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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具與佛教
( 2007-04-18 00:00:00)

  中華漢土文化,在歷史發展的進程裡,不斷吸收外來民族的營養,不斷地在融會中壯大自己。歷史證明,吸收外來文化最多、最廣,影響最大的莫過於佛教文化了。
  佛教文化的輸入,不僅個中華漢土的社會生活、思想觀念,以及文學、音樂、美術等等方面都帶來了新鮮活力,同時天竺佛國的家具,隨之也來到了漢土,豐富了漢地的家具品種,促進了漢地家具的發展。尤其是對於華夏幾千年的起居方式的改革和演變,起到了極大的推動作用。
  佛教傳入漢土的時間,各說其是,有「周代傳入說」「春秋傳入說」「秦代傳入說」等等,都因證據不確而不足為信。惟有東漢永平十年(公元67年)傳入說,被史家所公認。在《四十二章經序》中記載:「昔漢孝明皇帝夜夢見神人,身體有金色,頂有日光,正在殿前,竟中欣然,甚悅之。明日問群臣,此為何神也?有通人傅毅曰:『臣聞天竺有得道者,號曰佛,輕舉能飛,殆將其神也。』於是上悟,即遣使者張騫(注:不是漢武帝時的張騫)、羽林中郎將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至大月支國,寫取佛經四十二章,在十四石函中,登起立塔寺。於是道法流布,處處立佛寺,遠人伏化,原為臣妾者不可勝數。」(《佛教常識》,沈陽出版社,1991年版,第45頁)史載漢明帝由此遣史求法,帶回《四十二章經》,並建造中土第一座寺院——白馬寺。
  佛教文化在中國漢地的發展,是經歷了漫長的歲月。從東漢初年佛教進入漢地,到李唐一代的八百年,是佛教文化在漢地深入發展的八百年,是佛教文化與漢地文化,由相互沖突、排斥到互相滲透吸收,乃至相互融合的八百年。在此八百年裡,佛教在漢土形成了兩次高潮。這兩次高潮,為我國家具的發展,譜寫出具有歷史意義的篇章。
  第一次高潮是從東漢初年到南北朝的四百年。這一時期恰逢社會動亂,連年戰爭,人民處於思安而不得的痛苦之中,普遍在尋找解脫的心境,而佛教解脫苦難的出世思想,為處於戰亂之中的苦難眾生,指出了一條出路。所以佛教在晉南北朝時期,得到了充分的發展。傳統的譯經求法活動,依然是方興未艾,建寺與開鑿石窟更是土木大興。從前秦建元二年(公元366年)敦煌石窟開鑿以後,相繼在北魏又開鑿了雲岡石窟和龍門石窟。南朝的寺院處處可見,正如唐代詩人杜牧所說:「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台煙雨中。」
  開鑿石窟和建寺的佛教活動,促進了佛教美術的發展,石窟造像、壁畫,寺廟的造像、壁畫更應時而生了。這時期的造像和壁畫,都是來自域外的粉本,人物形象、服飾、用具等都是域外風格。此時天竺佛國的大量高型家具,也隨之進入了漢土,這對漢地的生活習俗,特別是席地而坐的起居方式,是一個極大的沖擊,佛國的高型坐具進入了漢地,華夏古國席地而坐餓起居方式開始動搖,伴隨高型坐具而來的垂足坐方式,也自然地進入了漢地生活。
  第二次高潮是南北朝後期到李唐一代的四百年。這一時期由於戰亂結束,隋的統一,特別是唐代初期的「貞觀之治」,社會政治穩定,經濟繁榮,國家政策開放,人民生活安定,社會呈繁榮向上的局勢。唐代帝王大都信奉佛教,所以此時佛教得到了普遍的信仰,佛教文化得到了廣泛的普及,佛教帶來的佛國高型家具,在世俗民間受到了普遍的歡迎和使用。
  我們從唐代壁畫中可以看出,此時的佛國家具,在富強恢弘的大唐帝國裡,又得到展翅振飛的機會,他們脫離了天竺佛國的清雅與簡捷,而披上了華麗多彩的外衣,這些來自佛過的家具——椅、凳、墩等,在大唐極富創造力的家具師手裡,發展成造型端莊渾厚,裝飾華美富麗,形式也多種多樣了。李唐一代不僅是我國封建時代的全盛期,也是佛教文化與漢文化相結合、相融會的全盛期,是佛國家具在漢地扎根落戶,並取得發展與創造的輝煌時期。
  從敦煌莫高窟的開鑿起.石窟造像和石窟壁畫日漸興盛,天竺佛國的家具樣式,同時進入了漢地。這些佛與菩薩的坐式和所使用的高型坐具,讓先人們看到了一幅完全新鮮的、不同於自己的生活畫面。這些佛國的高型坐具,如一股強勁的東風,吹開了中國幾千年起居方式的堅冰,沖擊著中國施行了幾千年席地而坐的習俗,推動著起居歷史向垂足坐轉變。現在我們從敦煌莫高窟、雲岡石窟、龍門石窟等石窟壁畫和墓葬壁畫裡,來看看佛與菩薩所帶來的這些域外高型坐具:繩床—椅子、佛座—墩、胡床、方凳等,對我國家具的發展和我國起居方式的演變所起到的推動作用。

(一)繩床—椅子
  椅子名稱最早見於唐代,《濟瀆廟北誨壇祭器雜物銘》碑陰:「繩床十,注:內四椅子。」但是椅子形象早於名稱一百多年,而見於南北朝。
  在兩晉以前,我們的先人一直處於席地而坐時代,沒有高型坐具。隨著佛教的東漸,佛教文化和佛教藝術的湧入,佛國的高型坐具也進入了漢地。佛圖澄是一位西域高僧,在公元4世紀,從西域來到五胡十六國的後趙,他來華時已經是八十高齡。他見多識廣,經驗豐富,對於推動佛教在漢地北方的發展起了很大作用。另外,玄奘在《大唐西域記》中,也提到當時的印度僧眾都坐繩床。由這些記載中可知:這種有扶手、有靠背的高型坐具——繩床、禪床或椅子,是印度僧侶的典型坐具。而這些繩床、禪床或椅子,隨著佛與菩薩—同進入漢地也是事實。
  椅子進入漢地的具體時間確實難以查考,但是在晉時已經有人使用椅子了。在新疆的民豐尼雅曾出土了一件晉代坐椅殘骸,此椅的座部以上已經不存,只有四條腿子,腿上有四葉花紋,是犍陀羅風格,非常精美。由此可以證明,在中國廣大土地上處於席地坐的時代時,西北邊陲的上層人家,已經使用高型坐具了。這只晉椅殘骸,讓我們聽到了中國起居方式轉變的前奏曲。(注:也有人認為它是櫃於殘骸)

(二)佛座—墩
  從眾多的石窟造像和壁畫中,我們得知佛與菩薩的坐具——佛座,是千姿百態、極為豐富的。有方形、圓形、腰鼓形,有三重、五重、七重,有實材的,也有空透的,裝飾有壺門、有開光、有蓮花圖案…—形式多樣,多姿多彩。這些佛與菩薩的高型坐具,也隨著佛教文化進入了我們的生活。佛座——墩的出現,對於我國家具品種的豐富,尤其是對於凳類家具的發展,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這些佛座的造型,大致分為腰鼓形和方形兩類。
  這些形式多樣的佛座、墩.在席地而坐的中原大地上,確實是前所未有的。北魏龍門石窟蓮花洞中的菩薩坐墩,其形式好似中國古老的捕龜捉獸工具——筌蹄。但它不是筌蹄的運用,因為從南北朝時代的壁畫風格看,仍屬於印度犍陀羅式樣,北魏時期的佛教藝術,還處於依照印度粉木描繪的移植階段。況且,在高大、威嚴的佛與菩薩面前,怎能用捕魚捉獸的工具來事佛呢!於情於理都似乎不通。史書上確有將筌蹄作為坐具的記載,如《梁書》中就曾說南朝梁武帝末年,降將侯景叛亂,自稱皇帝後.」常設胡床及筌蹄著靴垂腳坐」,候景之
亂起於梁武帝太清元年(公元547年),此時佛教進入漢地將近五個世紀,佛座——墩,早巳進入漢地。北魏龍門石窟蓮花洞菩薩所坐的籐編坐墩,其實電應在「侯景之亂」之前。不論從該菩薩坐墩的所處年代,還是當時的壁畫風格,以及對佛的崇敬態度等諸方面看,佛座——墩,仍是隨著佛教而來的佛國坐具。後人將此種佛座稱為筌蹄,當是一種巧合?或者是一種附會。

摘自:大眾收藏
編輯:因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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