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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窑

冯小琦 

  定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窑址在河北省曲阳县涧磁村及东西燕山村。曲阳宋代属定州,故名定窑。

  有关定窑窑址的资料,最早见于30年代叶麟趾先生的《古今中外陶瓷汇编》其中首次提到定窑窑址在曲阳县剪子村(即涧磁村)。1941年日本研究中国古陶瓷学者小山富士夫先生据上述线索找到定窑窑址,发现并运走大量定窑瓷器标本,以此为基础,出版了《定窑》一书。50年代,故宫博物院专业人员两次调查定窑窑址,采集了大量标本,进一步证明定窑窑址确在涧磁村,通过调查初步解决了定窑的烧瓷历史与烧瓷品种诸多问题。60年代以河北省文物工作队为主对定窑遗址进行了小规模试掘,结果判明定窑始烧于唐而终于元。70年代河北静志、静众两塔基出土了大量定窑瓷器,由此把对定窑瓷器的研究进一步引向深入。1983年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冯先铭先生主编的《定窑》一书,对定窑的研究作了一阶段性总结。1985—1987年河北省对定窑又进行了大面积发掘,取得了丰富的实物资料。

  通过对定窑窑址的调查与发掘,判明定窑始烧于唐,发展于宋,延烧至金元时期,约有六、七百年的烧瓷历史。

  

  唐、五代时期,定窑处于初创阶段,在器物造型、纹饰上分别受北方邢窑与南方越窑的影响。唐代烧制白釉、黄釉器物,白釉有平底碗、玉璧底碗与唇口碗、注壶、瓶等器物;黄釉亦烧碗、注壶等器型。五代承袭唐代传统,仍烧白瓷,器型有瓶、穿带瓶、壶、葵口盘、花口盘及盘座、敞口大碗、莲瓣纹碗、钵及托座、莲瓣纹盖罐等,越窑习见的莲瓣纹在五代至北宋初年的器物上均可见到。

  宋代是定窑逐渐形成自身独特风格的时期,因此名扬天下,影响南北方一大批瓷窑竞相仿效。此时仍以白釉器物为大宗产品,器型较前更加丰富,有各式盘、碗、洗、碟、瓶、执壶、人形壶、盖罐、盒、盏托、炉、枕以及薰、三足樽、渣斗、轿、海螺、龟、各式俑等。器物造型规整,比例适度。瓶类器物造型修长秀美,故宫博物院所藏的梅瓶、直颈瓶以及河北定县塔基出土的各式净瓶、莲瓣瓶为瓶中之佼佼者。碗盘洗等圆器造型种类多,最具代表性的折腰盘,以其线条优美博得了人们的喜爱,很多瓷窑都有仿制。

  金元时期仍以烧日用瓷为主,以盘碗为多。金代的葵瓣洗、盖罐、瓶、花口瓶、仕女枕、如意形枕、长方枕、腰圆枕、人物俑、骑鷄俑、狮子等器物,其中也不乏精美之作。

  宋代除烧白瓷以外,定窑还烧制黑釉、酱釉、紫釉、绿釉以及磁州窑系的白釉褐色点彩、白地褐花、白釉剔花,褐釉剔花等品种。

  黑釉据文献记载“色黑如漆”,窑址中出土标本与传世器物与上述记载相符。黑釉极黑,胎色很白,可以看出对原料的选用十分严格,加工精细,有些甚至比白釉器物的胎更为细白。常见器型有瓶、罐、碗等。

  紫定目前所见很少,仅见盘的残片及枕片,枕的造型同定窑其他品种如白釉、白釉剔花、褐釉剔花一样,枕式较高。

  紫定一词首见于明曹昭《格古要论》,其中有“紫定色紫”之说。但经多年的调查及寻找,传世器物与窑址中发现的多为酱釉,紫釉极少。故专家据此分析紫定即指酱釉。随着对定窑认识的不断加深,以及一些资料公诸于众,使我们看到了有与《格古要论》记载相吻合的釉色。如黑龙江辽大康元年萧德温墓出土一件碗,釉色近似葡萄紫,是名符其实的紫定。还有些器物接近紫色,除定窑外,河北磁州窑、山西介休窑也发现有类似釉色。这些器物及标本虽然少,但作为一个釉色品种确已经出现。其呈色剂与明清两代的紫釉的呈色剂氧化锰显然不同,有可能是铁的呈色在某种气氛下偶然出现的,这还有待更多资料的发现与科学的化验分析来证明。

  文献中还记载有“定州红瓷”,至今为止尚未见到窑址标本及有关报道。有人把酱釉中少量泛红的器物归为红釉,日本学界称这种釉为柿红釉。目前北方仅见磁州窑有红釉器物及标本出现,那么宋人苏东坡与邵伯温记载的定州红瓷还有待于新资料的出现才能得以证实。

  宋金时期,定窑还烧制磁州窑系品种,如白釉褐色点彩、白地剔花、褐地剔花等,但在造型、色彩上仍有自身的特点。

  从装饰方法来看,最具代表性的为划花、刻花、印花装饰,此外有浮雕、剔花、描金等。

  五代至北宋初采用浮雕莲瓣纹较多,有宽大莲瓣、双层莲瓣、多层莲瓣,也有划花莲瓣纹,此装饰与越窑有类似风格。划花已经开始出现,但相对较少,北宋早期的划花对蝶纹洗及鸳鸯纹碗,纹饰布局、技法也仿自越窑,但不如越窑纤细自然。

  北宋中期浮雕莲瓣纹明显减少,花瓣装饰逐渐增多,盘碗洗作十瓣、八瓣花形,壶瓶腹部作六棱、八棱形。刻划花继续使用,技法渐趋成熟。

  北宋晚期刻划花装饰已达到十分纯熟的程度。萱草纹线条流畅自如,水塘游鱼、莲塘游鸭简练而生动传神。这一时期还出现器里外均饰刻划花的器物。与汝窑、钧窑、耀州窑一样,这一时期定窑也为宫廷烧造御用瓷器,有刻划龙凤纹大盘及弦纹三足炉等陈设用瓷。龙凤纹刻划矫健有力,印花龙凤纹饰布局严谨细腻。印花除龙凤纹以外,其他花卉题材已大量出现,纹饰布局讲求对称,纹饰细密清晰,技法熟练,看不出从简到繁的发展过程。

  金代刻划花、印花装饰继续使用。刻划萱草纹比宋代草率,带有特征性的纹饰有荷花荷叶纹,分格布局纹饰比较流行,此外刻划荷花、双鱼、印花双鱼、双凤、缠枝牡丹、花卉、菊花、石榴、鹭鸶莲花等,其中有些印纹图案亦很精细。

  此时烧造磁州窑系褐色点彩盘碗及器里书写“段”、“刘”、“李”、“元”“王”、“液”等姓氏的盘碗。白釉剔花、褐釉剔花腰圆、长方枕、如意形枕有牡丹蔓草、缠枝、莲鸭、荷花荷叶、银锭纹。

  从定窑的釉色来看,唐、五代白釉多泛青色,至宋代形成了具有定窑特色的牙黄色或象牙白。北宋晚期采用覆烧方法,口沿无釉,称为“芒口”器外壁有薄层垂釉痕迹,称为“泪痕”,都是定窑器物的特征。

  从烧造方法来看,定窑依次采用正烧、挂烧、覆烧、叠烧等方法。分别在唐、五代至宋初、北宋后期、金元时期使用。时代特征明显。

  定窑瓷器铭文据不完全统计有20种之多。书写方法以刻款较多,印款仅一件,此外有红彩、墨彩书写的,其内容大多数与宫廷有关。最多见的一种是“官”字款,80年代初统计已知有定器带“官”款的有50余件,加上后来陕西、安徽、湖南等地出土器物及出土标本十余件,可见当时生产“官”字款白瓷不在少数。“新官”传世与出土器物及标本较“官”字款少,但与“官”字款器物一样,多出土于五代至北宋前期墓葬。

  其次为“尚食局”、“尚药局”款识。“尚食局”比“尚药局”款多。前者在50年代调查时发现两件,80年代调查发现25件。后者款50年代、80年代调查共发现11件。据冯先铭先生《定窑》书中所考,“宋宣和徽宗院下设尚药、尚食、尚辇、尚酝、尚舍和尚衣六局,分掌宫廷衣食住行、医疗等事。尚食局掌管膳馐之事,尚药局掌管剂诊候之事”。标本显示“尚食局”款瓷釉色白中泛黄,均为印花,饰龙纹,口沿无釉,器为盘碗。“尚药局”器物流散到瑞典—件,冯先生描述此器为碗直身,近底部内收,平底,碗壁较厚,与习见的碗形不同,口外自右向左划刻“尚药局”三字。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收藏的一件青釉盖盒,在口与盖边缘分别刻“尚药局”盒的下部与冯先生所描绘的“碗”极为相似。韩国自唐代至宋元时期模仿中国越窑、汝窑、耀州窑、龙泉窑、磁州窑、定窑瓷器,此件盒与定窑器物铭文一样,当是仿定作品,只是釉色为青釉而已。80年代发掘定窑出土的“尚食局”标本均为盒盖及盒底。由此证实瑞典收藏的“碗”实为盒的底部。

  此外传世与出土定器之中有刻“易定”铭碗。“孟”字款莲瓣纹碗、“五王府”铭碗、流散到国外有刻“食官局正七字”铭碗,印“定州公用”铭盘,刻“会稽”铭盘。较长铭文的有北宋白釉盖罐,罐身刻“至道元年四月口日弟子亏岩记”等58字。

  上述铭文都是在烧窑之前刻印上去的。还有用红彩书写“长寿酒”铭的;在器物底部用墨书写的有“太平兴国二年五月廿二日施主弟子吴成训钱叁拾足陌供养舍利二十七字,铭划花对蝶纹洗,墨书“大定八年正月初四日口口口宅置口口”。

  另一类铭文是器物入宫后,经宫廷御师后刻上去的。这类铭文有“奉华”、“德寿”、“慈福”、“聚秀”、“禁苑”,其中以“奉华”铭文较多,汝窑、钧窑器物上也有,为宫殿名称。

  定器上刻铭文的还有—种为乾隆御题—件白釉碗、一件印凤纹盘上有御题诗。分别为:“谓碗古所无,托子何从来。谓托后世器,古玉今非材。又谓碗即盂,大小异等侪。说文及方言,初无一定哉。然而内府中,四五见其佳。玉胥三代上,承碗实所谐。碗托两未离,只一留吟载。其余瓷配之,亦足供清陪。兹托子古玉,玉碗别久乘。不可无碗置,定窑选一枚。碗足托子孔,圜枘合以皆。有如离而聚,是理难穷推。五字记颠末,丰城别寄怀。乾隆庚戌春御题”钤“会心不远”、“迺充符”两方章。“古色古香雅宜人,宋定名陶器足珍。质蕴珠光堪作鉴,纹镂花鸟俱传神。擎来掌上掬明月,题向诗中证旧因。盛得朱樱千万颗,满盘琥珀为生春。孟春御题。”钤“比德”、“朗润”两方章。在乾隆御题诗中,有咏娃娃枕、娃娃、三羊洗、碗、瓶、小盂、乳槌瓶等,但有些器物如三羊洗、乳槌瓶等显然不是宋代定窑产品,当为明清仿品。

  注释

  (一)冯先铭《定窑》,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3年版。

  (二)刘世柜《定窑考古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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