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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两晋南北朝灿烂的陶瓷器

朱伯谦 

  一 序言

  三国两晋南北朝是公元二二0—五八一年的几个朝代。公元二二0年曹丕废汉献帝称帝,国号“魏”,占有以黄河流域为主的北方广大土地;次年刘备在四川建立蜀汉政权。时隔不久(公元二二九年)孙权在建业(南京市)称帝,国号“吴”,占有长江中下游和岭南广大地区,形成三国鼎立的局面,史称“三国”。

  公元二六三年魏灭蜀,两年以后司马炎篡夺魏政权自立为帝,改国号为“晋”,历史上称“西晋”公元二八O年又出兵灭吴,全国获得了短暂的统一。但是好景不长,不久爆发了“八王之乱”多年内战给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公元三一六年西晋被汉灭亡,北方进入了五胡十六国的北朝时期。

  西晋灭亡后,以司马氏为首的门阀士族纷纷渡江南下,于公元三一七年在建康(南京市)建立了东晋政权。公元四二0年寒门出身的刘裕夺取了东晋政权,建立了宋,从此江南经历了宋、齐、梁、陈四个朝代,史称“南朝”与北方的北朝通称“南北朝气”。

  在三国西晋时,江南的瓷器手工业获得迅速的发展,我国有名的瓷窑越窑、瓯窑、婺州窑、德清窑、洪州窑、岳州窑等相继出现,进入自汉代创烧以来的首次发展阶段,如越窑,在三国西晋近一百年内瓷业迅速发展,瓷窑分布在萧山、绍兴、上虞、慈溪、余姚、宁波、鄞县、奉化、临海等县市,总计一百多处,形成了以上虞为中心的庞大瓷窑体系。而且产品种类丰富,制作精细,质量高,可以与铜器、漆器、银器媲美,成为世家豪族珍贵的日用品。

  东晋南朝时江南大部份地区的瓷业有了发展,江西丰城洪州窑的作坊和产量都有显著增加;福建发现了福州市洪塘怀安窑、晋江县磁灶溪口窑、连江县敖江已古窑等南朝窑址;在四川出现了成都市青羊宫窑、邛崃县固驿窑二灌县金马窑和新津白云寺窑等等。但是江浙一带的瓷业却出现停滞衰退的局面,如越窑,瓷窑的数量大大减少,现已发现的南朝瓷窑址很少;位于浙江西北部的德清窑和江苏省宜兴窑至今尚未发现南朝窑址。同时瓷器的花式品种减少,花纹装饰简化,制作工艺不及三国西晋时那样精细,江浙的瓷器生产处在衰退中,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唐初。

  在我国北方,生产瓷器的年代比较晚,同时东汉、西晋末年的两次大动乱,使一直是中国政治、经济重心的中原和关中地区遭到严重的破坏,西晋末年的“八王之乱”使洛阳等许多大城市化为灰烬,关中诸郡更是“百姓饥馑,白骨蔽野,百无一存”因此,陶器生产大不如前,瓷业没有开创。直到北朝时才有了制瓷作坊,生产一种独具风格的瓷器。尤其令人欣喜的是:河南省安阳洪河屯村北齐武平六年范粹墓中白瓷的出土,说明我国在北朝时就已创造性地生产了白瓷。白瓷的出现为我国瓷器手工业开辟了一条广阔的发展道路,意义重大。

  三国两晋南北朝的陶瓷器,品种多,制作精细,装饰讲究,是研究当时历史、经济、文化和生活习俗的珍贵资料,

  

  二 首次繁荣的江南瓷业

  三国时吴国的孙权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进行了大规模的屯田、兴修水利和推广先进农业技术等有利于生产的措施,并采用“省徭役、灭征赋,除民所患苦”的政策,使长江中下游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在手工业中丝织业、造船业和瓷器制造业特别发达。

  瓷器是东汉出现的一种新产品,它用瓷石或高岭土等原料做坯,在一千二三百度的高温中烧成,胎骨坚硬细薄不吸水。胎外上一层色彩鲜艳的青釉或黑釉,釉层光滑发亮不容易沾染污物,令人喜爱。瓷土有一定的可塑性,可以根据用途的需要,做成各种式样的瓷器,以满足人们各方面的需要。同时利用镂雕、刻划、模印、堆塑等各种方法来美化瓷器,使瓷器既是日用器,又是一种艺术品,深受人们的喜爱。因此,三国时在孙吴境内瓷业发展很快。同时在绍兴、慈溪、余姚、鄞县、宁波、临海等县市也有瓷窑,制瓷作坊多达五六十处,是我国最早出现的窑场宏多、分布范围很广、产品相似的瓷窑体系。另外,分布在浙江南部的瓯窑、浙江西南部的婺州窖和浙江西北部的德清窑也有较大的发展。

  西晋对江南的统治只有短短的三十六年,但是瓷业发展却很快。以越窑为例,在上虞一地就发现西晋的瓷窑遗址一百二十余处,比三国时猛增三倍,在绍兴、慈溪等原越窑产地的瓷业也有较大的发展,并扩展到萧山、诸暨市,产量大大增加。与此同时,瓯窑、婺州窑、江苏宜兴窑和湖南湘阴窑等也都有了发展。江南瓷业进入了首次繁荣期,瓷器已取代了一部份陶器、铜器和漆器,成为人们重要的生活用具。

  

  三 品种丰富,用途广泛

  三国两晋南北朝的陶瓷器,品种非常丰富,常见的器物有:碗、盘、钵、洗、耳杯、盏托、高足盘、盘口壶、扁壶、鸡首壶、罐、印纹罍、蛙尊、长颈瓶、盖盒、匜、簋、魁、勺、砚、水盂、笔筒、油灯、烛台、唾壶、虎子、槅、五盅盘、薰炉等日用器和莲花尊、房屋、案、五联罐、谷仓罐、男俑、女俑、马、骆驼、猪舍、羊舍、狗圈、鸭圈、牛车、马车、船、灶、镞斗、火盆、井,以及磐、磨、碓、杵、臼、畚箕、扫帚和筛等祭器和明器,而且在每一类器物中又有多种式样,现试举几例,如罐,有直口圆腹罐、盘口筒腹罐、双唇泡菜罐、敛口罐、鸡首罐、虎头罐、鹰形罐;水盂有三足盂、蛙盂、兔盂、龟形盂、鳖形盂、俑顶盂和敛口扁圆腹盂等;薰炉有提梁式炉、双系罐式炉、连座炉和博山炉等;虎子有虎形、圆腹双系和圆腹提梁形等几种;俑有男俑、女俑、武士俑、持盾俑、书俑、母子俑、女侍俑、庖厨俑、舂臼俑、抚琴俑、乐伎俑、骑马击鼓俑等等。

  上述器物,用途广泛,有碗、盘、盏…同足盘、簋、魁等餐具;也有盘口壶、扁壶、蛙尊、耳杯、樽、鸡首壶、盏托、五盅盘等喝茶饮酒用具;有砚、水盂、笔筒等文具,还有洗、薰炉、唾壶、虎子等卫生器等等。

  (一)簋是在大碗的下部装一个向外撇出的高圈足,器型与商代后期的铜簋相同,故定名为簋。它是盛黍、稷、米等熟食品的餐具。

  (二)魁是在碗或钵的口部装一个短柄,供手提拿。《说文解字》斗部说:“魁,羹斗也,从斗从声。”—说明是—种盛羹的饮食用具。同时根据南京西善桥南朝墓竹林七贤的壁画,在阮籍、山涛、王戎三人的前面都放着一个魁,有的举耳杯饮酒,有的魁旁放耳杯,形象地说明魁也有用来盛酒的。

  (三)扁壶在汉六朝时期称“押”它是由秦汉的漆柙铜钾发展而来的。“柙”字的偏旁随着制作原料的不同而各异。金属做的作“钾”从金从甲,漆木做的为“柙”从木从甲,陶瓷质的为“押”从土从甲。江苏金坛县惠群大队晋代砖室墓出土的一件青瓷扁壶,腹部的一面刻“紫(此)是会稽上虞范休可作押者也”,上虞市百官镇外严西晋墓出土的一件青瓷扁壶,外底划“先姑呷一枚气所刻的都是“押”字。西安市北郊大明乡刘北村西汉墓出土的一件铜扁壶,腹部刻“酒,河间食官,台容二升,重十一斤二两”两行十五字,说明西汉时也有称“桡”的,是盛酒的酒器。扁壶扁腹小壁,携带方便,口小容易封闭不透气,是一种理想的酒器.

  (四)蛙尊数量少,是东晋时的一种瓷质容器,在西晋南朝时几乎不见,使用时间短,在江苏的南朝墓中还有少量陶尊出土,但没有瓷尊。它的形状是直口筒颈、扁圆腹,平底或饼形底,腹部的前面贴塑蛙首和前足,后面贴尾与后足。有的蛙尊在口沿和蛙的头、尾、足饰褐色点彩,使蛙的形象更加突出。多数蛙尊在颈的中上部对称地装双系或四系,以便穿绳提拿。同样形式的尊中,也有不贴塑蛙纹的。

  (五)尊是盛酒的酒器,在本期的瓷窑中产量很小。尊的式样是完全模仿汉代的铜尊漆尊的,宴饮时常把尊放在饮酒者案前的地上,所以尊下有三足,或者将尊放在三足承盘上。尊内盛酒放勺,也有将勺放在耳杯内的,饮酒时用勺舀酒倒在耳杯内,然后举杯畅饮。

  (六)鸡首壶是三国东吴境内新出现的一种瓷器,使用范围局限于江浙一带。东晋南北朝时有了较大的发展,使用地区扩展到江南、中原等广大地区,延续使用至隋唐,以后就不见了。

  三国西晋时的鸡首壶,是在罐和盘口壶的肩部对称地装鸡首和贴鸡尾,另两面装双系或四系,所以有叫鸡首壶和鸡首罐。除装鸡首外,还有装虎头、羊头和牛头的。羊头壶在东晋还继续生产,主要由婺州窑生产。东晋时鸡首罐不见了,全部在盘口壶上装鸡首。这时的鸡首壶器型高大,鸡冠加高,鸡头下有鸡颈,鸡尾改成圆股形把手,上与盘口粘接,下端装在肩部,使用方便。鸡嘴以圆嘴为主,尖嘴少见。德清窑等瓷窑还生产一部份双鸡头和双股鋬的鸡首壶,别有一种风味。南北朝时鸡首壶的颈加高腹变深,器型修长。同时从东晋开始在一部份鸡首壶的把手上端雕塑龙头。

  对鸡首壶的用途意见不一,有酒器、茶具、贮盛器说,也有宗教仪器说和冥器说等。从鸡首壶的主要产区和使用地的浙江和苏南的情况分析,实用器的可能性大。

  三国西晋时,浙江、江苏的丧葬习俗实行厚葬,丧葬时除埋葬一部份实用器外,还随葬较多的明器。但在这时鸡首壶埋葬的数量不甚多。东晋开始实行薄葬,随葬品减少,浙江东晋墓中随葬的都是实用器,越窑、婺州窑、德清窑和瓯窑停止冥器生产,但鸡首壶不仅没有停止生产,而且产量大大增加。同时鸡首壶的式样有了很大的改进,德清窑生产的鸡首壶还配制半球形盖,更加适合于实用。江苏南京化纤厂内一座东晋墓中发现的鸡首壶,底部刻“罂主姓黄名齐之”字,说明当时称“罂”。根据文献和考古资料,罂是一种用途广泛的贮盛器。所以,说鸡首壶是冥器和宗教仪器是难以接受的。

  那么鸡首壶是干什么用的呢?根据我国茶文化的历史和当时煮茶的方法,用鸡首壶盛茶的可能性是大的。

  中国饮茶历史悠久—《神农本草》载:“神农尝百草,以疗疾。 一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上人们已经知道茶能解毒治病。至东周西汉四川等地逐渐形成饮茶习惯,东汉时饮茶之风传到长江下游,两晋时发展很快,尤其是东晋饮茶已成为王室士族的一种嗜好。根据三国魏《广雅》记载,当时湖北、四川的饮茶风俗是:先采茶叶做成饼,饼成以米膏出之。饮用时将茶饼烤炙乾燥成赤红色,再捣成粉末,放在瓷器中,用沸水冲泡,再加上葱、姜、橘子,做成茶羹,饮后醒酒提神。浙江省湖州市窑墩头汉末三国墓中出土的一件印纹瓷昙,肩部刻隶书一“茶”字,器型高大,想是盛放茶饼的三。湖北省黄陂县出土的舂臼俑,臼放在俑的双膝间,体积小,很可能是在捣茶饼。用鸡首壶盛茶羹,壶上的盘口和颈像个漏斗,便于向壶内放茶叶末、姜、葱和注沸水,壶颈小壁部用盖或碗碟盖住,可以保持茶羹的香味。东晋南朝时官僚豪富中饮茶成风—《世说新语》记载:曰司从长史王蒙好饮茶,人至辄命饮之,士大夫皆患之,每欲往侯,必云今日有水厄。原为江南豪族的王肃初到洛阳时“常饭鲫鱼羹,渴饮茗汁”。京师士子,道肃一饮一斗,号为“漏卮”。《洛阳伽蓝记》卷三《城南·报德寺》”。说明饮茶之风盛行,并且传播到全国广大地区。为了满足饮茶的需要,越窑、德清窑等瓷窑大量生产鸡首壶供人们使用。东晋南北朝青瓷黑瓷鸡首壶,除江苏、浙江大量出土外,江西二强建、寅东、广西、湖南、湖北、贵州、四川、安徽、山东、河南、河北、山西等省市都有发现。鸡首壶的使用与饮茶一样,地区很广。

  由于茶用茶末、葱、姜、橘子等煮成,鸡首壶在往外倒茶时只有通过盘口,所以一部份鸡首壶的鸡首没有镂孔。壶上贴鸡首、羊头或虎头的目的是祈求吉祥和辟邪。

  (七)瓷谷仓罐是三国西晋时浙江境内的瓷窑为适应葬俗的需要而生产的,极大部份由越窑生产,使用范围以浙江、苏南为主,江西二福建、安徽也有少量发现。

  青瓷谷仓罐由东汉的五联罐发展而来。最早的五联罐主体部份像双节葫芦,腹部扁圆,器身较矮,上腹周围粘接四个小罐,底部装圈足,以后器身不断提高,圈足消失变成平底,肩与颈之间出现鸟、熊等少量堆纹,随后堆纹不断增加,至吴早中期发展成谷仓罐。浙江嵊县大坟山吴太平二年(公元二五七年)墓出土的谷仓罐堆纹已很密集,制作已很精细面)箱绍兴古墓出土的碑上刻“水安三年时,富且洋(祥>—宜公卿,多子孙,寿命长,千意(亿)万岁未见央(殃)”铭文谷仓罐,堆纹也密集丰富,由此证明越窑在此以前,已由五联罐发展成谷仓罐。东吴晚期是谷仓罐制作最精细、堆纹最丰富的时期。江苏省金坛县唐王公社东吴末年墓出土的谷仓罐,自上腹至口部堆塑坐佛七尊,歌舞杂技俑十个,飞鸟六十六只,狮子、神兽、晓、猴、狗、鼠、龟、蜥蜴六十一只,以及三层楼阁和双阙等,整个谷仓罐富丽堂皇,制作精致。同县白塔公社天玺元年(公元二七六年)纪年墓中出土的一件,堆塑的纹饰也很丰富,在罐上部的正面有九层庭殿式楼阁,是研究建筑史的珍贵资料,十分难得。自此以后堆纹渐渐减少,堆纹中注重庄园建筑,同时从吴晚期开始有盖,大多数盖上筑有楼阁。谷仓罐的下限年代在西晋末年,东晋时就不见了。本书刊登的谷仓罐较多,可以看出它的发展演变关系,为研究提供部份资料。

  迄今为止,学术界对谷仓罐的名称和用途意见不一。有名“谷仓”,“谷仓罐”,“魂瓶”,“神亭”,“骨灰罐”的,也有称“堆塑罐气”,“堆塑人物楼阁罐”和“飞鸟人物罐”的。前者按用途命名,后者以纹饰定名。对它的用途主要有两种意见:一是为死者随葬五谷的;二是死者招魂和灵魂的凭依之所。还有个别人认为是装骨灰的。装骨灰之说明显与事实不符,因为随葬谷仓罐的墓多数是大中型的砖室墓,死者在生前拥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财富,随葬品丰富,特别是在许多墓内还保存着排列规正的棺钉,证明尸体是用棺木盛放的。是各死者招魂和用于灵魂凭依之说也值得怀疑。随葬谷仓罐的吴和西晋早期的墓,多为前后双室砖墓,后室放棺。前室是死者宴饮休息的活动场所,在一部份墓中还摆设榻案和凭几,供死者或亡魂坐卧,这种墓室结构是人间庄园建筑中“前堂后室”的反映。当时社会习俗是“视死如生”,给死者造墓室等于活人造房子一样,所以不需要搞一个葬灵魂的罐了。

  “民以食为天”粮食是人类的命根子,所以发展农业,获得粮食,一直是人们关心的大事。在古代因经济文化水平低,人们对许多自然和社会现象不能作科学的解释,产生各种迷信思想。《左传,宣公四年》有“鬼犹求食”之说,所以在秦汉就盛行给死者随葬粮食。唐人杜佑在《通典》引用贺循谈晋代的葬俗说“神位既窆,乃下器圹中气“其明器:凭几一、酒壶二、漆屏风一、三谷三器……”六朝时继续用粮食随葬,这种丧葬习俗一直延续到宋代。为了满足这种葬俗的需要,自汉至宋代浙江的陶瓷作坊先后生产了五联罐、谷仓罐、龙罂、多角瓶、粮罂和多管瓶等。三国西晋时江南实行厚葬,越窑等瓷窑专门生产制作精细的谷仓罐供豪门士族丧葬时用。东晋提倡薄葬,埋葬时改用“五谷囊”随葬,谷仓罐不见了。

  在有青瓷谷仓罐的墓中,伴出土的有杵、臼、碓、磨等稻谷加工工具和灶、鐎斗等炊器,而不见仓囷—类的贮粮器,所以可以肯定当时是用谷仓罐盛粮食埋葬的。为了供死者长期食用,谷仓罐体积高大,高在三0至六0厘米之间,多数高在四0厘米以上,由于罐内贮盛着大量粮食,所以伴葬一套稻谷加工工具,供墓主人使用。

  三国西晋时江浙平原土地肥沃,农业发达,士族地主大量兼并土地,出现“田池布千里,……腐谷万庾”的豪富。在他们的先辈亲属死后,用精心制作而成的谷仓罐装粮食以及一整套稻谷加工工具随葬是可以理解的。

  青瓷谷仓罐与宁镇(南京镇江)地区同时期的陶五联罐不同,在陶五联罐的堆纹中丧葬气氛较浓。南京邓府山和南京市锅厂吴墓中出土的陶五联罐,在颈肩部的门外放棺材一具,周围是孝子跪拜、奏哀乐等祭奠出殡场面。在瓷谷仓罐上基本上不见丧葬场面。在大量的谷仓罐中只有浙江省诸暨城关镇新航村吴墓中出土的一件,在罐上部堆塑的三层楼阁门口有案一个,案上放祭品,并有一妇女伏在案上作哀哭之状。其余的都是堆塑亭台楼阁、仙人、佛像、舞乐杂技和飞禽走兽等。鸟大多数堆贴在罐的口颈部,引颈展翅,争先恐后的飞向仓口,生动地体现了粮食盈仓,百鸟争食的情景。舞乐杂技气氛热烈,有抚筝、弹琵琶、吹箫、吹笛、打鼓、拍板和舞蹈、弄丸、拿顶的,多数俑喜颜悦色,在欢庆丰收,也有表情严肃的。有的俑在楼阁门口双手执棍,旁边有雀或鼠,好像在仓口追赶麻雀和老鼠。当然在瓷谷仓罐也包涵着别的内容和祈求,如在堆纹中还有仙人、佛像、胡僧、羽人乘龙升天当神仙等道教、佛教的内容;在谷仓罐的龟碑上刻“富且洋(祥),宜公卿,多子孙寿命长”,“作吏高”一等铭文,妄图后代多子多孙,长命富贵和做高官。谷仓罐的装饰内容极其丰富,祈望很高。

  (八)羊形烛台和狮形烛台。出现于三国晚期,东晋时盛行。西晋盛行狮形烛台,羊形烛台罕见。对这两种瓷器的用途,也意见不一,我们定为烛台是有历史原因和实物依据的。

  自战国以来,我国灯具的制作非常讲究,常将灯的主体做成人、羊、、兔、凤鸟、朱雀、雁足等形象,精致优美。东吴的青瓷羊形烛台与河北满城汉中山靖王刘胜墓中的铜羊灯的形状—式—样。只是刘胜墓的羊灯是铜铸的,使用时羊背可以翻转到羊头上作灯盏,是油灯。青瓷羊形烛台在羊的头顶镂一个圆孔,可以插烛,是烛台。

  在战国秦汉时,也常用蜡烛照明早期的烛灯都用烛釺插蜡烛。如湖北省包山二号楚墓的铜人擎灯、豆形灯,河南省三门峡上村岭五号战国墓出土的铜跽俑灯,河北省满城刘胜墓昕出的铜卮灯;田户灯等都用烛釺插蜡烛,其中刘胜墓的铜卮灯在出土时还有残余蜡块,证明是蜡烛。到了东汉,一部份烛台改用圆筒形管插烛,河南省灵宝县张湾四号东汉晚期墓出土陶人形灯七件,灯的形状是深目高鼻跽坐的一个人俑头顶圆筒形灯管,烛管比头稍大,很可能是插蜡烛的。羊形和狮形烛台继承汉灯的传统,用圆孔和圆筒形管插烛。

  瓷羊头顶上的孔和狮背上的管都比较小,南京江宁县张家山西晋元东七年(公元二九七年)出土的四件狮形烛台,烛管高一·七厘米、管孔直径二·五厘米,安徽省寅德县长安村西晋墓出土的狮形烛台,管高二·二厘米、口径二·八厘米,根据云南省昭通县桂家院子东汉墓的铜形灯出土时残存烛渣和一段燃过的蜡烛。烛用八九根细竹条为芯,外面缠一层约三毫米厚的细纤维,尖端略收细,然后上蜡,圆径约为一·四厘米,说明当时用的蜡烛不大,羊灯上的圆孔和狮背上的烛管完全可以插蜡烛。

  在古代人们把羊和狮子当作吉祥动物,将烛台做成羊和狮子的样子,既可照明,又能使家庭吉祥如意·三国西晋时匠师们把羊做成温柔肥胖,狮子威武雄壮,形象逼真,艺术价值很高。为了使烛台摆放平稳,所以胎壁较厚,器体厚重。羊形烛台因插烛点在头顶,所以羊的头颈微向后仰,重心落在前腿上,平稳自如。这些都说明,头顶有圆孔的瓷丰和背部有圆管的瓷狮子,都是插烛照明的烛台。

  (九)莲花尊是北朝瓷器中的珍品,它的式样是:口颈作喇叭形,椭圆腹,高圈足向外撇,有的有盖。莲花尊装饰华丽,颈部常用弦纹分成两段或三段,每段分别贴饰忍冬纹、宝相花、兽头、蟠龙、云纹、飞天和佛像;腹部以饰莲办纹为主,其中上腹饰覆莲一至三层,多数饰三层,莲瓣下垂,瓣尖上卷,富有生气,在两层或三层莲瓣间夹饰菩提叶纹;腹中饰忍冬纹、宝相花或花卉,下腹浮雕或浅刻一至两层仰莲,足部雕刻覆莲,有盖的盖上也浮雕莲,匠师们运用雕刻、堆塑、模印、刻划和贴花多种技艺来美化瓷器,使装饰华丽、器型高大雄伟的莲花尊,成为陶瓷中的瑰宝。南京麒麟门外灵山梁墓出土的莲花尊通高八五厘米,是莲花尊中最大最精的,这样高大精美瓷器的烧成,证明我国制瓷的工艺水平已经很高。

  莲花尊的装饰花纹与佛教有密切的关系:莲花被佛徒奉为“佛门圣花”是“西方净上”的象征;“飞天”是“供养诸佛”之神;忍冬纹、菩提叶也是佛教艺术中常见的纹饰,同时南北朝时佛教盛行,各地广建佛寺、大造石窟寺,佛寺僧尼大大增加。以“佛门圣花”为主要装饰的莲花尊很有可能是寺院或贵族的供器和祭器。同时,一部份莲花尊有盖,盖口密合,所以也不能排除是一种特别珍贵的酒器。

  

  四 是探讨和研究历史的珍贵资料

  (一) 农业和畜牧业

  在陶瓷器中有大量的粮食贮存和加工工具,计有仓、囷、磐、碓、磨、杵臼、风车、筛、畚箕、扫帚等;风车是净化粮食的工具,车内装有风扇,摇动风扇就有较强的风力,能将粮食或已脱皮米中的草叶谷壳扇去,是净化粮食的有效工具。仓、囷、谷仓罐是不同地区贮藏粮食的几种仓,主体部份作圆桶形,上有钻尖圆顶的称“囷”,方形或长方形上有悬山或察殿式顶的为“仓”,谷仓罐与仓囷不同,它是给死人藏粮的冥器,砻,多数用硬木做成,形状像磨,而比磨大。磐上放稻谷,用丁字形推杆转动上面扇砻,就将谷砻成米,功效比较高。

  碓和杵臼都是舂米用具:杵臼是全国通用的工具,使用时双手握杵捣臼内的粮食,劳动强度大,工效低。碓有踏碓和水碓两种,结构较先进,它的最前面是臼,臼上是一根向后伸的横木杠,木杠长而厚前端装石杵,中段偏后处装在横架上,使用时脚踩杠的后端,石杵就连续地舂臼内的粮食,多数碓具有手扶架,手扶木架用脚踩碓,比较省力,同时臼大杵粗,加工效率高;水碓是用水作动力使碓不停地舂,既节省劳力,效率又高,潘岳在《闲居赋序》中说:一池沿足以渔钓,舂税足以代耕(《晋书,潘岳传》)舂税即水碓的租金,足以代耕,说明租金很高,所以水碓大都被贵族豪富所垄断。如竹林七贤之一的大官僚王戎“性奸兴利,广收八方园田水碓,周遍天下实积聚钱,不知纪极(《晋书,王戎传》)。石崇占有“水碓三十余区,仓头(农奴)八百余人《晋书·石苞传附子崇传》),水碓成了他们剥削牟利的工具。

  磨,用石料做成,是磨米粉、面粉、粟粉等的工具。磨常放在磨座上,有的座边缘凿有槽和流,磨成的粉随时进入槽内,再通过流将粉取去,使用方便。

  扫帚、畚箕一般属卫生用具,但在墓中常常与碓、筛同出,在有的陶碓的臼旁印狗、笤帚和勺,说明这也是粮食晒乾和加工时的用具。

  上述粮食贮存和加工工具,品种齐全,分布面广,证明我国农业发达,人们在实践中创造了一整套粮食加工工具,其中碓、磐、磨、风车等结构合理先进,生产效率高,成为我国农村良的传统工具,使用时间很长。

  同时,对家禽家畜的饲养也很重视,已发现的陶瓷制品有:牛、马、羊、猪、鹿、犬、鸡、鸭、鹅、骆驼等。人们饲养动物的目的,主要是食用,同时牛能耕田犁地拉车,骆驼可以乘骑和运货,马可供人乘骑或拉车,是当时陆上的主要交通工具,鸡能报时,因此,深受人们的喜爱。在墓葬中出土最多的是猪、狗、鸡。《抱朴子,吴失》中在揭露江南大族的罪行时说:“僮仆成群,牛羊掩原隰,田池布千里……”他们占有大量田池,压迫僮仆饲养牛羊等家畜以牟利。

  当时关养家禽家畜的有多种形式圈舍。圈有深有浅,浅的常作碗盆的形式,口大底小,内有狗,是狗窝。狗有卧有立,有的昂首竖耳,有的回首注视,正在发挥它灵敏的嗅觉和听觉,有的用前爪抓耳,有的在回首舔尾,形态各异,生动逼真;深的为筒腹平底,多数在腹部镂有多道长方形孔,也有的在腹的中下部开方形或长方形门,内放食槽,圈内常养猪一头,有卧有蹲,也有双猪争着吃食的。舍有扁圆形、卷棚式和悬山式多种,其中扁圆形、卷棚式的以养鸡为主,是鸡舍。卷棚式的器身作半圆形隆起,平底,形似笼,所以有称“鸡笼”的。笼的前面平列开门两个或三个,门中常常塑鸡,鸡首鸡颈伸出门外正要往外走,有的在顶上也塑一两只鸡,形象生动,用途明确。悬山式的下面是方形或长方形的小屋,上盖悬山式屋顶,顶上有瓦垄,墙上开门窗,以养猪为主,也有作羊舍、鸡舍的。这种悬山式畜舍建筑讲究,说明人们对饲养家畜的重视。

  (二)文化和生活习俗

  用陶瓷做的文具,有水盂、笔筒和砚三种,用瓷器做文具在数量上大大超过陶做的。

  笔筒是插笔用的,青瓷笔筒为圆筒形平底,式样简朴大方。

  水盂有扁圆腹盂、蛙盂、兔盂、鸟形盂、牛形盂、龟形盂和鳖形盂,式样很多。水盂是盛磨墨用水的,需要量不大,所以把贮水的腹部做成敛口扁圆腹,器型小巧,水不易外溢。扁圆腹盂的形状是敛口扁圆腹,平底或圈足。三国的扁圆腹盂,多数为平底,肩腹部锥刺纹或斜方格纹,有的底下装三足。西晋扁圆腹盂,底下有圈足,平底的少,口缘装四系或双系,多数腹部饰斜方格纹,有的口上有盖,盖顶有鸟钮或蒜头钮,制作精细。也有盂下雕塑一俑,即顶俑盂,是罕见的精口叩。

  蛙盂、兔盂、牛形盂、龟形盂和鳖形盂就是在扁圆形的腹部堆塑蛙、兔、牛、龟、鳖,形态逼真。其中以蛙盂为主,兔盂次之,其他盂少见。盂上堆塑的蛙昂首闭嘴,四肢蜷曲,好像在水中划水向前,把器物的用途和艺术完满地结合起来。有的蛙口中有小弊与腹相通,使用时通过小弊将水倒在砚台上,由于孔小,倒水量容易控制。在这类盂背部的口上,常常装一个圆筒形短管,蛙盂出现于三国,西晋时大量使用。

  东晋时水盂继续大量生产,但制作趋向简化。扁圆腹盂多数装饰褐色点彩,印纹刻划纹极少使用。蛙盂口较大,底由平底变成假圈足,蛙的塑造比较粗放,艺术效果大不如前。南朝时蛙盂大大减少,蛙双目饱满,头与上身向上斜出作蹲坐状,时代风格显明;敛口扁圆腹盂常在腹部刻割莲办纹。

  在三国西晋早期的墓中常常是青瓷水盂与黛砚同出,说明那时仍旧继承汉代用黛砚的传统,用陶砚和瓷砚的很少。黛砚由石料磨成,圆形或长方形,砚面小而光滑,墨水容易外流。陶瓷砚是圆砚,砚面大,砚的边缘有一圈凸起的子口,上有盖,底下有三足,放在案上,拿动方便。尤其砚面大,磨墨方便,砚缘的于口可防止墨水外流和砚盖滑动,砚的结构和功用比黛砚有很大的提高。所以在西晋中晚期瓷砚产量大增,黛砚被淘汰。江苏宜兴西晋元康七年(公元二九年)周处墓和湖北省鄂州七号墓出土的青瓷盖砚,盖钮作成蛙盂,可盛水,使砚与水盂连成—体,使用更加方便。西晋开始瓷砚砚面渐渐鼓起,边缘下凹,可以积枣较多的墨汁。同时子口升高,砚足逐渐增多,东晋时已有四足、六足砚。

  两晋南北朝大量陶瓷文具的发现,与魏晋以来崇尚士儒,上层统治集团社会文化素质相当高,与读书人相矜尚的历史是吻合的。

  卫生用具在青瓷中也占有一定数量,造型有洗、盆、薰炉、唾壶和虎子等。洗、盆是洗手睑用的,古代在宴饮祭祀时先要用水洗手,行沃盥之礼。《左传》·“奉匜沃盥”洗手时,先将壶裏的水倒在匜内,别人拿匜将匜里的水从流中慢慢倒出,供洗手,下面用盘承洗手的水,然后倒掉,要求很严。六朝时洗脸洗手主要用洗或盆。当然洗与盆也可洗其他东西。如甘肃嘉峪关魏晋画像砖墓中的“烫洗家禽图气两个侍女相对跽坐,在盆洗中洗鸡鸭(文物一九七四年第九期)。

  薰炉是薰香用的。炉内点燃香料,香气从炉上的镂孔中飘出,使室内香气扑鼻和驱虫。南朝时士族子弟通行“薰衣剃面,傅粉施朱《颜氏家训·勉学》”,他们用薰炉薰衣。同时薰炉也用于祭祀和焚香计时的。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三国西晋时的提梁式炉、双系罐式炉,在冬季寒冷时也有用于烤火取暖的。因为薰炉是薰香用的,所以有的薰炉在出土时炉中还残留香料或香灰。

  唾壶是盛痰的器皿,三国至南北朝的唾壶都有发现,其中以两晋时的唾壶最多,三国西晋时的唾壶仿照古代铜尊的形式,器型端庄大方,腹部饰斜方格纹、联珠纹、铺兽、狮子和羽人骑神兽等,制作讲究;东晋以后纹饰简练,器型注重于实用。

  虎子是一种便器,使用比较普遍,数量多,本卷的虎子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虎形虎子,器身作蚕茧形,前端上部有向上斜出的口,背部装提梁,底部前后各有向前弯曲的双足,口上或提梁的前端饰虎头,整器像一只蹲伏的猛虎,另一种是圆腹虎子,全部装提梁和口。在三国的圆腹虎子中也有不装提梁而装双系的。在三国西晋时人们普遍地用虎形虎子,用圆形虎子的很少;东晋时使用虎子的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多数男人改用圆形虎子,用虎形虎子的极少,南北朝时继续不变、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福建在南朝墓中经常出现器型很小的瓷虎子,是专门为陪葬需要而生产的冥器,不是实用器。

  另外,各种陶俑、瓷俑、牛车、马车、船、宅院和谷仓罐与其他陶瓷器上丰富的楼阙建筑、胡僧、佛像、歌天、羽人乘龙、舞乐杂技等等,都是研究我国经济、文化和宗教信仰的珍贵实物资料。

  注释

  (一)南京博物院等:《南京善桥南朝墓及其碑刻壁画》 《文物》一九六零年八.九期

  (二)镇江市博物馆:《介绍一阵上虞窑青瓷鬲壶》 《文物一九七六年九期

  (三)湖州市博物馆:《浙工运川窑墩头古墓清理简报》 《东南文化》一九九三年一期

  (四)崠县文管会:《浙江嵊县十塘岭东吴墓》 《考古》一九九一年三期

  (五)镇江市博物馆、金坛县文化绾:《江苏金坛出土的青瓷》 《文物}一九七六年六期

  (六)在少数出土青瓷谷仓罐的墓葬发掘报告中,例如《江苏吴县狮山西晋墓清理简报》中将一号墓出土的{井}误定为“仓罐”飞江苏工宁县张家山西晋墓、也将“井}错定为“仓”

  (七)《荆门市色山楚墓抟掘简报》《文物》一九八八年五期 河南省博物绾;《河南三门峡上付碛出土的轰件战国铜器》 《文物》一九七六年三期;中国科学院考古研支听满收发掘限:《满歧漠墓发掘记要》《考古》一九七二年一期

  (八)南京博物院:《江苏工宁县张家山西晋墓》 《考古》一九八五年一零期

  (九)广德县文化局:《广德县双河铒长安忖西晋墓清理报告》 《文物研究》二期

  (十)云南省文和工作队:《云南昭通佳家院三东妻墓发掘》 《考古》一九六二年八期

  (十一)磁县文化谊:《河北磁县北齐高润墓》 《考古》一九七九年三期;王克休:《北齐车批回洛墓》 《考占学报》一九七九年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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