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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越窑瓷器的装饰艺术

李刚 

  六朝是越窑发展的重要时期,自东汉创烧出成熟瓷器后,越窑制瓷业迅速繁荣起来。现已发现三国西晋时期的越窑窑址一百二十余处,比东汉猛增三倍多。这些窑址主要分布在上虞曹娥江两岸的丘陵山地,其中规模较大的有上浦镇的凤凰山窑址、尼姑婆山窑址、面前山窑址,横塘乡的蛤蟆山窑址、马山窑址、馒头山窑址,皂湖乡的多主山窑址、朱家山窑址,梁湖乡的晾网山窰址等。这一时期的越窑瓷器,不仅质量显著提高,品种繁多,而且装饰亦很精美动人。东晋南朝时期的越窑瓷器生产进入低谷,窑址数量大幅度减少,目前在上虞发现这—时期的窑址十多处,分布在上浦镇的绳头山、华岗,联江乡的帐子山,皂湖乡的鲤鱼山、沿山、后山头、窑山、西华瑶,横塘乡的羊岙山、顶拱岙,百官镇的龙山等地。此外,在绍兴、慈溪、宁波等地也零星分布着几处同时期的窑址。仅管东晋南朝时期越窑瓷器生产的规模缩小,但瓷器的质量仍然较高,在器物的装饰上与三国西晋时期一脉相承,并出现了一些具有鲜明时代特色并有独到之处的作品,使六朝越窑瓷器的装饰艺术更璀璨夺目。

  一、常用装饰纹样及装饰技法

  随着人们对瓷器的使用价值及艺术价值的重视,使瓷器装饰成为制瓷业的—道必不可少的工序。三国西晋时期,越窑瓷器常见的装饰纹样与造型艺术有网格带纹、联珠纹、铺首、佛像、人像、动物以及各种仿实物模型等。网格带纹常与联珠纹组合在一起,装饰于圆形器如碗、钵、洗、尊、罐、罂等的腹部和肩部。网格带纹和联珠纹除了互相组合外,有时两者也单独装饰于器物上。网格带纹是用圆形滚模在坯体未干时压印而成的,联珠纹则是用带齿状口的圆管戳成。铺首常饰于钵、罐、洗、尊、罂的肩部,是用范印的铺首坯片贴附而成。佛像多见于堆塑罐上,亦少量地装饰在钵等圆形器的腹部,装饰技法与铺首相同,人像可分为印贴、印塑、雕塑三大类,第一类主要装饰于堆塑罐的肩部和腹部,装饰技法与铺首一致;第二类主要装饰于堆塑罐上部,同一器上人像的头部往往用同一范印成,而身体的其他部位则被塑成各种姿势;第三类是先捏成租坯后,再刻划出细部特散,它除了作为堆塑罐等器物的附加装饰外,还时常独成一体,如:骑狮人像、顶罐俑、跪俑等。动物中分有印贴、印塑两大类。如狮,前者多见于堆塑罐的腹部,作侧立状;后者造型多样,有的仅印塑狮首,装饰在堆塑罐楼阁模型的下方,有的做成坐狮,装饰在堆塑罐的上部或代替堆塑罐楼阁模型的柱子,而最常见的是单独成型的狮形器,这种器物由两半范印的坯粘合而成,背上安一圆管或人像,多为伏卧状,也有作立姿的。朱雀用印贴的技法装饰于堆塑罐等器物的腹部。熊多作蹲坐的姿势,有印塑、雕塑两类,印塑的熊通常作为堆塑罐楼阁模型的柱子和器物的足,雕塑的熊多为灯盏的托柱。犬一般为雕塑而成,或为堆塑罐上部的附加装饰,或为犬栏的主体造型。鸽多为立体状,双翅略展,除了大量装饰于堆塑罐上部之外,还常常作为器物盖钮等的装饰题材,制作时,先捏成粗坯,再雕刻出眼、羽毛等细部;蛙的造型比较简单,除了水丞或水注雕塑出蛙头和蛙腿外,在有的堆塑罐腹部往往只装饰几个蛙头 龙纹主要有范印和雕塑两种,范印的龙纹见于灯盏的托柱上,雕塑的龙纹多为龙首,装饰于堆塑罐上部殿宇模型的檐下,鸡有范印的鸡首和雕塑的整体两种前者多置于罐、壶的肩部,后者或附于鸡舍模型,或装饰在堆塑罐上部。猪均为雕塑而成,主要置于猪圈内,堆塑罐上部亦偶尔可是 羊多单独成器,作立体状,用雕塑法成型。虎有雕塑、范印两种,主要作为虎子的装饰纹样,有些罐肩部的流亦作虎首形,用于装饰的动物题材还有鹰、马、鳖、蛇以及神兽、凤凰等,但为数不多—。仿实物的模型品种较多,有殿宇楼阁、回廊院落、猪圈、犬栏、鸡舍、灶、炊器、米筛、踏碓、砻、畚箕等 此外,用刻划法装饰的水波纹、弦绞、龟(纹、羽翼纹也比较常见。三国西晋时期,还在少数器物上出现了用毛笔点饰的褐彩装饰。

  东晋南朝时期,装饰种类急剧减少,装饰技法亦趋于简化; 比较常见的造型与装饰纹为鸡、蛙、莲花、褐彩等;鸡主要作为壶流的装饰,用范印法做成后粘于壶的肩部,另一侧象征性鸡尾被上细下粗的圆条形柄所代替,东晋晚期以后,还将柄的上端塑成螭首状。 蛙的装饰技法与前一时期相同,这种纹饰常见于水丞、水盂等器物上;东晋时期的羊形器,尺寸变小,有的用两范印的坯粘合而成,有的先捏出粗坯,然后再修师雕塑成型;莲花纹是东晋南朝时期越窑瓷器的流行纹样,多装饰在碗、盘、钵、碟的内部和罂、罐、鸡首壶的肩部,一般用划针划成,亦有用刀刻成浮雕状的 。褐彩装饰在这一时期相当普遍,许多碗、钵、罂、罐、水丞、鸡首壶、水盂、灯盏等器物的口沿均点饰褐彩,早期通常为对称的四点,以后逐渐增多 。 同时,器物的突出部位也常用褐彩点筛饰。除此外,刻划的弦纹比较多,早期还孑遗一些铺首、水波纹、网格带纹等传统纹饰。

  

  二、装饰纹样的艺术特色

  三国西晋时期,既是越窑繁荣兴旺的时期,也是越窑瓷器在装饰艺术上获得辉煌成就的时期,这一成就不仅表现为装饰题材的丰富多样和装饰技法的精妙独到,而且在于通过对器物的艺术加工,使器物的审美价值大增,不少越窑瓷器因此成为实用与艺术的统一体,它们的艺术特色主要表现在真实性、夸张性和神秘性等方面。

  (一)真实性,用写实的手法塑造物象、美化瓷器,是三国西晋时期越窑瓷器装饰艺术的特色之一,这类装饰纹样比例恰当,形象逼真,刻画细腻。最常见的是人像、动物及实物模型三种,人像主要装饰在谷仓罐上,造型多种多样,有的跽坐,有的杂耍,有的吹箫奏琴,有的击鼓舞蹈,有的骑马,等等、上虞县江山乡南穴付吴“天纪元年(公元二七七年)墓出土的一件青瓷谷仓罐,上部塑有十个跪俑,高均为十厘米,头戴圆形尖顶帽,帽前面有一圆形帽饰,着紧身衣裤,浓眉大眼,络腮胡须,双手置于胸前捧一球状物》,这些俑是用范印塑而成,各个部位的刻画十分细腻逼真、上虞县丁宅乡出土的一件西晋青瓷谷仓罐上的人像,头戴乎顶帽,着紧身衣裤,五官清晰,亦用印塑法成型,但姿态各异,—人坐着手拿棒槌击鼓,两人随着鼓声欣然起舞,形象生动自然。动物题材有猪、犬、鸡、鸽等。猪常见于猪圈模型中,有立姿和卧姿两种。上虞县横塘乡西晋墓出土的一件青瓷猪圈模型,为方形屋舍,一侧的活动场亦为方形,用栅栏围着,猪圈后面是一堵高墙,在活动场内侧卧着一头猪,似在酣睡,该猪比例匀称,瞟肥体壮,十分逗人喜爱。窑工在塑造该物时,将满施青釉的猪粘贴在无釉的活动场地上,形成了一种自然和谐的色彩反差,突出了猪在整个模型中的地位,可谓别具匠心。上虞县滨笕乡西晋墓出土的一件青瓷猪圈,圆形,围以栅栏,猪位于中间,作站立状,头、足及颈上的鬃毛等细部均刻划得很精细,头前为一食槽,猪仿佛正等着喂食,形态栩栩如生。犬主要见于堆塑罐上部和犬栏内,有立姿、卧姿两种,鸡的造型有整体与局部之分,前者多见于鸡舍和堆塑罐,后者为头部形象,主要装饰于罐、壶的肩部,兼作器物的流,鸽是三国西晋时期的常见装饰纹样,—般造型为头高昂、双翅展开,翅膀及尾部划刻羽毛纹。鸽除了大量地装饰在堆塑罐上之外,还常常作为日常用器的主题纹样。上虞县百官镇吴墓出土的一件青瓷鸽形魁,高六·二厘米,腹部贴塑一只鸽,双翅舒展,头扭向一边,作飞翔状,相对的另一侧塑一鸽尾状的柄,造型相当精美,有些西晋青瓷罐,盖钮做成双鸽形,鸽双翅略展,胸脯相贴,作亲呢的接喙姿态。此外,江苏宜兴周墓墩西晋墓出土的一件青瓷鹰首壶,七.五厘米,鹰首安于壶的肩部,嘴微钩,双眼圆睁,腹下具两爪,腹左右侧刻划双翼,别有一番情趣。实物模有殿宇楼阁、猪圈、鸡舍、灶、磐、踏碓、米筛、耳杯、鐎斗、勺等。堆塑罐上的殿宇楼阁,有的为庭殿顶,有的为四角攒尖顶,有的为硬山顶,门窗、屋脊、瓦垄刻划分明,飞檐翘角,高低错落,构成一幅幅瑰丽的群体建筑的立体画面。其他模型的制作亦很有真实感,除了前面谈过的猪圈外,像耳杯、勺、鐎斗等模型,几乎与实用器的造型一致。

  (二)夸张性。对纹饰题材进行艺术处理,作一些合理的夸张,是三国西晋时期越窑瓷器装饰的常用手段。虎子,越窑在汉代就已开始烧造,有青釉与黑釉等不同的品种,器身为直筒形,口部饰虎首纹,提梁一般为辫形,器身两侧印几何纹或曲折纹,整个器型虽似虎,却僵硬、死板而缺乏生气。到三国时,虎子的形状出现了较大的变化,器身作蚕茧形,多光素无纹,器口呈短筒状,提梁不再做成辫形,是以一只拱背卧伏的虎取而代之,整个器物的廓线曲柔流畅。西晋时期,虎子的造型又出现了新的变化,提梁为圆条形,上面常刻绞索纹,器口的上方印有象征性的虎首纹,在器身的两侧剖刻飞翼,于是,使虎子越来越远离它的原型,而出现一种潇洒飘逸的艺术风格,青瓷羊形器是三国西晋时期的珍稀品种,南京清凉山吴“甘露元年(公元二六五年)”墓出土的一对青瓷羊形烛台,大小和造型相同。高二三·四厘米,长三二厘米,头大颈短,卷角,张口,身体肥硕,作卧伏状,腿较细,身体两侧划刻飞翼,通过这种夸张的塑造,羊的《吉祥》主题更为突出。同墓所出的青瓷灯,灯柱塑成坐姿的熊形,能的两条前腿向上高举,似在用力承托灯盏,造型生动活泼。上虞县联江乡帐子山出土的一件三国《瓷兔盂》采用拟人的夸张手法塑成,造型为一只蹲伏的兔子形象,腹部呈圆形,背上安管状进水口,兔头前伸,前足捧钵作饮水姿势。这件器物制作精美,构思精巧别致。狮形器是西晋常见的品种,多为卧伏状,头的比例很大,龇牙咧嘴,颈披鬣毛,双眼凝视前方,身体两侧或饰卷毛纹,或划刻飞翼,使雄狮的形象更威猛无比。上虞县皂湖乡出土的西晋《顶盂俑》高一三.七厘米,为一女性,头顶一只四耳罐,面带微笑,头上梳有四个高高的发髻,双手捧物置于胸前,体态丰腴,身着长袍,此俑的头特别大,占身高的三分之一强,一眼望去倒像个满带稚气的孩童。

  (三)神秘性。三国西晋越窑瓷器的装饰纹样,大部份都可以在社会和自然环境中找到它们的原型,但有一些纹样却是凭人们的想像塑造出来的,如:龙、凤、神兽等,这些纹样往往带有神秘的色彩。上虞窑生产的西晋灯盏托柱上范印的龙纹,圆目、大嘴、长角,神态威严静谧,在三国西晋堆塑罐的腹部,常常可见印贴的凤凰,头朝上,双翅微展,尾羽下垂,这种别具—格的静态造型,与堆塑罐上部飞禽走兽的动态造型形成鲜明的对比,令人自然地联想到这种神鸟“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的高雅而神圣的秉性。上虞县道墟镇称山吴墓出土的一件青瓷尊,腹部饰一周网格带纹和联珠纹,在这种纹饰上再印贴神秘的铺首,同时在尊的三足上饰神兽纹,从而使这件青瓷尊带上了青铜器那种深沉凝重的审美气氛,江苏宜兴西晋墓出土的一件青瓷兽形尊,高二七·九厘米,器身为一坐姿的神兽,尊口开于顶部,口沿下为兽头,头略仰,瞠目张口,口中街一圆球,腹两侧划刻飞翼,脊背上列饰五撮长毛,我们虽难以推知这种造型的真实含义,但该兽狰狞的面目和诡秘的神态,却使之成为三国西晋时期越窑装饰艺术的一件杰作。

  东晋南朝时期,越窑瓷器的装饰纹样比以前大为减少,在这一时期盛行的是刻划莲花纹和褐彩装饰。莲花纹是越窑瓷器受佛教艺术影响而出现的具有时代特征的主题装饰,这种纹样通常由纤细的划线构成,图案极为简洁。上虞县道墟镇出土的一件南朝青瓷盘,内底刻划莲蓬,周围是莲花瓣,形似一朵盛开的莲花:但在多数器物上,仅仅象征性地装饰几个相连的莲花瓣,这与三国西晋时期越窑瓷器繁缛的装饰风格截然不同,似乎更突出了莲花“出淤泥而不染”的高贵品格和佛教清心寡欲、超凡脱俗的思想。东晋南朝时期盛行的褐彩装饰,虽然只作为青瓷的辅助装饰,但在美化瓷器方面却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上虞县五驿乡出土的一件东晋青瓷鸡首壶,除了在壶的口沿点饰褐彩外,还在鸡眼等部位点饰褐彩,增添了鸡首壶的美感,使主题纹样鸡的地位更加显著。上虞县崧厦镇出土的一件东晋青瓷羊形器,体态肥美,釉色莹润,窑工将羊眼点成褐色,犹如画龙点睛,使之生动传神、妙趣盎然。

  

  三 装饰艺术的价值

  六朝越窑在古代文明史上的贡献,不但是它以大量生产质地精良、釉色莹润的瓷器改善了人们在物质生活上的需求,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将当时社会的审美意识通过装饰艺术的形式在瓷器中得以表示,使之成为实用与艺术融会一体,从而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应当指出,越窑在三国西晋时是全国青瓷生产的主要窑口,其生产规模之大,产品质量之精、装饰艺术之美是无与伦比的。在越窖瓷器销往各地的同时,这种优秀的瓷器文化也迅速传向四方。出土资料表明,三国西晋时期江苏宜兴的均山窑、浙江温州的瓯窑、金华的婺州窑等窑口生产的瓷器,都程度不同地带有越窑先进烧制工艺和优美装饰艺术的烙印。

  从历史学的角度看,六朝越窑瓷器的装饰纹样具有非常重要的证史和补史作用。 一千四百多年以前先民创造的文明产物(如:殿堂屋舍、农具家什、绘画雕塑等),大多已在岁月的湍流中淹没,唯独耐腐的瓷器依然如新,成为当时社会各种现象的实物见证。堆塑罐上的殿宇楼阁模型,对探讨当时的建筑布局、建筑风格和建筑结构,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从三国西晋越窑瓷器上印贴的佛像看,当时佛教已在东南地区流行,与史籍的记载完全吻合,东晋南朝越窑瓷器上大量刻划的莲瓣纹,更可令人想见“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佛教盛行的情景。三国西晋越窑青瓷堆塑罐上的大量胡人形象,则是研究中西文化交流的珍贵实物资料,成组的畜圈、鸡舍、农具、日常生活用器模型,展现的是江南物阜民丰、太平宁静的景象。

  当然,六朝越窑瓷器装饰艺术的价值还远远不止这些。而就装饰纹样本身而言,它所蕴涵的艺术价值也是不可估量的。通过对六朝越窑瓷器装饰纹样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揭示艺术发展的规律,丰富对古人审美观念的认识,并可从繁多纷华的装饰纹样中,得到许多有裨于当今艺术发展的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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