變的中期才發生改變。

  各國文字演變的過程是不一樣的。隸變的發展並不是秦隸的單方面擴張,也不是六國文字向秦國文字單方向同化,六國文字的演變也有著各自的特色。特別是像楚國這樣有深厚傳統文化的國家,其文字的演變吸收秦隸的優點,從而形成了地域性隸變的風格。如睡虎地秦簡中的《日書》,有些字有拖曳斜出的長畫,用筆有楚書恣肆縱逸的特點,這顯然是楚書的遺意。再如戰國中期的《子彈庫帛書》,橫畫不平不直,盡處有蝌蚪文的痕跡,結體也偏方,有大篆的風味。山東《銀雀山竹簡》中,許多字猶帶篆形,這說明秦隸在不斷擴大使用范圍的進程中,吸取了各地文字構形的優點和用筆的優點,因而,隸變的進程中呈現出地域風格的多樣性。

  三、從簡帛書的筆法看隸變   

  以往人們對隸變的判斷大多依據字體的形態,這自然是不錯的。而文字的線條形態則以筆法為基礎,故以簡帛書的筆法來判斷隸變的歷程不失為可靠的途徑。隸變標志著古文字向今文字的演變,由此改變了古文字靠單根線條組合的局面,逐步向以筆勢連貫的結體過渡。

  叢文俊曾經指出:「西周時期有三種筆法:頭粗尾細的古文筆法、粗細均一的『篆引』筆法、簡化『篆引』筆法。」「篆引」筆法的成熟,使古形的肥筆之類完全消逝,大篆朝著精美的方向發展。而「篆引」的書寫性簡化,導致了秦文的隸變。先秦的其余國家使用的是古文,因而這些國家的隸變是對古文筆法的簡化。

  在隸變的濫觴期,如曾侯乙墓竹簡、長台關楚簡和包山楚簡,其線條形態明顯帶有大篆的形體特征,其筆法起筆粗重,收筆尖細,也就是說頭粗尾細的古文筆法還相當普遍。但結體上以縱長為主,直線多於弧線,這是對大篆筆法的破壞。個別字已出現誇張的一筆。包山楚簡中,除了大量存在的蝌蚪文筆法,橫豎交接處折筆法的運用已很明顯。這種筆法是對蝌蚪文用筆圓弧滑動的改進,是代表隸變革新的新動向。劉熙載所謂「隸取勢險節短」,節短就必須用折筆,方有斬釘截鐵之威。

  如果將上博楚竹簡和包山楚簡相對照,前者的大篆筆法多,蝌蚪文筆法濃重,後者則因筆法的改進,帶上了隸變的新氣息。

  隸變濫觴期多蝌蚪文筆法是跟書寫的工具分不開的。考古發現的戰國時代的楚筆,如長沙左家公山楚筆、長台關楚筆,桿長18.5厘米,徑0.4厘米,鋒長2.5厘米。楚筆以兔箭毛包在筆桿四周,中間空虛。由於鋒長,只能以極小的部分寫字;因左手執冊、右手書寫的書寫習慣,起筆時形成向右傾下的姿勢,故上半部分粗重;又因筆鋒有彈性,收筆時形態尖細;書寫快速,故呈圓弧狀的線條向左下彎去。這是隸變初始時一時無法克服的筆法問題。但包山楚簡的筆法代表了日常書寫的發展方向,求快、簡化,反過來加速了筆法的改進。

  至青川木牘,頭粗尾細的古文筆法大大減少,因而橫畫盡處不再向右下彎呈弧狀,而讓橫畫平直。這是「篆引」的簡化,雖不自覺,但卻對字的形貌產生了重大影響。「王」「而」等字都有明顯的隸味。筆畫的折法也得到加強,橫豎交接處筆鋒運行從容,線條形態短促而斬截。更重要的是線條的連接,已不再是單根線的組合,而是隨筆勢相連,筆順的交待明確,筆勢的運動符合運筆的規律,因而偏旁的位置關系有了新的變化。這種新的隸書筆法在天水秦簡中也有明顯的體現。天水秦簡的筆法多為對「篆引」筆法的簡化,雖有蝌蚪文筆法的遺意,但已不多。橫畫的線條飽滿而均勻,折筆最為顯著。「可」「成」都有誇張的一筆突出其勢。字形得到簡化,「點」的形態多樣。這些都是隸變中的筆法新變化。

  睡虎地秦簡的出土,讓人看到了隸變的新面貌。大多數字的書體樣式和諧統一,線條也按筆勢的運動方向組合,這表明隸變已進入文字體系的全面改造階段。這也可以從筆法的變化中看出來。

  成熟的秦隸橫畫已不再向右呈圓弧狀,這是由於筆的平穩橫移,雖還不是一波三折,但這一橫,簡潔而古雅。特別像《語書》,筆法圓熟,多用中鋒,個別字,如「上」的橫,已略有波勢。這是對蝌蚪文筆法的全面擺脫。《裡邪秦簡》中的橫畫甚至已有「蠶頭」的筆法出現。

  成熟的秦隸結體扁方或縱長偏方,由於這一樣式,橫筆的交接處就多折筆。折筆法是隸變的一大筆法特征。在《法律問答》中,直折之筆的運用十分普遍,結體又取側聳之勢,因此,節短勢險,完全不同於濫觴期的包山楚簡。像「當」的寶蓋頭,其筆順和寫法,已完全是隸書的筆法。

  成熟的秦隸開始講究筆畫的抒情意味,出現了特別誇張的超長筆畫,這是對「篆引」筆法的重大突破。《為吏之道》中「有」、「民」、「心」的一些筆畫,開張恣肆,拖曳蕩出,十分抒情。這不但對古形是一個沖擊,也是對隸書的新體構建的積極嘗試。《編年記》中的一些誇張筆畫好像更為自由和灑脫,又比《為吏之道》進了一步。《裡邪秦簡》中「之」、「庭」、「陵」的捺腳都是誇張而姿態翩翩。

  不必多作引申,成熟的秦隸帶來了隸變筆法的更多改進和革新。橫平豎直的筆法基本形成,折筆法開始普遍使用,用筆提頓明顯,轉折處由圓變方,這些都表明,筆法的逐漸成熟與秦古隸形體的成熟幾乎是同步的。

  秦隸筆法的改進與筆的改進也分不開。睡虎地秦墓出土的三支毛筆,筆桿竹質,上尖下細,鏤空成腔,毛填塞其中,毫長2.5厘米。秦筆與楚筆的根本不同就在毛毫的裹束上。楚筆毛裹桿外,不但蓄墨少,且鋒毫實際利用只有鋒端一小部分,下力重按勢必造成頭粗尾細的形態,因而筆法的單調是克服不了的天生障礙。而秦筆鋒毫扎成一團塞在鏤空的筆腔中,與今天的毛筆差別已不大,蓄墨多,鋒圓,便於鋒毫做多種方向的運動。故秦隸的線條形態已較楚簡大為豐富,筆法也講究得當。相傳秦始皇使蒙恬制筆,看來是可信的。

  隸變的成熟與筆法的成熟是同步的。隸變中有兩種關鍵的筆法是識別隸書成熟的標識,一是方折(直折)筆法,一是波磔筆法。馬王堆帛書寫於秦漢之交,如《五十二病方》的用筆,落筆逆鋒,頓按,故已有蠶頭;運行時上提然後平移,略向右上挑出,略有波磔;豎畫向左右挑出,轉折處斷開。略後的《縱橫家書》,波勢更加明顯,「人」「來」等字的撇捺,向左右舒展,富於裝飾味,已是八分書的形態。遺冊中連筆已很多。這些充分說明在西漢初期,波磔的筆法已得到廣泛的運用。到西漢文帝初期的帛書《五星占》,書風方整端嚴,筆法已是方折為主,波磔之勢明顯,結字已完全扁平,誇張的筆畫姿態翩翩,說明分書的筆法已基本形成,字體已經向分書靠得很緊了。當然,由於它們的字形中還或多或少地帶有某種篆意,還有少量的「篆引」筆法,故不能稱為成熟的分書。

  成熟的分書以定縣漢簡最為典型,這一點在書界幾乎已成為共識。用筆逆入平出,蠶頭燕尾的特征一目了然,波磔豐肥,尤其撇捺向左右盡情舒展,極有裝飾性。結體平穩工整,字距疏朗。分書應該具有的筆法和章法在定縣漢簡中都已十分成熟,其性質已完全不同於秦古隸。至此為隸變的終結。

  隸變的成熟體現了筆法的日趨完善,與書寫工具的不斷改進有關。西漢時期的居延筆、敦煌、武威筆,筆桿尚以木質為之,鋒短中實,可以提按頓挫,便於鋒毫運動,造成各種形態的點畫。而江陵漢筆的筆桿卻以竹為之,竹腔納毛,甚至還有筆套(竹筒),這種筆更便於書寫,與今天的毛筆相差無異。好的工具產生好的效果,故毛筆的制作精美推動了筆法的逐漸完善和豐富。

  總之,從簡帛書筆法的演變中,完全可看出隸變的過程是如何一步一步成熟的。(完)

摘自:《書畫藝術》200405
編輯:之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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