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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争鸣] 雷州窑瓷器装饰纹样艺术研究

李海勇   2012-02-14

  雷州半岛历史悠久,古雷州的水路交通十分发达。从西汉开始,雷州港口便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对外贸易的重要口岸,扮演起中国与东南亚各国进行外交来往和贸易活动重要枢纽的角色。据《宋史·食货志》记载,唐宋时期的海康陶器便是通过雷州港输往海外的。据《旧唐书·懿宗纪》记载:成通四年,雷州刺史陈听思“家人随海船至福建,往来大船一只,可致千石(相当于100吨) 。”可见当时船只规模较大。唐宋时期,雷州的陶瓷生产曾发展成为古雷州半岛最具特色、影响最大的手工业,雷州一度成为古代广东陶瓷生产的重要基地之一。在古窑遗址中出土的大量彩色陶瓷产品有碗、盘、杯、碟、壶、炉、罐、枕、魂罐等。其造型美观,装饰纹样优美,技艺精湛,色调鲜明,是当时远销国内外的精品。由于雷州窑规模较大,历史较久,产品有特色,专家认为雷州窑可与潮州窑、广州西村窑并称为宋代广东三大窑系。

  一、古雷州窑文化的形成

  雷州半岛属热带亚热带气候,常年温热湿润。雷州半岛陆地大部分地区为第四纪浅海沉积地,蕴藏丰富的高岭土,易于开采,这些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为当地的瓷器生产提供了优越的生产环境。据考古调查发现,雷州半岛现遗存唐代至清代窑址百余处。鉴于多数窑址分布在雷州半岛的区域特点及其鲜明的时代特征,我们将其统称为雷州窑。雷州窑多数为龙窑,少数为馒头窑,烧制的瓷器以青釉瓷、酱釉瓷、褐彩瓷为主,产品有碗、碟、盘、罐、钵等。产品部分内销本地,部分远销海外。雷州窑形成于唐初,宋、元时期是雷州窑发展的鼎盛阶段,这一时期生产的青釉褐彩瓷为其代表之作,有较高的艺术成就。

  唐朝中期,官府开始加强海上交通,扩大海外贸易,与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的国家建立商贸、经济、文化交流,推动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为唐宋时期雷州窑生产和发展提供了契机。同时也改进和提高了造船及航海技术,开拓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延伸。船大平稳的海路运输为瓷器提供了安全保障,使瓷器成为唐代以后对外贸易的主要商品,从而带动了国内各地瓷窑的发展。

  唐代雷州窑址大部分靠近海边港口或内河岸边,易与原料、产品装卸运输。随着海外贸易的刺激及国内其他窑制瓷技术的进步与传播,雷州窑也在逐步发展壮大。唐中期安史之乱后,北方连年战乱,政局不稳,致使人民大量南迁走避。《唐会要》卷85载:“宝应元年四月敕;近日来,百姓逃散,至于户口,十不存半。”《雷州伏波庙记》记载:“自汉末至五代,中原避乱之人多家于此,今衣冠礼乐盖班班然矣。”南迁中从事陶瓷生产的手工业者带来了先进的制瓷工艺技术,为雷州半岛窑场的发展提供了可靠的技术支持,这也是宋元时期雷州窑釉下褐彩与北方磁州窑、吉州窑产品特色相似的重要原因。

  由于价廉物美的瓷器的外销,瓷器成为国外社会各阶层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品,形成对我国瓷器的大量需求,刺激国内陶瓷生产的迅猛发展。周达观的《真腊风土记》记载,“做饭则用瓦釜,做羹则用钵子……盛饭则用中国瓦盘”,正是我国陶瓷器在国外人民日常生活中普遍应用的真实写照。唐宋时期国势强盛,经济繁荣,促进了海外贸易的发展,同时也刺激和推动了瓷器生产的发展。

  随着明代的海禁和清代闭关锁国政策的实行,海外贸易急剧萎缩,雷州窑逐渐衰落。雷州窑是中国陶瓷发展史中的重要环节,是雷州先民留给子孙的宝贵遗产,它的兴衰为现实社会提供良好的例证。“读史可以知兴替”,相信随着雷州窑系统研究的深入,将对雷州半岛今天的开拓、发展有积极的启迪、示范作用。

  二、雷州窑瓷器纹饰的视觉特征

  在人类发展史上,中国创造了其独具民族特色的历史和文化。中国传统艺术则成为东方艺术的代表,传统陶瓷艺术的发展,始终离不开中国传统美学的制约与影响。雷州窑瓷器纹饰由于受到民族文化、民族信仰以及社会背景等因素的影响形成了复杂多样的特征,其纹饰基本型不但包罗的物象丰富,种类繁多,还反映出大量的历史、人文信息。纹饰整体造型不但具有抽象化、图案化的特征,还注重运用写实的手法,使纹饰具有生命力。这些特征都是古雷州窑瓷器纹饰所特有的特征。

  雷州窑烧制的具有代表性的青釉瓷器和釉下褐彩瓷器,器形多样,以罐、扰、棺的装饰纹样最有艺术性,开光装饰(即在瓶身部分开出圆形、方形、菱形、扇形的空白堂子,四周布满图案) 是雷州窑瓷器的艺术表现特色,在器物的显要部位绘主体纹饰,然后用带状钱纹、带状卷草纹、双重莲瓣纹、短弧纹、弦纹等填补空间,纹饰和人物形象写实,风格清新,书写吉祥语、民谚或诗词于器物上,具有鲜明浓厚的雷州半岛民间风情和人文内涵。连绵不断的卷草纹和钱纹极富于动感,使画面具有强烈的图案装饰效果,它们与开光中动中有静的主题纹饰相互呼应,收到了生动自然、情景交融的艺术效果,产生一种富于韵律的美感。

  历代陶瓷图案表现手法丰富,构图形式各异。主要构图形式有折板、缠枝、朵花、宝相花、团花、几何纹等。这些多是对称性构图,形成交错、均齐、对称的布局,互为呼应。雷州窑褐彩瓷器装饰纹样的设计,在构图中多采用横向纹样作不等式分割,层次分明;上下连接采用多层叠压式,中轴线两边对称,中间为二方连续较写实花草纹样;布局分布,中间较密,上下较疏,形成疏密对比关系;在上下分割部分中,点缀花叶,以不规则线条破其水平线,产生动感,沉稳中不失活泼。构图简洁、朴实、稳重,造型丰满。纹样线条粗放,色彩单纯明快,突出瓷器的材质美。用笔简练,耐人寻味。陶器不仅具有盛物功能,还具有装饰性,体现出当时设计者的美化意识理念。

  菊花与梅、兰、竹素有“四君子”之称,是我国文人墨客乐于表现之物。据《广东考古辑要》卷46载:“菊:离骚草木疏,北方随秋之早晚,独岭南不然,至冬至乃盛发。岭南地暖,百卉造作无时而菊独后开,考其理,菊性介烈,不与百卉盛衰,须降霜乃发,而岭海常以冬至微霜,故也。”菊花茶有清凉解毒之功效,南方气候非常炎热,故岭南人也喜爱饮菊花茶,菊花是岭南人常见之物,所以艺术家们常以它作为表现对象,赞美它,歌颂它。雷州窑瓷器上的菊花纹样也较多,从中可看出岭南人对菊花的喜爱程度。

  三、雷州窑瓷文化中体现的儒家、佛教思想

  古雷州人崇信神灵、敬鬼尊神的民间习俗有很深的渊源。这种习俗意识作为一般的思维形态流行于市民及上层社会,其表现形式也贯穿于器物造型、装饰纹样等方面。封建社会常出现圣物比类祥瑞的现象,如把凤凰、麒麟、神雀、黄龙、甘露、朱草、醴泉、翔(凤)、景星、嘉禾、脯、莫英、屈轶等,看做能预知祥瑞的圣物。王充《论衡·指瑞篇》说:“儒者说凤皇、骐麟为圣王来,以为凤皇、骐麟圣禽也。”这样的思维意识在民间有强大的势力,深刻地影响着祥瑞器物的造型及装饰图案的设计思维。也就是说,人们就借助现实,通过想象,把这些神圣之物表现出来。于是在器物中大量出现了凤凰、麒麟等象征大瑞的造型图案。王充在《论衡·指瑞篇》中还说:“王者受富贵之命,故其动出见吉祥异物,见则谓之瑞。瑞有小大,各以所见,定德薄厚。凤凰、骐麟大物,太平之象也。”既然这些圣物代表了太平盛事的吉象,有了这些所谓的受命之符,就可以对天下之人有个交代了。《周易》中有言:“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这种前世修福后世享的佛教思想,在书有“积善之家”的雷州窑瓷器上得到了印证。雷州窑梅瓶的凤鸟纹和卍纹,它的含义是凤凰为高贵的象征,卍纹是中国和印度最古老的符号,它是一种吉祥的象征。这些雷州窑瓷器反映了匠师们对美好生活的祈望和吉兆。

  雷州窑瓷棺葬具在国内十分罕见。自佛教从海道传入中国,至唐代以后在雷州地区盛行,在葬俗上提倡火葬埋骨灰。体积虽小但绘有宗教神灵信仰纹饰的小瓷棺,无疑适应了本土乃至海外崇佛地区葬俗的需要。图腾是原始社会里氏族部落精神保护者的象征,龙、虎、朱雀、玄武是先民们所信仰的图腾。古书中有云:“前朱雀,而后玄武,左青龙,而右白虎。”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已分别代表东西南北四方星宿的名称。此四神既是传说中守卫四方的神灵,也是驱逐邪恶、护卫人们升天的神物。雷州褐彩瓷棺葬具上书有“前朱雀”、“后玄武”等代表神灵的文字。瓷棺上使用四神纹和十二生肖纹作避邪之用。雷州宋墓出土了一套十二生肖陶俑,人身兽首形象,说明十二生肖在丧葬中是较流行的,仍具有避邪的深刻含义。

  雷州半岛曾是唐、宋时寇准、苏辙、苏轼、李纲等名贤显宦寄迹其间的地方,可谓“城以人显”。虽说古雷州是历代官宦流放之地,但雷州窑陶瓷产品在宋、元时曾达到非常高的水平。我们看到雷州窑陶瓷艺术不是孤立的,它所反映的是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现象,同时,我们也看到文人的思想也借助器物设计、装饰图案表达出来。因此,文化思想与器物双向互渗,就是雷州窑的文化内涵。经儒家改造的伦理观念、天人思想、阴阳五行学说成为这一文化模式的核心。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器物形态的装饰上留下了很多的儒家痕迹。当今是开放的时代,我们在吸收外来艺术文化因素的时候,要多想一想我国传统文化、民间艺术的宝贵财富。加强对古代民族艺术的研究,可以为现代艺术设计提供更多的可资借鉴的范例。

  来源:艺术理论  编辑:古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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