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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州窖藏与宋代金银器

齐东方 

  宋代避地江左的孟元老在追念京师风物、民俗时,感叹人们生活的奢华:“凡酒店中,不问何人,止两人对坐饮酒,亦须用注碗一副,盘盏两副,果菜揲各五片,水菜碗三五只,即银近百两矣(1),“其正酒店户,见脚店三两次打酒,便敢借与三五百两银器。以至贫下人家,就店呼酒,亦用银器供送。有连夜饮者,次日取之。诸妓馆只就店呼酒而已,银器供送,亦复如是,其阔略大量,天下无之也”(2)。比起京都汴梁酒楼妓馆备有难以计数的银酒器,南宋首都杭州毫不逊色:“和乐楼、和丰楼、中和楼、春风楼……已上并官库,属户部点检所,每库设官妓数十人,各有金银酒器千两,以供饮客之用。(3)现实生活中如此,人们死后随葬金银器之风也盛,宋代窖藏、墓葬出土金银器的数量居历朝之冠应非偶然,既说明宋人生活的奢华排场,也反映出金银产量的大增和金银器物制造的发达。

  如果与唐代金银器相比,宋代金银器向两个相反的方向发展:一是更加华丽、精细,一是趋于素朴、简洁。前者传承、发展了前代的工艺,后者则源于器物的商品化。两者都反映出金银器不再由皇室、贵族独享,已经进入富庶人家,产品适应了社会不同阶层的需求。宋代金银器可概括为五个的特征:

  1.地方及私人作坊成为生产的主流。产品逐渐出现地区差别,南方发现的较多。

  2.器物一改唐代的雍容华贵、气势奔放的作风,造型和纹样趋于柔和含蓄、清丽自然,很少看到外来文化的影响,更多地带有中国传统文化的韵味。

  3.金银器的商品化和民众化的倾向很浓。有些器物批量生产,形制、纹样等形成了一定的模式。

  4.银匠的社会地位提高。产品上常见工匠刻铭,虽然是商业运作的需要,也反映出工匠或作坊对自己产品的自信与自豪。

  5.专门用于观赏的艺术作品增多。不少器物以实用器的面目出现,但更注重陈设审美。

  丰富多彩的器物造型与纹样

  宋代金银器的造型足以让人眼花缭乱。极富变化的器形中,普通的盏(或称杯、碗)、碟、盘、盒、瓶各有不同的样式。如盏类器物除了圆形,还有四曲、五曲、六曲、八曲、十曲、十二曲,甚至更多的形态。彭州窖藏的菊花金碗,(4),器壁和器足为一体,做出三十二曲花瓣形,内底是突起的圆形花蕊,呈绽开的菊花状。五曲金盏的器壁由五瓣相互叠压,内底錾刻五片叶托起的五瓣花。这些器皿的造型,并非是程式化的花朵象征,不少是直接取材于自然界的梅花、菊花、葵花、莲花等,花瓣形状使器壁凸凹起伏,口沿又随花瓣高低变化,写实性很强。邵武窖藏出土的银器中(5),有梅花杯、菱花杯、菊花杯、菊花盘、梅花盘。这些杯、盘花瓣、花蕊齐备,器物整体犹如盛开的花朵。

  如果说梅、菊等花朵被用来作为器物的形体时,并没改变碗、盘等器物的基本样式,那么有些仿生的造型则是特殊的构思应用。彭州窖藏的瓜形金碗,呈五瓣,好似切开的半个瓜,顶端有外鼓的瓜脐,尾部是瓜蒂,由萼和藤蔓扭成器柄。另一件瓜棱银壶,器身完全像是一个十二瓣的瓜。还有十曲荷叶纹银盘等也是仿生造型的绝佳实例。这些器皿可以使用,却强调观赏。溧阳平桥窖藏还有摹仿带枝叶蟠桃的器物(6)。平武窖藏的梅花杯更加精彩(7),盏把犹如一枝苍老粗壮的枝干,四根较细的枝叉与梅花形器体的口沿和腹部连接,自然地融入盏体,成为盏壁上所刻梅花的枝梢,纹样与器形浑然天成、精巧别致,犹如一枝盛开的梅花。

  有的器物局部采用仿生造型。如彭州窖藏的凤鸟纹银执壶,盖是一个凤头,壶身通体两只凤鸟展翅于花丛中。还有的银执壶,器盖呈重瓣仰莲状,上立一象,作为器盖的捉手,流下部与壶身连接处饰一龙头张口露齿,作含流于口内状。龙纹夹层银杯的外壁饰两条突起的龙,一条横爬于杯腹,一条两爪攀在杯沿,头伸向口内。这种极力突出的动物装饰,又具有使用功能。

  由于过分追求美观,有些器物减弱了其实用性。如彭州窖藏的荷叶龟纹银杯,器壁光素,内底饰二十六曲荷叶,中心有爬行状的乌龟一只。还有花口银盘,不仅内底凸起,器壁的花瓣也重叠起伏。这类器物突出俯视时的装饰效果,然而无论是花蕊或动物都使器物失去了光滑,使用起来并不方便。然而仿生造型或以动物为装饰的器物华丽精致,极具观赏价值,在宋代十分流行。

  唐代少见的多角、多棱器物在宋代也增多,邵武窖藏、衢州史绳祖墓(8)、彭州窖藏都有出土,应是宋代开始流行、富有特色的造型。而梅瓶、玉壶春瓶则是新兴的器类,彭州窖藏就有梅瓶10件。乐安窖藏中有玉壶春瓶2件(9)。其优美的造型,具有很强的观赏性,从宋代墓葬壁画可知除了实用,也用于陈设。

  宋代金银器的装饰纹样不仅更为丰富,写实纹样也逐渐兴起。乐安窖藏出土的22件银匙上所饰花纹各不相同,有牡丹、菊花、荷花、桂花、梅花、桃花等,还有家禽、家畜和野兔。溧阳窖藏的9件银碟,底部分别錾刻牡丹、樱桃、绣球、秋葵、梅竹、栀子、山茶、芙蓉、束莲等纹饰。纹样并非是图案式的象征性表现,花卉的种类十分明确,如实刻画。即便有些花卉不知道其名称,但花、叶均不相同,显然各有所指。宋代金银器纹样上的写实性,是对晚唐以来纹样的新突破,使以往传统纹样的概念化、图案式的风格得到极大的改变。许多纹样精工细作的风格,尤似南宋画院的工笔画。

  纹样的写实,不仅源于对事物观察的仔细,更重要的是折射出人们观念的变化。富庶的生活产生出了新的向往和追求,希望通过形式象征来加以寄托。双凤、对鸟、狮子戏球、牡丹、童子戏球、如意、瑞果、双鱼等纹样,充满了祥和的气息,有些花鸟虫兽组合更直接与福、禄、寿、禧等观念相联系。一些传统的非写实纹样,也有了新的含义,如前代出现的云朵纹,被明确赋予了“如意”的象征,在宋代更为兴盛。写实性的纹样及其特定的富贵吉祥等意义,不仅是宋代纹样的明显特征,也是中国民俗艺术史上的新现象,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新工艺与仿古作品

  金银器制作中的铸造、镂空、切削、焊接、錾刻、锤揲等技术早在唐代已经成熟,宋代的进步在于几乎将这些技术发挥到了极致。而就时代特色而言,锤揲技法表现的高浮雕效果的器物较多;纹样与器形结合构造出奇巧的器类;器皿中出现夹层工艺;仿古或复古风格的器物流行。

  金银的质地相对柔软,锤揲工艺可以使器物造型富于变化,这一技法在宋代获得更为巧妙地利用。郭知章墓的金带侉上装饰的缠枝花果如同高浮雕一样凸起(10)。溧阳窖藏的瑞果银盘、狮子戏球纹银盘更加夸张,盘中的狮子、瑞果竟高于盘沿,超过了盘体的高度。高浮雕效果的纹样极大地发挥了金银材质的延展性。

  锤揲技法在用于器物的造型时,还有极具特色的重瓣垒叠方法。重瓣垒叠是以花瓣层层排列或叠压,既表现纹样,又形成器物的形态。彭州窖藏的莲花形银碗,就是由四层四十个仰瓣向上错位叠压组成器体。重瓣垒叠的器物的足、腹经常采用同样花瓣,强调整体感。有时还与其他工艺结合,如彭州窑藏的葵形银盏,器壁由六个花瓣横向叠压,内底錾刻六尖瓣花,花蕊在高凸中空的圆柱之上,焊接在器物的底部。过度或刻意的装饰追求,使器物如同雕塑,令人产生是花朵而不是实用性器物的错觉。有些器物在工艺上虽然沿袭着传统,艺术效果却是新颖的,例如将纹样融为器物造型在前代甚为罕见,而宋代平武窖藏那种造型奇巧的五曲梅花盏,纹样与器形自然地融为一体,与其说是实用器具,不如说是件艺术品。宋代在金银器制作工艺上的新创造是双层即夹层工艺的出现。溧阳窖藏中的乳钉纹鎏金银盏、双兽耳乳钉纹鎏金银盏,邵武窖藏中的鎏金八棱体碗,史绳祖墓的八卦纹银杯,彭州窖藏中的龙纹银杯等都是有内外壁的双层器物。夹层器物的双层器壁之间是空的,并未粘合在一起,可以清楚观察到器物内壁加了夹层后,在口沿向外翻折的做法。双层工艺的出现也许与金银器的商品化有关,因为商品化要求产品制作时节省原料、便于加工,因此胎体轻薄成为宋代金银器物总的趋势甚至习惯。但在适应社会不同阶层的需求时,有些器物要制作得更加华丽、精美,双层工艺可以在通常较薄的器物基础上再加一层,使精美器物的制作变得简明容易。因为器壁较厚的话,难以锤揲出复杂的浮雕类纹样,而如果先用较薄的胎体使形态和纹样成型,再用一层衬托,不仅增加了器物的牢固,不易变形,又使内壁光滑易于使用,加工制作也比较容易。这样轻薄与厚重、简易与精美的矛盾就得到完满的解决,制作的器物又有端庄沉稳的审美效果。

  在宋代金银器的总体风尚中,仿古器物或复古风格器物的出现是又一重要现象。仿古作品通常是模仿先秦时期青铜礼器,这和社会上的复古思潮有关,因此不独出现在金银器上,瓷器、铜器中也很流行。溧阳窖藏的乳钉纹鎏金银盏,造型有似商周时期青铜器中的簋,外腹以细云纹为地,饰二十颗凸起的乳钉,显然在追求青铜礼器意味。绵阳黄家巷窖藏出土的银鼎,颈部、耳部饰雷纹,腹下部饰蕉口十纹,古色古香(11)。很多器物上的云纹、雷纹、回纹、饕餮纹、夔纹、蝉纹等原本是先秦青铜礼器的纹样的特色,秦汉后已消失,宋代又重新出现。虽然这些古式纹样都有一些不同程度的变形、改造,但仍不失古意。彭州窖藏的龙纹银杯口沿下饰先秦青铜器上常见的雷纹一周,腹中部满饰云纹,而爬附在上面的双龙,又充满了时代的新意。象钮莲盖溜肩银执壶及配套的温碗,无论是云纹、雷纹、垂叶纹等都蕴含着一种古制的遗风,十分雅致。复古风格的追求没有作伪的动机,也并非惟妙惟肖,极少照搬三代礼器原型,力求意趣的相似,这是整个社会风尚影响下的一种普遍做法。

  工匠、作坊刻铭与金银器的商品化

  金银器一旦成为商品流通干民间,必然引起器物群体风格的变化,这一转变从晚唐开始到宋代完成。但是作为质地珍贵的金银器,其商品化的印记与陶瓷等器物不同,明显的标志就是刻铭的大量出现。彭州窖藏近350件器物中,可辨器形的有343件,其中有铭记的250多件,约占70%,共有铭记480款。刻铭文字内容有制造地点、店铺字号、工匠名字、所有者名字,还有器物名款、重量和质地成色的说明等。其中店铺字号、工匠名字多达几十种。如瓜棱壶足外壁和器底铭刻“吉庆号”,一件杯状茶托足外壁刻铭“德号”,钗的铭文有“张十二郎记”、“何口三郎记”。邵武窖藏器物铭印有“尹一郎”、“吴七郎造”、“李四郎”、“朱十二郎”、“口千一郎”、“张十郎”、“张六郎造”等。这些名号表明它们来自民间作坊,有时一个窑藏或墓葬出土银器上所见的制造者名款达十余种之多,可以想见金银器作坊的数量和生产规模颇为可观。德阳窖藏的器物上还有将纪年、产地和店家同刻在一件器物上的,如一件银茶托在圈足一侧刻“己酉德阳”,另一侧刻“周家造”,互相对称。素面银瓶底刻三行文字:左边为“南阳”,中间为“周家十分煎银”,右边为“勤号”。一件菱花形杯圈足刻“周家十分”,一面刻“北仁兴号”。这些题记或许有的是标明制作作坊,有的是标明销售店家。永嘉窖藏的50件银饰,有刻铭“蔡景温铺”、“兴贤吴铺”、“京溪供铺记”、“京溪供铺工夫”、“冯匠仕工夫”、“任七秀才造”等‘’”,如果不是贵族家庭从各处购得或定做的物品,就是店铺出售的来自不同工匠、作坊的产品。

  有些器物上所刻的姓氏,应该表示的是所有者。彭州窖藏的长颈瓶底部刻“陇西郡董宅”,如意纹银梅瓶口部刻“董”字,直口壶底部刻两个“董”字,撇口壶底部刻“董宅”,说明整批器物可能是董氏家藏。还有些刻铭还反映出某些器物可能是定做的物品。德阳窖藏银器一件银茶托口边刻“癸巳南宅号口”,托边刻“马氏妆奁”及“沈宅”。另一件银茶托的边上刻“沈氏行妆”、“沈宅”。彭州窖藏的菱花口盏足外壁刻铭“史氏妆奁”。这些盏、杯、茶托类器皿虽然也可能用于梳妆,但更可能是作为嫁妆而定做的一般器皿。

  更为重要的是宋代金银器刻铭中出现宣传、广告类的语言,表示出店铺及工匠对产品的质量和技术充满自信。彭州窖藏的钗上有“王家十分”、“汪家造十分”、龟伏荷叶盏足外壁刻铭“张家十分”,凤鸟纹梅瓶底部刻铭“周家十分”,圆口盘腹外壁刻铭“陈家十分”等。德阳窖藏一件银杯圈足外刻“周家打造十分银”。溧阳窖藏出土的银铤上有“真花银”、“京销银”等字样,显然是宣传自己的作坊和产品质量,表示制造者对客户的承诺和自己信誉的保证。商业的发展必然会产生竞争,保证质量才会吸引到客源,这些刻铭字数虽不多,却反映了经商和从事手工业的群体增多,私营作坊和个体工匠发展的成熟,与唐代相比发生了生产结构上的变化。工匠的地位也大大提高,甚至有金银匠“因锻银得见真宗”的事例,还有出身于银行的李颜邦最后成为宰相(13)。

  商品化生产追求多快好省,制作中尽量用最少的原料、最短的工时,获取最大利润,使宋代金银器总体—卜呈粗糙、轻薄的特征。生产制作上的模式化批量生产的方式也使器物大量重复。乐安窖藏中出土双鱼盘38件、杯20件、匙22件、箸23双,同类器物的造型纹样几乎相同,制造过程似乎是流水作业。溧阳窖藏的9件银碟,绵阳黄家巷窖藏的7件银盘,绵阳魏城窖藏的5件银盘,邵武窖藏的8件菱花形碗,形制、大小也部分别相同。甚至有些器物产地和店铺不同,形制、纹样却遵循着同样的模式。如南宋黄异墓,’”、六安墓及稍晚些的元代张士诚墓””出土的梳妆用银器基本相同。此外,宋代出土于各地的小口银瓶、银霞帔坠、银丝盒等十分相像,表明这时金银制造行业的产品已有一些固定样式,各地工匠的作品基本相同,并流行了较长的时间。

  金银器与民众生活

  传统的“金银为食器可得不死”的益寿、升仙甚至等级观念在宋代被淡化,金银器神秘的面纱被揭开后,摆脱了皇室和高级贵族近乎垄断的局面,在使用上出现了民众化和商品化的倾向,虽然并不意味着进入了寻常百姓家,却使金银器与更多的人联系在一起。金银梳妆用品的制作在宋代更加兴盛,区别于前代的特征是种类齐全、成套的妆奁用具增加,数量上更是前所未有。安徽六安县花石咀2号墓,(16)出土的银奁,里面盛装着银制的粉盒、胭脂碟、粉缸、胴脂罐、粉盂以及银蝶形饰、银狮形佩饰和金钗等。这一整套的梳妆用品,反映了梳妆的讲究及其过程的复杂,而以银质材料制作也是奢华的表现。宋代的钗、簪等不仅大量用金银制作,样式也更加丰富,永嘉窖藏出土鎏金银钗28件、鎏金银簪16件、双箍面银钏2件、麒麟形鎏金银饰1件、蝴蝶形鎏金银饰3件、花形鎏金银饰1件、银钗杆8件(17),花色品种之多令人赞叹。而金银梳妆用具经常在普通的墓葬中发现或在窖藏中大量出土,说明更为广泛的民众生活发生了变化。

  金银梳妆用品反映了人的精神面貌,而器皿类的丰富说明银器的使用渗透在生活的许多方面。乐安窖藏出土的银器主要是饮食用器,盘、碗、匙、箸的件数分别在20件以上,组合为一套大型餐饮器具,像是官宦人家待客用具。福州许峻墓出土银器有执壶和温碗、托杯、唾盂、镜盒、盆、洗、钵、盏、碟、粉盒、壶等(18)。许峻官至架阁朝请通判,前妻陈氏和继室亦出身显贵,这些银器中大约有茶酒具、食具、梳妆具和文房用具,可见达官贵族的生活十分精致。

  社会物质生活富裕的标志常常是娱乐场所增多,汴梁、杭州的大街小巷遍布着酒楼妓馆,这些场所极力营造出豪华典雅的气氛,器物的讲究也成为必然。金银为器虽可以满足人们追求排场、炫耀身份的目的,在公众场合出现则是宋代的新风新俗。宋代金银器物的造型纹样尽管总体上可概括为民间格调浓厚,但可以分出不同的类别,迎合各阶层人士的情趣需求,通俗与高雅并存。普通的银盆、盘上常见鱼藻图案,器物盛水后清波荡漾,游鱼追逐,生动逼真,属于民间喜闻乐见的内容,用以象征富裕、繁荣,还被赋予了“年年有余”的寓意。而各式梅花造型和纹样的器物,则被文人所欣赏。邵武窖藏的梅花形杯、盘,不仅造型追求五瓣梅花的效果,还要压印梅花临水、新月当空的图案,令人想到宋代“花傍水边窥缥缈,月来花上失婵娟”的诗句(19)。水、月与梅是宋代诗词中常见的咏梅范式(20),而一些器物正是直接的画面和形象。宋人对自然的观察和欣赏细腻入微,出现了诸如《梅谱》类的专著,按照梅花的品种,记述了其花形、产地、花期等各自的特征(21)。对梅花的认识和情感也力图在器物上加以表现。

  宋代诗词中那种人文意象个和斯文的气息也被作为图像装饰在器物上。邵武窖藏的八角盘上錾刻着错落有致的屋宇、亭池,花草树木穿插其间,屋内有人对镜梳妆,庭院里有人物互相礼让,再配有龙凤驾着吉祥云朵翔于天上,简直就是一幅绘画作品。邵武窖藏的银八角形杯的图案装饰则带有具体的内容,特定的情节。外壁为骑马人物的场景,内底刻有《踏莎行》词一首:“足蹑云梯,手攀仙桂,姓名高挂登科记。马前喝到状元来,金鞍玉勒成行队。宴罢琼林,醉游花市,此时方显平生至。修书速报凤楼人,这回好个风流婿。”词意与画境吻合。

  以诗情画意的场景、闲情雅致的意趣为装饰在宋代银器上比较多见。平武窖藏有两件银盘(22),一件盘上錾刻侍从簇拥着两人骑马行进,路旁的树木花草掩映着楼台亭阁,画面上方有“径转回银烛,林开散玉珂”的题字;另一件为人物漫步于园苑之内,远处假山上有一贵妇同侍女在谈话,画面上方也题有诗句。这些融诗书画为一体的装饰不见于唐代及以前的金银器上。有些内容还是可考的历史故事,如“前赤壁赋”人物风景银盘(23),精细錾刻出苏东坡《前赤壁赋》中的场景:小舟停泊在平静的水面上,苏东坡坐于舟中矮桌前,两侧各有一位同伴,桌上设有酒壶和酒盅,其中一人吹箫,另一人手持一本翻开的书,书页上刻着“前赤壁”三字。岸边怪石嶙峋,瀑布飞泻,天上有北斗七星,浮云中露出一轮明月,里面是月桂树下捣灵药的玉兔。

  宋代政治空气相对宽松,必然影响到人们的生活态度。轻松随意的作品一改唐代器物的庄严凝重,投世人所好、迎合各个阶层的口味、适应社会娱乐消费需要的作品纷纷涌现,既有文人的高雅情趣,也有民间的美好吉祥,出现了许多集鉴赏与实用于一身的佳作。

  宋代金银器数量剧增,与当时金银采矿冶炼的兴盛有关。器物形制、纹样的多样化要满足社会各阶层的需求,而商品化的生产与竞争又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尽管宋代金银器一定程度地普及到民间,其材质的珍贵仍与陶瓷等器物显示出不同的社会意义。金银器与人们的生活方式甚至政治、礼仪关系更为密切,在提供人们的实用要求之外,较多地体现了人们心理、精神上的追求;其造型与纹样展示的文化品味,在使用、观赏中,潜移默化地塑造了人的性情,甚至会起到维系、支撑社会秩序的作用。

  注释:

  (1)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三“会仙酒楼”,中华书局,1982年,127页。

  (2)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五“民俗”,中华书局,1982年,151页。

  (3)《东京梦华录四种》,周密《武林旧事》卷六“酒楼”,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441页。

  (4)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彭州市博物馆:《四川彭州宋代金银器窖藏》,科学出版社,2005年。

  (5)王振镛等:《武故县发现一批宋代银器》,《福建文博》1982年第1期。

  (6)肖梦龙等:《江苏溧阳平桥出土宋代银器窑藏》,《文物》1986年第5期。

  (7)冯安贵:《四川平武发现两处宋代窖藏》,《文物》1991年第4期。

  (8)衢州市文管会:《浙江衢州市南宋墓出土器物》,《考古》1985年第11期。

  (9)杨后礼:《江西省乐安县发现窖藏银器》,《文物资料丛刊》第8集,文物出版社,1985年。

  (10)唐昌朴等:《江西遂川发现北宋郭知章墓》,《文物资料丛刊》第6集,文物出版社,1982年。

  (11)绵阳市博物馆:《绵阳市出土宋代窖藏银器、钱币》,《四川考古报告集》,文物出版社,1998年。

  (12)金柏东等:《浙江永嘉发现宋代窖藏银器》,《文物》1984年第5期。

  (13)李攸:《宋朝事实·上德一》卷一,《宋史资料萃编第一辑》,赵铁寒主编,台北,文海出版社,1968年。《宋史》卷三五二《李颜邦传》,中华书局,1977年,11120页。

  (14)福建省博物馆:《福州南宋黄异墓》,文物出版社,1982年。

  (15)苏州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等:《苏州吴县张士诚母曹氏墓清理简报》,《考古》1965年第6期

  (16)安徽六安县文物工作组:《安徽六安县花石咀古墓清理简报》,《考古01986年第10期。

  (17)金柏东等:《浙江永嘉发现宋代窖藏银器》,《文物》1984年第5期。

  (18)福建省博物馆:《福州茶园山南宋许峻墓》,《文物》1995年第10期。

  (19)黄裳:《梅花》八绝(八首),《全宋诗》卷944,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11082页。

  (20)程杰:《梅与水、月——一个咏梅模式的发展》,《江苏社会科学》2000年第4期,112—118页。

  (21)范成大:《范成大笔记六种》,中华书局,2002年。

  (22)冯安贵:《四川平武发现两处宋代窖藏》,《文物》1991年第4期。

  (23)Chinese Porcelain and Silver in the Song Dynasty,J.J.lally&Co.Oriental Art.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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